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过愤怒的海》原著作者老晃：不只是一个复仇故事

“电影我还没看，但我看了预告片，影像呈现很惊人，氛围很有冲击力，我喜欢。”

11月25日，改编自老晃同名小说的电影《涉过愤怒的海》正式上映了。这是曹保平导演“灼心系列”的第三部，讲述了少女小娜身中17刀被害，父亲老金跨国追凶的故事。

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老晃还没来得及去电影院看这部片子，但通过网上的各种短视频与评论，他知道电影改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结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小娜死亡的从一个具体的凶手变成了一个更复杂、更富讨论空间的指向。“也许这就是小说改编的神奇之处，同样的种子，最后竟能开出不一样花来。”

在写小说之前，老晃先当了几年编剧。他是《黄金大劫案》《疯狂的外星人》《八佰》的文学策划，也是《匹夫》《新步步惊心》的联合编剧。2014、2015年，老晃开始写小说，除了《涉过愤怒的海》，还著有长篇小说《蚀骨塔》，中篇小说《鹈鹕小姐》《池中之物》《浮冰》等。2020年，收录《涉过愤怒的海》《浮冰》《鹈鹕小姐》三个中篇的小说集《涉过愤怒的海》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如今已经七刷。

此前有传言称《涉过愤怒的海》和“江歌案”有关，但事实上小说《涉过愤怒的海》写于“江歌案”之前。它最初的想法源于一起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案件：一个中国女留学生被同学谋杀，凶手潜逃回国，美国警察找不到他。当老晃第一次听到这件事，他满脑袋想的是受害人的父亲乘坐十几个小时飞机去大洋彼岸认领女儿尸体的那种痛苦。而凶手销声匿迹这个事实也引起他极大的愤怒，这种情绪驱动了小说中的父亲，让他踏上复仇之路。

“《涉过愤怒的海》表面讲的是个复仇故事，可它只是一个复仇故事吗？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涉及到了一些社会议题，很尖锐，对这个议题我并没有采取回避态度，属于时代的愤怒应该被展示出来，而不是一再被压抑、被糊弄过去，甚至是被扭曲成完全相反的东西。”

11月26日，老晃就《涉过愤怒的海》原著小说、小说与影视改编的关系、自己写剧本也写小说的经历等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独家专访。

【对话】

小说的归小说，电影的归电影

澎湃新闻：作为原著作者，你对《涉过愤怒的海》的电影改编有着怎样的评价？它超乎你的预期了吗？

老晃：电影最大的改动是核心冲突变了，从两个爹的对决变成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对决，两个爹的对决其实不是单纯爹的对决，而是阶级，那是小说的主旨，但我也理解，在当前的语境下以这个方向做电影，恐怕很难成活……电影改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结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小娜死亡的从一个具体的凶手变成了一个更复杂、更富讨论空间的指向，这是相当冒险的改编，可能会给一部分观众带来巨大心理震撼，但也可能会造成另一部分观众的困惑和失落……所以你看，也许这就是小说改编的神奇之处，同样的种子，最后竟能开出不一样花来。

澎湃新闻：你印象里国内哪些文学作品有了成功的影视化改编？

老晃：坦率地讲，很少。早些年是有的，《芙蓉镇》《活着》《霸王别姬》《鬼子来了》……那是当代文学和电影的蜜月期，有很多电光石火的时刻，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文学发生了变化，电影也是，传播的介质变了，人的想法也变了啊。我有时候也会问自己，如果写电影有足够的自由度，我会不会去写小说？至少在最初，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而且我看不到改善的迹象。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文学原著与改编影视作品的关系？

老晃：小说作为小说它已经成立，把它改成电影，它更多是为这部电影提供服务，而不是反过来。作者不该限制电影的创作，我也改编过其他作家的小说，日本很有名的作家，当时对方的限制就很多。作为一个既写剧本又写小说的创作者，我更有这个自觉，绝不会在任何层面上干预电影的创作，哪怕他们找到我，我也婉拒，不会提任何建议。简单讲，就是应该让小说的归小说，电影的归电影。

愤怒是正当的，而且有力量

澎湃新闻：《涉过愤怒的海》最初的想法来自一起中国女留学生在美国被同学谋杀的真实案件，你为此写了七稿，最终定下被杀女孩的父亲（老金）涉过大海的结局。在写小说时，你代入了老金吗？

