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堇年：时间不多，玩了再说

作者：南方周末


（受访者提供/图）

一个人待着很容易，与他人长时间共享一片空气就难逃交际。从高中时期便开始出版作品、写到如今三十多岁仍过着类似无业生活的七堇年，面对陌生人的打听，总是感到难为情。去理发店躺着洗头，头顶那端或早或晚传来例行问询：“干嘛的呀？”她有时回答老师，有时说是销售，想到什么说什么，不能说真话，又没有事先编排好的完整回答。对方一旦追问，她便无能为力，任由流水声尴尬地哗哗流过。答不上来就不编了。

记忆里最好笑的一次，来自去玩滑翔伞时遇到的同路人，对方问你干嘛的呀？七堇年用四川话回答，“做出版的。”由于发音相似，对方接着真诚发问，“那现在最好的厨板好多钱一米哦？”

这种遭遇更加让七堇年确信，“出版或者书这种东西就是离正常人很远的事情，更不要说你是个作家，我会觉得跟别人说你在写作太奇怪了。”她秉持着隐秘间谍的态度生活在热闹的成都，上午写作，下午看书，间或去健身房锻炼，晚上回来接着看电影看书；不下厨，但要向外地朋友提下馆子建议时也说不大上来。她习惯开火烫一份青菜，再从合口味的、有限的几家里来来回回地点一份外卖。



各地徒步（受访者提供/图）

持不持家毫无所谓，“我们真的不管哦。”她更在意几十平空间外的世界。天气好的时候独自去飞滑翔伞，假期和队友一起洞穴探险、攀岩。几年前她加入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新冠疫情期间也把自己扔到了不同的横断山脉。年纪越大，动物性越加强烈地在她心里生发，对自然的向往和原始渴望，成了比情感更牢固的依恋，她笑称自己蜕化成了“兼职人类”。

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七堇年翻译过她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寄养》）写过一段话，恰好非常适合拿来形容她。“写作是个奇怪的职业，尤其在我这个年龄。她们在心里计算着我的年龄，竭力回忆我出生时发生了什么，有谁去世了。她们吃不准，但我肯定不再是个小姑娘了。我现在应该干点别的事，应该把自己拴在某个有稳定收入、有辆好车的未婚男人身上。”

写作对七堇年而言，并非从小规划的梦想，不到20岁时的作品《被窝是青春的坟墓》卖了百万册，事情就这么突然发生了。如今想来，她倒是很想拥有体育明星的人生，在攀岩馆遇到攀得不错的小孩时，会心生妒忌，继而懊恼，“我小时候都干嘛去了？9到12岁是最适合攀岩的，自重很轻，个子又合适，但凡有个这种爱好，那不得了！”

她由衷羡慕费德勒那样的人生，“退役时可能也才三十多岁，就已经完成了职业生涯的顶峰，然后你的人生其实还很长。”而作家，显然难以在这个年纪陡然收场。2023年9月，她的旅行随笔集《横断浪途》出版，此前三年没有出书，期间总得面对编辑、读者组成的社会期待。她与艺术家陈萧伊作伴行进横断山脉，一路上两人偶尔也会探讨彼此工作中隐形的出版节奏，“像她们艺术家也得每年不间断地开办个展、或是参与群展，维护一种职业在线状态。不然就会听到外界的猜疑，说这个人还在干吗？”



攀冰（受访者提供/图）

过去这种声音会让她慌，但后来她想通了，“创作真的不像织毛衣，一件一件这样织下去对吧？有的人可以，但是对我来说，我确实现在越写越慢了，修改的时间和写的时间一样多，《横断浪途》起码改了一年，反反复复找结构。”客观难度增加，主观心理上也有一番抵挡。“过了35岁了，成长性变化是蛮大的了。这种创作节奏也是社会对我的一种规训，与其说每年做一本书出来，现在更慌的是怎么趁着身体还比较好的时候能够多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生涯，其实你人越大，真的会越过越收缩。因为写作可以做一辈子，但是你想有些户外运动，甚至只是简单爬个山什么的，到六七十岁时，身体跟二三十岁完全没办法比。”她最理想的人生状态是，“前30年壮游天下，再30年读书，最后30年专心写作。”

以下是她的自述：

命运就像雨点


我踏上职业写作道路比较早，也很顺利地被很多读者知道吧，但其实就跟某种品牌效应一样，可能大家对你的印象，或者说提起这个名字能想到的还是你很多年前写的那些东西，跟青春文学标签相关，但不管是“80后”还是青春文学都变得多少不是那么纯正面意义了。

这几年想开了，觉得没什么太大不了，你也不能指望一个17岁的孩子写出《战争与和平》，对吧？倒不是说我现在写的是《战争与和平》，只是说对这个过程其实挺无奈的，标签这种东西总有滞后性，你自己在成长，读者们其实也在成长，有互相陪伴的这种感觉也就够了。

去年夏天我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计划（IWP，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一落地就有两个在那边读博的我的读者，赶来活动现场非常热情地跟我聊天，带我去当地好吃的地方。在国内遇到读者我觉得还蛮正常的，但没想到在那么远的地方（也能遇到），真的让我很感动。



洞穴探险（受访者提供/图）

我算是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出来（不知道现在新概念还有没有了），当时在我们“80后”那一辈还是挺轰动的。我参加的是第六届，高二那年（2002年），获奖后又非常幸运地加入了郭敬明的团队，赶上那种类型文学的一个浪潮期，所以一路走来都还是挺顺的。然后也挺不禁想的。到现在都快20年了吧？15年肯定是有了，挺倦怠的。

