当代文学，真正的批评尤其珍贵

近日，青年批评家、诗人张定浩的两本文论随笔集《批评的准备及其他》《爱欲与哀矜（增订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它们一部涉及国内近年文学现场备受热议的二十余位作家及其作品，一部主要望向西方文学写作。9月17日，张定浩携两本新书与作家赵松、祝羽捷做客上海上生新所茑屋书店，畅谈当代的阅读与写作，批评与反思。



在青年批评家里，张定浩注重事物名与实之间的契合，所以很多时候他的批评直接而犀利。按赵松的话说，被评论的作家很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文字。对此，张定浩直言自己的写作里没有憎恨，但他认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恨”——更多的，是一种“遗憾”。“一个作家如果写得不好，作为文学批评的写作者是要对此表示遗憾而不是憎恨的。所以我的一些批评针对的不是作家本身写作上的糟糕，而是作家名声和作品之间的名不副实。”

他在《批评的准备及其他》的扉页上引用尼采的话：“苏格拉底认为，假想一个人具有一种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接近疯狂的行为。这样一种假想显然比与之相反的对一项绝对恶性的疯狂迷恋还要危险。因为对绝对恶性的疯狂迷恋还有治愈办法，而前者则会让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一天天变坏，也就一天天不公正。”

“在伪善和绝对的恶之间，我觉得更加要警惕前者。”张定浩说。



谈当代文学，真正的批评尤其珍贵

“我很早就看过定浩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这是一个真正对文学有思考的人。”赵松说，在当代阅读的语境里，批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当代文本未经时间的淘洗，人们很难拉开一段距离进行阅读和评价。当然，网上的批评是容易的，看不顺眼就打一星。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批评变得尤其珍贵。

他进一步阐释道，真正的批评并不在于个人的好恶，而在于它针对文本，以及作家创作时的能量和状态，包括作家是不是还在更新，他的技巧、理念是不是陈旧老化了，他对世界的理解是不是肤浅单一的，“这种批评，只有定浩这样的写作者，才能做到。我能从他的批评里感受到他对当代文学很尖锐的思考，它们并不轻松，每一个判断读下来都挺沉重。我相信作家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文字，但仍然会佩服他的眼光，他批评的方式，因为他能够揭示作家深层的问题，我看过之后觉得非常具有启发性。”

“换句话说，批评不应该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对于‘文学是什么’‘小说要承担什么’提供新的思维，新的可能性。这些好像听起来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我们始终需要回到一个陌生的语境里，重新去认知。”

作为一个作家，在看定浩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评论时，赵松也会有所自省——有些问题是不是同样也是他要面对的，有些策略式的叙事技巧是不是同样也是他要警惕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在这样一个人人希望受到关注的时代里，策略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人人都在找策略，求关注，看流量，这最终违背了文学的本质。人们寻找一种产品，仿造一种产品，这是当代文学面临的最大危机。”

在新的语境下，我们如何面对小说

在张定浩看来，无论阅读还是写作，还是要尽可能多地去尝试，“这个过程自然会遭遇不安，造成跟自己固有价值观的冲突，但你会发生变化。这个感觉跟爱欲的感觉是接近的，爱就是爱一个比你更好的人，这本身就是不对等的感觉。”

此次新出的《批评的准备及其他》前身是张定浩于2015年出版的首部文论集《批评的准备》，他抽换掉原书三分之一篇幅，在“批评的准备”这个主题下重新梳理了历年所写的有关当代中国文学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虽大多围绕当年出版的某部具体作品展开，但最终讲述的，是他从这些具体作品中所感受到的普遍性问题。

而《爱欲与哀矜（增订本）》源于他初版于2016年的代表作《爱欲与哀矜》 ，他在新版中增加了四万余字。从格雷厄姆·格林、爱丽丝·门罗到奥登、布罗茨基……书中所涉，基本都是他钟爱的作家与作品。



赵松发现，他和定浩在小说阅读上都很关注西方的现代作品。“1980年代我们突然看到了西方的现代主义以来的各种潮流，于是引发了文学的先锋意识，但我们的先锋和西方的是有时间差的，这导致我们的先锋文学和西方的不在一个状态里，但又受了西方现代文学语境巨大的影响。”赵松提及，到了1980年代后期，欧美文学都呈现出一种“退潮”的状态，出来的文学作品更多以题材（如移民）见长，而不再追求创新，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退潮”是从1990年代末开始，“在这种 ‘退潮’的状态下，‘讲故事’变成了普遍的文学价值观，大家都在讲故事，少有人坚持去写需要费神琢磨才能懂的文本。”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如何面对小说？在这两本书里，定浩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以此重新审视当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状态。他的思考不是割裂的，是始终贯通在一起的。”赵松称，两本书从最初到现在虽有十几年的跨度，但没有一篇让人感觉是“旧文章”，“证明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当下的文学问题，这是这两本书最大的价值。”

边写边读，一直激发人重新开始

这场分享会名为“边写边读”，它借用了法国作家朱利安·格拉克的文论随笔集名（《边读边写》），并把“读”和“写”的位置颠倒了一下。

“我和小说家不太一样，写作跟阅读的关系似乎是有点颠倒的。一方面，好书太多了，时间又有限，有些作品如果不去写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读它；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作品，如果我不去写文章的话，就会读得很浅。”张定浩透露，他最近在写波兰科幻作家莱姆的文章。尽管这两年莱姆的作品他都陆陆续续地看过，但等到自己真要写文章的时候，又发现“和没看过一样”，还得一本本重看，做笔记。与此同时，他不仅要看莱姆的作品，还要看和他思想相关的其他著作，比如他的小说和文章涉及很多技术哲学和控制论的东西，那么这方面的著作也要去研究一下，还有莱姆相对比较认可的也是和当代科学走得比较近的经典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也要找来翻翻。这整个的写作状态，就像做课题一样，不停地给自己开参考书目。

“但这样的过程，我会觉得是对我有帮助的。”张定浩说，很多读过的和没有读过的书，它们会因为一次新的写作重新聚焦在一起，“你能写成什么样不知道，写作变成了一个行动，变成了不可预见的偶然的行动。”

他还透露，有时候他因为写一篇文章，一定要看某本书，不买到那本书感觉就写不下去，但是很可能真的买回来之后，拆都没有拆，那篇文章就自然写下去了，“这样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过程，让写作成为一个行动，不仅仅是一个已有想法的表达。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是学者，只是一个写作者。我很难做到每次看过一本书写一个概括提要，然后就形成固定记忆。我读完一本书会很快忘记它，然后需要的时候就只好再看一遍，重新做笔记，这样一直反复，一直重新开始。但也许好书就是如此，可以一直激发你重新开始。”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