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写作”不等于“底层写作”

如果评选近几年的文学关键词，“素人写作”一定榜上有名。范雨素、陈年喜、王计兵、胡安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从事着和文学毫不相关的工作，但依然坚持用文学这种古老形式书写时代发展和身边的故事，展现民间社会的众生相。

“素人写作”的优势在于能用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真实的生活细节，呈现出生命的粗粝质感和人与社会的种种关联。这种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展现出当下中国人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的诸种变化和更为复杂的中国经验。评论家项静认为“素人们”用自己的生活建造了一个丰富又复杂的文学“公共空间”，把今日社会中涉及的城乡、贫富、性别、群体间的差异和矛盾等等常见议题都囊括其间，回到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和忽略的现实世界，重建了与周围真实世界的关系。

可以说“素人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在具体接受中，也存在着将这种写作简单等同于“底层写作”的现象。

首先是“素人”的身份被单一化。“素人作家”是指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对文学充满爱好的普通人，现在却被特指为快递员、保洁、家政服务、农民、小摊贩等所谓“底层”的文学创作者，宣传时会刻意强化他们的身份并以此作为标题，如“外卖诗人”“矿工诗人”“快递作家”“菜场作家”等，前面是一个基层劳动职业，后面是高雅的创作者，两者拼贴在一起让人不免产生好奇：他们如何一面扛起生活的重负，一面又能描绘精神画卷？

其次是对于他们创作内容的选择性呈现。主要突出他们换了19份工作、被困在计时系统里、被雇主刁难、亲人遭遇不幸的经历，使读者认为他们只是描摹苦难。一旦他们展开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反而不被接受，范雨素凭借《我不是范雨素》被认识，但她第一部作品《久别重逢》里很多情节充满了魔幻色彩，中间还夹杂了虫洞、量子纠缠、光子、四维空间等物理知识，这部用想象力编织出来的作品使她从现实世界里的“打工人”变成了文学世界里的“创世者”，可读者反应并不那么热烈，他们想看到的仍是一个育儿嫂对于中高收入家庭的“窥视”。

为什么会出现将“素人写作”等同于“底层写作”这种现象？这涉及了新媒体时代文学生产、传播方式的转变。“素人写作”向大众扩散时经历了两层中介：一层是非虚构写作平台，另一层是自媒体平台。

素人作家的作品多以非虚构的形式发表在网络平台，如“谷雨故事”“人间the Livings”“正午故事”“真实故事计划”“澎湃·镜相”等，这些平台的读者其实是中高收入群体、知识青年，他们注重作品的现实性、可感受性，同时也要求具有一定批判性、可讨论性。这就使得编辑会按照读者的阅读期待对作品进行修改，强化冲突。在“素人写作”成功后，甚至有出版机构专门开发出了“素人写作”产品线，变成可供复制的套路。

“素人写作”之所以出圈，还因为自媒体的大量传播，他们基层劳动者的身份具有丰富的言说性，常见的切入角度有：他们在繁忙劳动下坚持写作、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种种不公、他们在低微工作里保持着高贵人格。几乎每篇文章里都配有他们身穿工作服、身处嘈杂环境的照片，他们的写作是在刻意凸显的冲突感中被赋予意义。自媒体时代，炒作群体身份标签和贫富差距都成为流量密码，有着数不清的基层工作者用视频记录日常生活，也有人把“素人写作”当作是其文字版。

当人们把“素人写作”等同于“底层写作”时，就会不自觉地淡化了对于文学性的要求，不以文学的标准衡量他们。但事实上这些创作者对于文学的热爱要远胜于常人，胡安焉2009年开始创作，熟读卡佛、塞林格、耶茨等作家作品并加以模仿，还在充满先锋、实验精神的黑蓝网站担任版主、参与网刊的编辑。王计兵在出书之前已经有了二十几年的创作经历，创作了四千多首诗歌并拿过诗歌奖。范雨素六七岁就开始喜欢文学，专门看文学刊物，对纯文学作家如数家珍，后来又加入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接受专业性的指导。陈年喜有着丰富的阅读谱系，认为马尔克斯、路遥、史铁生、刘震云都是对他影响较大的作家。这些“素人作家”具有远高于普通人的文学素养和创作积累，并且更加熟悉纯文学的叙述方式，作品所以能打动人心，除了粗粝的生活质感和细腻真切的情感，也源于锻造了一种特殊的文学风格，如淡豹对范雨素的点评“带着冷峻的幽默和理解力，写人物的可笑可叹，周围人的关怀与无奈，描述聪明机警，有讽刺性，语言风格强烈，有很大的距离感和同情心……语言中有很多的反讽杂义，有流畅轻盈的幽默感”，但常见对于他们身份、创作内容的关注，却少见对于文体风格的讨论。

把“素人”等同于“底层”时也造成了对另外一群人的遮蔽。我国拥有巨大的文学人口，很多优秀的创作者缺乏被发掘的渠道，他们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日复一日地练习创作、踊跃投稿，但因为身份是退休工人、技术人员、公务人员，就错过了这一波热潮，依然不被看见。

当差异化身份成为一种被看见的途径时，也有不少创作者涌向“底层”，或拿着手机拍摄日结工的生活或成为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这种对他人生活的体验固然值得鼓励，但是否真能感受到平凡劳动者的情感结构，还是靠身份的骤然反转引起关注，值得怀疑。

面对这种现象，写作者们反而保持了清醒的认知，胡安焉在一次发言中指出，“底层”是对于他们身份属性的划分，但他从事的不是“底层写作”，也没有采用一种“底层视角”去写作，更没有刻意代言某个群体，每一个写作者最后都只能代表自己。但是自己要足够深入到自己的个体性中、人和人之间、整个社会所有成员之间，因为很多感受都是共通的，“送快递的经历并不直接影响我的写作内容，而是对我个人的塑造，这些经历让我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我怎么看待、感知生活，理解这个社会，这种塑造先发生在我的身上，再通过语言体现出来，而不是直接将职业经历作为写作的素材。”

“素人写作”与“底层写作”的不同在于虽然都是关注基层劳动者，涉及他们所遇到的欠薪、工伤、不公正等社会问题，但后者会以极端化的处理方式或者极端宣泄的情感来面对，而前者则采用了一种精神抗争的方式，这种精神一是坚韧、不服输的精神，二是冷静、幽默、消解的精神。胡安焉在遭遇了诸多困难后，反而更加确信“做自己喜欢和擅长事情，比如写作”，在这里文学强大的支撑力量被凸显出来，不光赋予人们心灵的深度滋养，更维系着珍贵的尊严、拥有战胜现实的勇气。

“素人写作”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是因为读者厌倦了那些精致且套路化的纯文学，也不满足于娱乐消遣的网络文学。“素人写作”以书写平凡个体的经历折射出时代的斑驳景象和复杂的中国经验，呈现出读者习以为常却又陌生化的经验，激发了人们重新观察生活的欲望，也重建了文学的公共性、人民性与实践性。

来源：文汇报　|　霍艳（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