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真的有大唐不夜城吗？

长安作为都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西周时，这里叫作“丰镐”，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斗门镇一带的沣河两岸，是周文王所建丰京和周武王所建镐京的合称。

“长安”这个名字出现得则比较晚，始于汉高祖刘邦时期。刘邦击败项羽之后登基称帝，但是国都定在哪里颇费思量。战乱多年，国家一片凋敝，只有洛阳等少数几个地方还像个城市；加上洛阳曾是东周国都，还有点基础，所以刘邦初步打算定都于此。但是一名戍卒娄敬（后因刘邦赐姓改名刘敬）站出来表示反对，他认为洛阳是一个四战之地，交通便利，但不利于防御，而关中地区才是王业之地。他说：“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个建议得到了张良的大力支持。这段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关中地区四面都有天险，进可攻，退可守，地势有利于掌控战略主动权；第二，关中地区农业发达，号称“天府”（这个词首见于《战国策·秦策》，指的是当时的关中），拥有这里就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要知道，娄敬说这番话的时候，天下刚刚平定，由于战争时期的利益分配，刘邦违心分封了许多异姓诸侯，他们正虎视眈眈，刘邦还没有做到真正掌控全局。刘邦也好，娄敬也好，张良也好，他们思维的出发点仍然是军事战略，关中地区的战略优势很对他们的胃口。于是刘邦听从了娄敬的建议，正式定都关中，从此奠定了一个辉煌大帝国的基础。

历史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长安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古都之一。中国历史上最强盛且享国绵长的西汉、唐朝均定都于此不是偶然的，地理、人口、经济优势使这里成为立都的首选之地。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逐步向南方转移，加上关中地区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土地承载力下降，关中也就逐渐丧失了这种优势。

当时，对于刘邦来说有一个大难题，就是关中地区没有像样的城市可以做首都。秦都咸阳原本富丽堂皇，但是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三个月，成了巨大的瓦砾堆。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新建一座都城。这就是汉长安城。当时的工程人员在渭水以南寻找合适的地点，发现了秦代长安乡周围地势很理想，这个名字太吉利了，新建的汉王朝需要的就是长治久安，于是这个乡名就上升为一个千年帝都的名称了。汉高祖驾崩后，他的陵墓叫“长陵”，汉朝第二个皇帝汉惠帝的陵墓叫“安陵”，合起来就是“长安”，可见他们有多喜爱这个名称。

但要强调的是，汉代长安城跟隋唐长安城可不是一回事，汉代长安城在隋唐长安城的西北方向，也就是今天西安市的未央区这个范围内。未央区为何得名？就是因为有未央宫。隋文帝时，汉代长安城宫室凋敝，而且地下水污染严重。要知道，从汉高祖刘邦到隋文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将近八百年，八百年来多少人在这里生活过。大量的生活污水污染了地下水，形成了所谓“肥水”。李健超《汉唐长安城与明清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认为，“人畜粪便以及许多遗弃的含氮有机物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在雨水淋洗等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渗在一定土层部位累积下来，通过潜水溶解，并沿着潜水的流向向一定方向扩展”，导致水皆咸卤。（这里顺便说一下，隋唐长安城采取的生活污水排放模式与汉代没有本质区别，所以地下水污染在唐以后又逐渐出现。）因此隋文帝决定废掉原来的长安城，另选新址，修建新的长安城。以龙首塬为起点，向南铺开建了一座新城，就是我们所说的隋唐长安城。隋文帝曾经被封大兴郡公，所以这座新城也称“大兴城”，但人们习惯上仍然称其为“长安”。

隋唐长安城是一个比较规整的长方形，中轴线对称，严格的左右对称，棋盘状的布局，东西长9 721米，南北宽8 651.7米，周长约36公里，总面积是84.1平方公里（不包括大明宫的3.4平方公里），这些都是现代考古数据。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安古城墙为明代所建，隋唐长安城比明代的西安城要大六倍。皇帝居住的宫城位于整个城市的最北端。宫城以南是皇城，皇城是政府机构集中的地方。整个外郭城有9座城门，14条东西大街，11条南北大街，而且有110个坊，当然坊的数量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前后有变化。此外，还有都会市（唐代称“东市”）和利人市（唐代称“西市”）两个巨型的市场。

唐代的城门有专门的管理者，定时开闭，而且有“入左出右”的规定，这是唐太宗时期宰相马周规定的。《隋唐嘉话》卷中记载：“旧诸街晨昏传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马）周法也。”有的朋友可能会笑：说一句“靠右行”不就行了，入左出右不是一回事吗？以前有个笑话，说民国时期有个军阀，听说交通规则是靠右行，就问：“那左边谁走？”其实唐代这个规定中的“左”和“右”不是行人的左右，而是城门之左右。

在唐代长安城的平面图上，北面正中区域就是所谓的“宫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它的南面就是所谓的“皇城”，即政府机构所在地。除了西市、东市两个市场，剩下的棋盘状的格子就是老百姓住的地方。同时，注意比较隋文帝刚建长安城的时候，东北角并没有凸出来的一块，这是唐代贞观八年以后增建的。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把它扩建为大明宫。所以，看到古长安城平面图，无法判断到底是隋代的还是唐代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东北角有没有凸出来的一块，这是一个主要的区别。

唐代长安城的平面图整齐得像棋盘一样，白居易还写诗形容像菜畦，就是和菜地一样整齐，而且道路横平竖直：正东、正南、正西、正北。现在的西安，由于主城区就是老城区那一带，很多街道沿用的是隋唐时期旧街道的走向，因此横平竖直。做过首都的城市，一般街道都横平竖直。长安城有多少个坊？其实由于宫室设置的不同，坊的数量前后会有变化，一般在108-110个。