老晃：代入主人公，我觉得是必然的。虽然我自己没有孩子，但人生的痛苦总有一些相似性。孩子遇害，正义得不到伸张，愤怒难道不应该是第一反应吗？《涉过愤怒的海》表面讲的是个复仇故事，可它只是一个复仇故事吗？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涉及到了一些社会议题，很尖锐，对这个议题我并没有采取回避态度，属于时代的愤怒应该被展示出来，而不是一再被压抑、被糊弄过去，甚至是被扭曲成完全相反的东西。

澎湃新闻：写了小说之后，你对“愤怒”这个词有了哪些新的理解？

老晃：愤怒，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只会在一种情况下使用这个词：它是正当的，而且有力量。缺一不可。我认为自己几乎所有作品里都有一种愤怒。

澎湃新闻：对于这个小说，我印象很深的除了老金的复仇，还有老金的自问。他问自己是什么时候没了女儿：不是她断气的时候，不是送她去日本的时候，而是更早——一个父亲再也没能给她安全感的时候。这一“父亲的反思”非常戳人。可否谈谈你对于当代亲子关系的观察与想法？

老晃：亲子关系就像亲密关系，平时我常常看到这种问题，比如怎么和青春期的孩子相处，怎么吸引心仪的女生这些，我自己也经常深受人际关系的困扰。亲子关系又是一个需要更多知识的分枝，我甚至不知从何说起，但既然它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处理起来还是有基本的共性，就两条：第一条是我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别人；第二条是，在第一条上你千万不要骗自己。说到底就两个词：尊重、理解。

澎湃新闻：小说《涉过愤怒的海》首次出版于2020年，如今已经七刷。当你重温这部作品，你认为它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老晃：现在重看，当初那种一鼓作气写下来的感觉还是很好的，这个故事需要这种冲动，速度感和力量感，可明显的缺陷也是它造成的，它太简单，太草率，粗线条。有读者批评它作为小说太像剧本，确实，它有这个问题，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它像剧本，而是像自我表达比较少的类型片剧本。如果是现在写，我应该会考虑把它写成长篇。

澎湃新闻：包括《涉过愤怒的海》在内，你似乎对海上故事特别着迷，这是因为你的生活经历吗？还是别的什么缘故？

老晃：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涉过愤怒的海》这本小说集里有三个中篇，除了同名的这篇，另外两篇，《浮冰》主线故事讲的是捕鲸，通篇有海，《鹈鹕小姐》故事也发生在海边，这么看来，我确实对大海很痴迷……有意思的是，我刚完成的长篇《饿兔子跳》也和大海密切相关。

但我的生活里其实没有海。我在新疆长大，两岁就到了乌鲁木齐，一直到成年，乌鲁木齐被称为“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城市”，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我对海的想象被大大激活了？但这几个故事都和海有关系确实是个巧合，就是彼时我感兴趣的那个人物、那个故事刚好发生在海边，如果说我真的对海有迷恋，那也一定是潜意识里的，我自己觉察不到。

一边写剧本，一边写小说

澎湃新闻：你是先开始写小说，还是先开始写剧本？能和我们分享下你的写作经历吗？

老晃：我是当了几年编剧之后才开始写小说的。最早我做杂志，电影杂志，每天就是如饥似渴地看片、写影评，可以说，当时看电影就是我全部的生活。写剧本是因为姜文。当时我在《新电影》写了不少影评，姜文导演看了，觉得可以聊一下，托人喊我，我就去了。当时我电影看的确实比较多，但对电影创作其实并不太懂，去了主要就是听、观察。这个过程很享受，有几个月吧，在太庙，他工作室，听一群电影人、作家聊电影，聊文学，他们都很真诚，聊得也很生动。慢慢我来了兴趣，就试着写了个剧本，竟然有人买，还拍了，是个电视电影。之后我就走上编剧这条路了，要感谢当时那些人，我至今难忘那个时候感受到的自由、平等、热情洋溢的创作氛围。

一直到2014、2015年我才开始写小说，当时我已经写了几年剧本，也有拍成电影的，但更多项目兜兜转转还是黄了，我就想，我要试试写小说，起码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然后就飞快写了两个中篇，其中一个就是《涉过愤怒的海》。这个小说被肯定，尤其是选定了我信任的导演，让我有了信心，觉得一边写剧本一边写小说就是我的最佳选择。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小说与剧本创作有哪些不同？它们对你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

