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一个人要获得生活的真知，或许不会选择小说了

近二十年来，格非以四年一本的速度出版长篇小说。他视写作为思考的延伸，认为从18-19世纪发展起来的写实主义文学，其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今天的个人经验已经高度同质化。（受访者供图）

年近六旬，作家格非依旧保持手艺人时代的工作习惯，拒绝使用电脑写作。他不会五笔打字，智能拼音输入法，一个字后面总跳出最常用的搭配，他警惕现成的词汇，认为一个普通的、被用烂了的词，难以准确达意，系统在这时反成累赘。手写则不然，“字句在脑子里，随时可以写出来，不会中断。”另一重原因在于，坐在电脑前写作，他没办法抽烟。

格非每天花费六小时写作，从上午9点写到下午3点。前三个小时常常是为了将头脑写热。“写作需要一定的时间长度，还没有预热就停止了，写什么都感觉不对，”他说，预热阶段，哪怕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也不慌张，“都在脑子里，最后两个小时可以很从容地写出来”。

讲话时，格非习惯将头微昂，偏向一侧，言语常常充溢笃定。2024年2月底，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午后，他的思维随着指间的烟一道燃烧。烟雾里，缭绕的是弗洛伊德、里尔克、卢卡奇。遇上关于个人经验的提问，他滔滔不绝讲起托尔斯泰、卡夫卡、乔伊斯，对前辈作家的讲述终了，答案的轮廓也自动浮现。他曾说，自己是一个羞于谈论个人经验的作家。

最近二十年，格非堪称勤奋，以平均四年一本的速度出版长篇小说。格非的小说以呈现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而为人熟知，他热衷在小说中带入哲学脉络，发表阐释。文学批评家丁帆曾撰文称：“作为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作者，他不希望让自己的小说平庸地‘活着’，他想打通文学与哲学的通道，让小说漫步在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家小路’上。”

格非成名于1980年代，和余华、马原、苏童、洪峰并称“先锋五虎将”，早期创作追求小说的形式实验，内容偏重抽象的精神问题。如今回看文学热闹而喧嚣1980年代，格非却觉得“混乱又无聊”“烦恼又烦躁”。

那时，写作者的口号是“不写作就跳楼”，格非和写作之间一度形成紧张关系。当时他留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大量的空余时间被扔在写作上。他坦承，那时性格急躁，总想着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中短篇，或者把长篇小说的一部分写出来。一天要工作十个小时，“没日没夜的”。

“莫言跟我说他写一个长篇就十几天的时间，拿着几条烟，几包方便面，待在地下室不出来。”格非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我年轻的时候身体也很好，后来慢慢地就糟蹋坏了。”

写作一度成为重负。他曾和余华交换感受：写完最后一个字后，如果感受还不错，可以把一个重负从肩上卸下来。

如今，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和写作建立了“正常的关系”。“在高校里当老师，空余时间相对多一些，这样你会让自己处在一个开放式的时间长度里，不用太为时间操心。”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你知道后面有无穷的时间可以用的时候，你的心态平静。觉得问题可以慢慢想，一个小时想不清楚就想两个小时，后面还有五六个小时，这个时间都是可以为你所用的。”

采访间隙，一个骚扰电话打断了格非对1980年代的回忆。草草应付完电话那头的推销，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打趣：“银行有开门红政策，我这样的人能给银行提供什么呢？”

“他一生都在劳作，来不及恐惧”


在长江边上的一个村子里，格非度过了少年时代。格非十多岁时，村里才通上电、修上公路。上小学，老师开着手扶拖拉机，带他们去几十公里外的铁道旁，看火车驶过，听到汽笛声时，混在一群孩子中的格非激动得直打哆嗦。

1981年，17岁的格非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翻开他城市生活史的第一页。在1980年代的华师大，人们“羞于谈论常识”，读书时，“我们去跟别人讨论《浮士德》《伊利亚特》和《神曲》，对方露出鄙夷的神色是十分自然的。”格非在旧文中回忆。

