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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然的这部小说是一部面对中国自身的历史,直面当代青年的思想观念,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观、现实感和未来观的一个文本。她对于当代青年的书写文化和阅读文化而言,是一个新的标杆和挑战。 张悦然长篇小说《茧》研讨会日前在中国作协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很多年以后我们回头看,可能会发现过去的2016年,中国文学正在经历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文学、小说的想象域正在发生重要的调整,而《茧》是在这期间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有指标意义的作品。 李敬泽:张悦然《茧》是文学调整期有指标意义的作品 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主办,《茧》是由80后青年作家张悦然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出版以来在读者和评论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一个现象级作品。李敬泽、胡平、张柠、梁鸿、张莉、杨庆祥等著名评论家均出席了研讨会。 李敬泽说,《茧》是2016年的一部很重要、很突出的作品。“2016也许我们过一段时间再看,还是有一些蛮重要的迹象,诸如悦然、路内、葛亮等等这样一批作家在文学阅读中,可以说站到了一线的位置。说起来也不是多大的事,但是放在中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放在80年代以后这样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来看,我们确实正在经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代际更替,一般意义上的代际更替终究会发生的,除此之外,我相信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这个时代我们对于文学、对于小说的想象域,可能正在发生很重要的调整。像这些作品,包括悦然的《茧》,应该说是正在这个调整期中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有指标意义的作品。” 一代人的自我破茧 作为张悦然的长期读者,评论家张莉指出《茧》是其创作过程中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如果我们能够把她一路的创作放在一起看的话,就能够感受到张悦然在《茧》中发生的巨大转变,也就能够理解这位小说家怎样自我设限、自我突破的。”她认为这部小说可以看作一代人的自我破茧,重建了新一代青年历史与自我的想象,“现在我们渴望轻装上阵,但是张悦然反其道,她渴望自己身上有重量、有质量、有罪感。张悦然意识到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历史就是现在的前世,爱也不仅仅是爱,爱和怨恨、亲缘、罪是放在一起的。她固然是写了历史的一个不同阶段的故事,但另外一方面,它有它的象征性和隐喻性,这也说明悦然是有思想能力和思想穿透力的作家。” 张莉指出,与以往的作家对“文革”的书写不同,张悦然是逆流而上倒着往前写,“张悦然在这部作品里面找到属于她的一个历史挖掘机,或者说写作的挖掘机,她通过这样的写作打开自我。我们知道,80后特别强调的是个人,但是这次她在作品里面把“我”和“个人”的理解力打开,我是谁?我是父亲的女儿、祖父的孙女,所以远征军故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所有这些都与这个个人有关系,这其实是她的自我破茧。另外也代表年轻一代的自我破茧。” 处理历史的方式和50后作家完全不同 张悦然早期的创作被一些人认为是青春小说,但是梁鸿认为却有其积极的一面,“在中国的生活里面,个人还是未充分发育的一个人,从来没有发育过,还不是充分发育,我们还没有个人,或者说我们的个人是没有完成的。而80后这代作家他们把个人的内心,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做了充分的呈现。但是这个个人又有问题。悦然在《茧》里面,她确实在处理个人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个人?当一个作家拿起笔写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面对的是特别漫长的隧道,历史也好,生活也罢,个人跟制度的关系,跟政治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是混沌的,没有办法分开的。在这个意义上,悦然的《茧》某种意义上是写一个扩张的自我。” 梁鸿指出,这也是这一代年轻写作者和老一辈作家对待历史完全不同的视角,“她在追溯历史、上溯历史,其实也是在历史中寻找个人的定位,至于历史到底是什么,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要,这可能是跟50后作家特别不一样的地方,50后作家写历史本身,我是被历史裹胁进去,但是年轻一代作家历史为我所用,我把历史用在我的视角之下,这是非常大的不一样。” 