老晃：小说和剧本是两个世界，可以说，从骨头到肉到皮都不一样。打个粗糙的比方，都是表达，写剧本好像我在跟一群朋友聊天，我希望热热闹闹的，大家都尽兴；写小说就像我自己一个人躺在家里沙发上想心事，然后给我一个好朋友打电话。按照现在最流行的那套人格分类法，写剧本就像对外交流，消耗我的能量，写小说是独处、储存能量的，这两种东西我都需要。

另外，剧本它有一个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我愿意写的那种电影，俗称类型片，就更在意和观众的交流。这种交流还不是附和，要真诚，要有心机和胆识，要体贴、精心营造氛围，又要和观众建立背靠背的关系，还要诱惑他们，让他们觉得好看，有乐趣，同时还要保留完整的尊严。这种剧本你不想按一定的规则来，作品就会受损，关键是最后观众的感受会受损。无论有时候你多抗拒，不理解，你都得把这个系统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才能操作。实际上就像你跟这个世界上其余的人交流和相处，无论是你不理解的人还是你爱的人，你都必须妥协自己的一些个性，同样的表达你需要精心设计最好的形式，还得确保他们最大程度收到你的善意和所要表达的内容，你付出这个努力，外部世界和陌生人，也就是观众，也会回报你很多。这个创作过程中当然有困惑，非常辛苦，但也有莫大的乐趣。

《涉过愤怒的海》之后有一些影视项目找到我，多数是犯罪故事的剧本，真实案件改编，不少题材我都很感兴趣，还一头深入进去，查资料、做功课、受震撼，但到了最后审查我绕不过去……所以，虽然写剧本、写小说我都喜欢，可接剧本我肯定是更谨慎的，因为要面对的未知更多，不可控更多，这些往往会让创作瞬间就陷入被动，有时甚至对身心都是很大的消耗。小说的话，因为是储存能量，对我更多是一个享受，它好像洗澡的时候哼歌，开会的时候在纸上乱涂乱画，对身心的疗愈效果特别好，写小说的时候，我可以尽情享受纯粹的写作、创作的快乐。光是没有甲方这一点，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吧，哈哈。我个人觉得，编剧都可以尝试写写小说，不带功利心，就只面对你自己，这对身心健康是一个很好的调整。但这真的很奢侈啊！

澎湃新闻：你觉得写小说和写剧本会相互影响吗？剧本创作经验会给你的小说创作带来哪些帮助？

老晃：写小说的时候，我会追求文字带来的视听想象，追求节奏和氛围，琢磨怎么吸引和感染读者。我很喜欢韩东老师用的一个词，“诱导”，他说作家应该是好的向导。因为阅读小说和看电影、刷短视频是完全不同的事，一个人可以被推送短视频，也会因为一些电影之外的原因走进影院，但不会顺便、被动或比较随意地就进入一本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在这个时代，不要说长篇小说，完整读一个中篇对读者都算冒险了。

写剧本积累的工作方法我也会用在写小说上，比如，我写小说是要有大纲的，很详细的大纲，详细到了变态的程度。我知道很多作家写小说是不做大纲的，从第一行顺着写下去，随性地写，也能写得很好，我不行，电影思维深深影响着我写小说的方式，我需要谋局布篇，就像造船一样，我需要图纸，需要一个坚不可摧的结构。

澎湃新闻：反过来说，剧本创作是否也可能给小说创作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如果可能，你需要如何克服这些影响？

老晃：如果没有将近十年的编剧训练，我不可能一下子就写出《涉过愤怒的海》这个小说。要说不利影响，可能也有，就是我的小说更多是情节驱动而不是人物驱动的，这导致我的小说更偏类型小说，而我一直希望我的小说能有更多的可能。我目前最感兴趣的方向依然是犯罪小说，犯罪小说用一种类型化的写法，对读者其实会比较友好。不过，我写每个小说都会有意识地尝试不同方法，包括语言风格，都不太一样，《涉过愤怒的海》这本书里三个中篇，篇篇风格不同。写小说不只是写故事，这种探索和尝试，经常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和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