写作久了之后，完全进入一种职业状态，出书的感觉对我来说就像升了一年级再升二年级、三年级这样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可能已经找不到那种“啊，你看！你看这是我出的书！”的那种成就感。

最初真的是随意写写，晚自习别人在写作业，我在写作。这些年来也没有长时间间断过出版，一直保持着小说集、散文集穿插的节奏，《横断浪途》之前是2019年《晚风枕酒》那本，这本书主要就是给前面自己三年的一个交代。疫情三年，我觉得大家可能过得都挺不容易的，各有各的领悟吧。对我来说，最大的就是生活的正常秩序被打乱之后，你发现看起来有条不紊的东西其实蛮脆弱的，而你对此可能很无力，只能接纳无常。



由于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自然，也很喜欢旅行，加上比较怕热，每年夏天基本上都会去其他国家的国家公园，一路自驾、露营、爬山，完全是在大自然里。有时候和同伴一起，比如2017年去加拿大，大部分时间是独自一人，像是去英国、新西兰、挪威等，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去阿拉斯加。

走过了很多地方，疫情的时候，这不都去不成了嘛。好在四川省真的太大了，而且自然资源太丰富了，以前舍近求远，都没有意识到家乡的横断山脉地貌这么丰富，所以这三年反倒以一种收回的目光看看自己身边，发现原来可能你连自己身边的世界都不了解。

川西这边跟我们明明是共同的时空和文化背景，可能我跟一个贡嘎山村里的牧民孩子物理距离只有三四百公里，但是我们的生活太不一样了。我住在成都，困在城市久了之后，视野是相对狭窄的，觉得人生就只能像一条运河一样，上学、就业、成家，好像除此之外的生活都不被认可。

但其实稍微走进山里看一下，就能体会到越南那句谚语说的，“命运就像雨点一样，有的落在宫殿里，有的落在田野里。”看到那些自在的牧民或僧人，他们的生活像自然的河流一样蜿蜒着，今天该去种地就种地，该收松茸就收松茸，或是挖虫草，至于明天什么的，根本没有想那么多，生活是很多样性的——不必急着像运河奔向终点，你可能发现一片汪洋，其实是一片虚无。



可能你小时候读萨特、读存在主义，其实根本没懂，但是到了现在，我觉得算是差不多活到了开始真正思考“自由是什么、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真的能体会到这种虚无带来的拷问的时候了。

我认同生活是用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定义出来的，它本来就有很多丰富的可能性，但是好像你一旦在城市里面长久生活，会很容易把自己也给局限化，反正这是进山带给我最大的一个反哺。过去我在现实生活中多多少少显得是一个比较格格不入的人。首先我的自由职业跟很多上班族的生活可能是不一样的（和其他自由工作的朋友聚在一起，我们从不会聊社保）；再加上可能身边同龄人都已经结婚生子，这些对我来说也很遥远，那你自己在这么一个比较急躁的社会里，你经常会对自己的位置产生很多怀疑。总在想，哎呀，我接下来要干嘛呢？

有时候早上我看见路边穿着橘红色工作服的清洁工、外卖骑手、低头刷手机的上班族、背着书包睡眼朦胧地过马路的学生，这些日常场景就像一条条轨道，如此正当而坚实；相较之下，我虽不至于成了一截脱轨的车厢，至少也有逃学般的心怀不安——当一个人选择写作为生，选择自由职业，她就选了一条更窄、更难的小路。好在进山的这几年让我对这种按部就班产生了许多顿悟。

第一次去登山的时候，向导跟我说登山就是一个跟自己对话的过程，实际上你爬的时候真的是很累的，什么都没时间想，就像个走路机器人，平地走路可能背着东西都很累，更不要说海拔高的时候，一上来就很喘很累。欧洲很多高山可能才三千米，但川西这边一个理塘县城的海拔可能都四千米起，很容易产生高反。

大脑一片空白，最容易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受这个罪啊！”那个过程其实谈不上跟自己对话，而是一种时间感丧失了的心流体验，完全沉浸于当下，根本不想为什么要在这儿走，也没那么多诗意的思绪，就是想着这一步步先往前，走到今天晚上休息的地方。

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些过程带给我的体验是很丰富的。很多不用写进日记但保留在视觉性的观察里的快乐或者波折甚至是一些很狼狈的时刻，全在这个过程当中，回过头来，路上的每一个片段和瞬间带给我很丰沛的真正旅行的感受，而不是说我成功登顶了，或者说我们今天去看到了哪个景区。



前几年读韩东，他说到，“剥离了目的的人生，剩下的就是一个有所作为的过程。”我觉得反反复复进山带给我的最深体会也是过程本身的细节的乐趣。每一趟我们都不是在找一个具体的景点，或者目的地。

过往生活中那些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困惑：既然活着是无意义的，存在是虚无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自由又是一种建构而已，你该如何作出选择，发明出意义来。这种困惑不是禅宗那样，一声棒喝就能顿悟的，它本身就是一个过程，而且仅仅是一个过程，就像登山一样，为什么那么苦、那么受罪？上去又下来，图什么？

后来我知道了，不是上去是为了下来，而是下来就是为了上去，而且是一再上去。有人说“人生为一件事而来”，找到这个事，把自己投进去，就够了。登山也好，写作也好，飞滑翔伞也好，保护森林也好……意义是不存在的，但你的一生因此被好好度过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责编 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