《茧》是一个新的标杆和新的挑战 张柠也认为《茧》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成长小说,“我们现在不大提成长小说,因为它是18世纪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的成长故事,所以必须涉及到历史,这样的话就涉及到张悦然这个小说跟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语言非常绵密,记忆非常独特,语言的流畅感非常好。” 这样的叙述让他想到了普鲁斯特对于青春年华的写法,“普鲁斯特的小说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学史的特殊节点上产生的,他要处理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人记忆,也不仅仅是说他的文学性,还有文学史的意义。他的文学史的意义在于,文学对于历史的总体性破碎之后怎么办,他要处理这个问题。他认为通过个人的记忆的整合,可以重建一种新的属于个人经验的完整性,所以历史过去本身是否真实并不重要,而是在于文本本身重构了。张悦然是有重构完整性的意义,我们任何时代当下的历史都是碎片,怎么让这个碎片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叙事链条和结构里面,这是讲故事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对于上辈历史的追溯和理解,也有评论家表示还不够深刻,部分细节可以更好,张柠有不同看法,“《茧》的历史记忆,不是像一般的历史小说那样,好像自己身在历史之中,或者假定自己从高处往下看,能够穿透现实到遥远的过去,20世纪的历史小说已经不再这样,只有大众的历史读物才那样写,好像自己在历史之中,伪造一种历史现场感。张悦然的小说不是,她对于历史的记忆非常谨慎,所以她一直在纠结要不要说这些事情,我怎么说。对历史记忆本身的严肃态度以及她的犹豫不决,都完全融合在她整个叙事过程之中。” 张悦然在《茧》分享会现场 “张悦然的这部小说是一部面对中国自身的历史,直面当代青年的思想观念,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观、现实感和未来观,同时又充分吸收了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文本。她对于当代青年的书写文化和阅读文化而言,是一个新的标杆和新的挑战。”张柠说,当然这部作品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只能靠时间去解决,而不是作家此时此刻的才能,“当你可以不考虑形式的时候,直接开始讲述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成熟了,但是那时候也是很悲哀的。” 最动人的地方不是文革,而是由此带出的生活实感 杨庆祥则指出,很多人都谈到了历史,但是这部作品的核心不仅仅在此,“张悦然最终处理的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她处理的是一个生活问题。我甚至觉得这本书是一本陪伴的书。这个小说最动人的地方、最绵密的地方不是文革,也不是钉子,而是由这里带出来的生活实感,因为历史是有变化历史是有观念的,但是生活不是,生活永远在那里,我们可以不理解历史,但是我们必须面对每天的日常生活。” 对于小说的结构和语言,评论家们也给与了好评,胡平说,“她的文字不像过去那么透明,不那么宣泄,比较沉稳、含蓄,有弦外之音了。”张莉表示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非常沉浸,“作品沉稳扎实、元气淋漓,有理解力,而且从语言的表达和文字的表述上面也能够感觉出来作者的用心,能够给人文学的和美的愉悦,它是一个有穿透力、有光泽的作品。” 历史像一道光,只有打在人的身上,才能感到光的存在 在研讨会的最后,张悦然除了表示感谢,也回应了大家对作品的一些疑问,比如有人提到小说最后部分的混乱,没有一个绝对的向心力,张悦然说,“我的一个汉学家朋友也提过类似的意见,他出于特别现实的考虑,哪怕对外国的读者和评论者来说,他们也会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有一个绝对的向心力,这个向心力可能就是文革的那个事件。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小说主要写的并不是那段历史和那个现场,后半部分的散它的意义可能在于这些孩子需要继续往前走,他们需要他们的成长,而这个成长有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是迷途,有可能是饥辘,但是很重要的是他们要往前走,这种必须往前走,这种离心的东西是需要的,这种混乱的东西是需要的。” 在张悦然的很多小说中都出现过动物的意象,在《茧》最初的写作中,也有一只狐狸,但是后来消失了,张悦然说,“狐狸的存在反映了我在写作过程中把历史特别渴望具像化的焦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历史更像是一道光,它只有打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才能感觉到光的存在,如果去掉这个人,这个光我们没有办法去言说它。所以狐狸的消失反倒使人物获得很大的自由,他们可以向他们自己应该去的方向奔跑,不再受到任何的束缚,到后来的时候他们的个人意志变得越来越强。到了小说结尾,男孩和女孩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帮助程恭做人生重大选择的,一定不是他对历史的思考,也许就是等着他吃的热腾腾的炸酱面,这就是生活的意义最伟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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