隋唐时期的建筑辉煌壮丽。比如说朱雀大街，按照《长安志》的记载，宽度达100步。古代是走两步相加，才叫一步。因此唐人说的一步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60厘米。100步即160米。考古实测数据是朱雀大街的平均宽度为155米，跟文献记载的基本一致。现在北京的东西长安街平均宽度为120米，朱雀大街比它还要宽，可见当年有多辉煌壮丽。顾炎武写《日知录》时，就曾经称赞他所见到的唐代旧建筑的辉煌壮丽：“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弘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各地州县城池是隋唐旧址的话，城郭必然宽敞，街道必然笔直，建筑个体宏伟。宋代以下，一代不如一代。顾炎武处在明末清初，能看到的唐代旧址比我们多很多，他非常欣赏隋唐建筑。

另外，隋唐长安城非常繁华。长安城有100万人口，是整个东方世界的中心。当时长安城里的东市、西市繁华得很，都有上万家店铺，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很多还充满了异国情调，因为丝绸之路文明非常繁盛。这里还有李白最爱的胡姬酒肆，就是有胡人女孩子当服务员的酒馆。唐代的大城市，包括长安、洛阳，还实行坊市制度，沿用北魏以来的制度，将居民区与商业区分隔。这是重农抑商的一种体现：限制商品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坊市制度还伴随着宵禁。现在到西安，能够看到大唐不夜城，非常热闹，非常繁华，这可能是中国目前最好的公共演艺广场之一了。

唐代真的有大唐不夜城吗？

话说回来，唐代真的有大唐不夜城吗？真的有，但是一年只有那么几天，就是上元节前后三天。其他时候一到傍黑，城门关闭，坊门关闭，赶紧回家，晚上金吾卫要上街巡逻。市场也是这样，有坊市制度，正午开门，日落宵禁前就得关门，大大限制了商品交易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但是每到上元节这几天，不宵禁，因此热闹得不得了。大家逮着这个自由的机会去狂欢，男女杂游。据说有的还戴着面具，就跟狂欢节一模一样。这个上元节还曾经引发唐中宗时期三千宫女大逃亡。但是这样的制度没有延续多久。为什么？因为坊市制度和宵禁有点太不近人情。人是社会性动物，交换是我们的本能。坊市制度将居民区和商业区分隔，居民区里连个针头线脑的买卖都不能进行，所有买卖都只能到东市西市去，太不人性化了。

这样的制度并没有维持太久。首先，坊市制度是只限于长安、洛阳还是全国城市普遍实行，值得怀疑。扬州等商业城市很可能就没有严格执行，扬州城内普遍设置坊可能晚至罗城修筑时。也就是说，扬州城与长安、洛阳的管理制度并不一致，市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其次，即便是在长安、洛阳，坊内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也是屡禁不止，还开辟了各种食店、逆旅、商肆，甚至砖瓦场，连坊墙也被商人破坏，以方便通行。这种破坏至唐后期已经形成燎原之势，坊市制度逐渐瓦解。除此之外，还有城外草市的兴起，这种自发形成的市场不受城郭的限制，更加自由。

到了五代，坊市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北宋初年想恢复旧格局，但也只是浅尝辄止。自发形成的草市围绕大都市鳞次栉比地出现，城墙不再是居民身份的限制，城郭内外居民身份等同。

既然没了限制，中国商人的“996”工作制就开始了。早在唐代，夜市就已经出现。“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王建《夜看扬州市》）“沿溜入阊门，千灯夜市喧。”（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杜荀鹤《送人游吴》）

宋太祖规定开封未到三鼓（晚上11点至凌晨1点）不得宵禁，大大延长了商业活动的时间。宋仁宗正式废除了宵禁令，此后开封等大都市相继出现早市和夜市。《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挥麈后录》卷六记载：“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春明退朝录》也说：“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则京都之制也。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唐代负责巡夜的是左右金吾卫，宋敏求的这段话是在说宋代宵禁制度的消失，也可以说宋代工商业经营的时间是自由的。

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的是曲江池和大雁塔等。

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角，原本是汉代开凿的一个人工湖，是一大片水面；到了隋文帝修建大兴城时，它作为名胜被保留下来。隋文帝比较迷信，他觉得曲江池的“曲”字不够吉利，因此给它改名叫芙蓉池。

曲江池风光秀丽，而且周边的名胜古迹非常多，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大雁塔、乐游原、青龙寺等。杜甫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描写的也是这里。在唐代的曲江池、兴庆宫这些有水的地方，到了端午节还会举行赛龙舟的活动，唐穆宗就曾经亲临现场观看赛龙舟。这里的“赛”字最早并不是“比赛”的意思，而是“酬答神恩”，就是报答神灵。所以，赛龙舟原本是古代祭祀活动中的赛神活动。“赛”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后来引申出“竞技”的意思，包括为了祭祀河神而往江里投粽子。江绍原、闻一多都写文章考证过：端午节的民俗，吃粽子也好，赛龙舟也好，原本跟屈原没有关系。屈原投水自杀后，人们同情他，才把这个民俗和他联系在一起。

还有个长安人都不想错过的盛景，那就是进士们的曲江宴饮。《国史补》记载：“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之关宴。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之为离会。”也就是说，进士们考中后，要去慈恩寺塔（大雁塔）题名，然后在曲江亭举行宴会。

本文整理摘编自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赓哲教授的新作《烧尾：于赓哲说唐才子才女》，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