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艳丨作家打造人设，是否有助文学走向大众？

近年，作家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露面，积极投身于自我形象的塑造中，除了参加读书沙龙、讲座、朗诵等与文学相关的活动，还参与录制综艺节目和直播、脱口秀等网络节目。刘震云、余华在综艺节目上妙语连珠，莫言在直播间里风趣幽默，梁晓声、麦家真挚分享人生感悟，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家正通过展现鲜明个性的形象来帮助文学走向大众。



作家形象建构的风潮最早是从青年人开始，在纸质媒体繁荣的年代，他们以照片作为呈现方式。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出版社推出了一批“70后美女作家”，将关注点引向她们时髦靓丽的外表和无所顾忌的文风。很快掌握了流行风尚的“80后”作家主动进行自我形象的建构，展现出一种叛逆、忧郁、残酷又青春的风格，迅速脱颖而出。春树身穿红肚兜亮相签售会，以离经叛道的姿态登场，背后代表着一个被命名为“另类”的新兴群体。郭敬明成为自己作品的模特，像是一个从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精致王子，散发着一种孤独的自恋气息。张悦然有着一种不符合她年龄的成熟，形象充满着华丽的戏剧感。他们个性的形象经由媒体传播，不光促进了作品销量，也成为年轻人模仿的对象。



等互联网兴起，“80后”作家开始打造自己的人设，一面凸显着某种个性姿态，一面通过情感联结把作者、人物、读者重叠为一个整体，引发共鸣。但这种人设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韩寒努力凸显着反叛者的姿态，但杨庆祥尖锐地指出韩寒不过是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满足一种即时性的发泄欲望，难以推动社会和文化进步。郭敬明最初的人设是“长不大的孩子”和“来自县城的文学青年”，激发读者的情感带入、陪伴读者成长。但当“郭敬明”成为一个耀眼的文化符号，他的人设也越来越复杂，扮演着作家里的艺人、艺人里的作家，商人里的文化人、文化人里的商人，每个角色都不纯粹，有时还会呈现一种分裂状态，对于奢靡生活的刻意呈现和盲目自大的性格使他和读者渐行渐远。

到了新媒体时代，“90后”作家将创作变为一场“事件”，在事件中凸显作家的鲜活形象。杜梨在英国获得英语现代文学和创意写作硕士,回国后就业之路却屡屡遭遇挫折，创作热情被逐渐消磨。直到有一天她得到去颐和园上班的机会，她将在颐和园工作的经历写成一篇非虚构《在颐和园，我为人民服务，人民千姿百态》，其中既悉心观察人物又坦陈自己的困惑，迅速火出了圈。



在一次图书市集上，一个只卖一本书、仅有一块展板和一只熊猫玩具的摊位引起人们注意，摊位的主人薛超伟是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他以一个人的孤独姿态售卖自己的作品《隐语》。活动结束后薛超伟将摆摊的经历写成文章《我一个社恐，摆摊卖书居然卖出300本！》，记录从第一天只卖出去9本书到周末卖出300本书的过程，也描绘他如何进行心理建设，从羞于与人交流到收获很多鼓励。这些创作之外的“事件”及围绕事件进行的再创作，分享着年轻人的喜怒哀乐。

和青年作家追求“统一感”“共鸣感”不同，上一辈作家呈现出一种和作品的反差感，打破过去严肃、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幽默睿智、接地气的一面，让读者惊呼“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原来作家可以这样”，拉近彼此距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余华，余华的作品以冷酷、暴力、渲染人生苦难为风格，而他本人则风趣幽默，玩世不恭间消解了沉重。他的视频在网络流传甚广，展现出了极强的综艺感，被称为“喜剧人”“被写作耽误的段子手”，为人们奉献了许多爆笑的名场面和梗，被戏称为“把悲伤留给读者，把快乐都留给了自己”。



总以一副严肃面孔出现的莫言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段子手”，但风格偏冷幽默，在《收获》杂志65周年庆典上，余华和莫言有一场对谈，讲述两个人共同走过的三十余年创作历程，莫言幽默地表示余华并非自己的对手，也从来没有形成威胁。这经典一幕被读者戏称为“文学史上的对决”“文坛大佬互怼”，成为热议的焦点。

年长一辈的作家有着丰厚的人生积淀，擅于扮演人生导师的角色，相较青年作家的姿态呈现，他们更侧重人生、文学经验的分享，给予读者启发。《我在岛屿读书》里作家们回顾创作之路、分享阅读经验，碰撞出精彩的火花，当他们动情地怀念起文坛老友史铁生时，场面令人动容，一部生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徐徐展开。麦家在直播间坦陈频繁退稿曾让他备受打击，但那些失败经历也不停地敲打、锤炼着他，最终造就了他能坚守、忍受失败的钢铁品质。而童年的不幸让他更早地去审视人性的明暗、在写作中真实地抵达人性。传统作家一改过去神秘、精英的形象，主动走到读者面前，分享文学之于人生的意义。



作家的人设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媒体、读者的反馈和当时的文化氛围不断进行调整。当下文学创作所以会变成事件、作家成为事件里的人物，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短视频的时代，整体性的世界被切割为一个又一个碎片，人们习惯了场景化、情绪化的表达，相应文学也变得越来越景观化、作家变得越来越角色化。

作家人设的建构也离不开读者的参与。读者除了开启共情机制，还把作家、作品里的人物、自我重叠为一个整体，锻造出新的身份认同，文学阅读也由此变成一种创造性的实践。

曾经郭敬明的读者聚集在他的官方论坛，把私人的文学阅读变成了集体性的文学生活，年轻人之间形成一种紧密的联结感，他们不光购买书籍、阅读郭敬明的日记，还和论坛里的作家、读者互动，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认可、彼此安慰。等到陈春成和《夜晚的潜水艇》出现，接受群体变成了更加个性、自我的“Z世代”，他们在陈春成身上倾注了太多的自我，同样是理科生、从事和文学毫不相关的工作，同样从大城市回到小城市，同样能对日常生活里的寻常事物展开想象，也同样不被理解。陈春成在枯燥乏味的生活里依然能产生生命的狂想，以构建一个幻想世界来抵抗现实世界，这正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用想象和创作来安顿身心、重构人生。那些在现实世界里感到不被理解的年轻人也通过作家作品得以相遇，共同寻找人生的丰富可能。



作家打造人设是否有助于文学走向大众？答案是肯定的。借助新媒体，作家不光能生动诠释创作理念、激发阅读兴趣，还改变了过去高高在上的姿态，流露出真性情的一面，让读者感到亲切。青年作家凸显的是个性和共鸣感，像朋友一样陪伴读者成长，中年以上作家则像长辈一样循循善诱，带给读者人生的启发。

但作家打造人设更多是提供让大众靠近他们的契机，不该以牺牲掉身上的独特光晕为代价，也不该把自我形象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让“文学”只是一件华丽的外衣。作家的生活还是应该紧密围绕着文学，首要任务仍是创作出优秀、打动人心的作品，过于娱乐化会导致大众很难以严肃的心态看待他们，也消解了文学的崇高性。

本文首发于2023年7月24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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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青年学者）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