很长一段时间，乡村出身令格非感觉自卑。“以前，如果有人骂我乡巴佬，我一定会被激怒。”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他没有避讳，“我希望通过知识积累，通过学习，变成城市人。”如今，他接纳、珍视身上的农民特质，认为那是乡村文明代代承袭的印痕。他认识的台湾学者吕正惠，和人交往有一个奇怪的标准——祖上是不是农民，若不是，往往就缺乏亲近感。“我没到他这个地步，但我身上农民性的一面我不避讳，（对它）有最基础的情感。”格非说。

虽然被视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格非常说，“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他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不识字，但有些问题思考得远比他深入。有一次他买了新房，和母亲坐在天井里聊天，母亲忽然问：两百年以后，这个房子是谁住呢？格非的脑子嗡一下炸了。

“对于时间，一个农民有她的思考。”格非觉得，母亲的意思是警告他，不要得意，不要夸夸其谈，房子好不好都是人住的，两百年以后没法想象这个房子在谁手里。

这一点上，他相信托尔斯泰的看法。托尔斯泰认为劳苦大众不受无聊和文化的控制。穷人从来不无聊，每天养活一大家子，劳动到晚上，倒头就睡，没有那么多空虚感和人生困惑。因此，托尔斯泰对穷人充满了尊敬。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生活比我们更符合道德。因为一生都在劳作，养活家人和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的意义，甚至来不及恐惧，就算恐惧来了，也得扛住。”格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对这个东西很有感触。”

2016年，《望春风》出版后，格非陷入了忧虑。当时的写作缘起于故土的消逝，老家被拆成瓦砾和废墟，让他有强烈的冲动，记录故土的人事，“我从小生活的乡村早已拆迁。我的乡愁仅存在于追忆之中。”

在新作《登春台》里，格非写了身处四个时空里的人，从60后一直写到90后，他们都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90后女孩沈辛夷，带着原生家庭的创痛进入城市求学；更年长一些的窦宝庆，从甘肃小镇漂泊到北京当司机；北京小羊坊村的陈克明，见证了城市不断向远郊侵蚀、投机者能大赚一笔的年代；60后周振遐在长江北岸的村庄长大，接手了老友创办的物联网公司，收获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后，内心却充斥迷茫与苦闷，终日围绕着院子里的花园，莳花弄草。

借助命运的偶然性，格非把他们联系起来。

尽管已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小说里的周振遐常常透露出虚无，格非用大量笔墨写下周振遐在花园里的独处。当代社会无处不在的喧嚣和紧密联系，“某种程度上损毁了我们的生存本身，周振遐退向自己，这不是一种倒退。”

小说里有个情节，周振遐在马路旁忽发心脏病。现实中的格非是长年的心脏病患者，知晓急救办法——把阿司匹林咬碎吞下，让它迅速在胃里溶解，然后到达血液，它会稀释血液，让心脏恢复供血。周振遐吞嚼药片后，小说家格非安排他吞下一瓶丢了烟蒂的脏矿泉水。

为解释这个情节，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谈起从韩国朋友那听来的一则故事。韩国有个醉酒者，在荒野中迷了路，倒在地上昏昏睡去。半夜里他觉得口渴，突然在手边摸到一个容器，里面蓄着水，他抱起容器，一饮而尽。第二天早上，酒醒之后，他才看清这个容器到底是什么。

“你能猜到这个存了很多雨水的容器是什么吗？”格非缓缓给出答案，“是骷髅。这个人据说立刻悟了道，后来成了韩国很有名的一代高僧。一个容器，你渴的时候它能为你解渴，至于它是骷髅，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并不重要。”

格非原本准备将周振遐写死。最终，他被一只脏矿泉水瓶救下。“一个老头已经不行了，这时候任何的水都会喝的，这是最简单的自救。”他说，“也许，一个人只有到了生死关头，才会真正放下所谓的‘分别心’。”

评论家陈培浩认为，通过周振遐这个人物，格非深切追问生命的意义，“这个行至晚景，豁达但仍不免于困惑的老者形象，为中国当代小说的晚期风格提供了新的范例”。

“格非深知，当代生活世界波谲云诡，不可能被一部作品一网打尽，所以他近年的作品，以分体式、拼图式的方法，悄然营构当代生活世界的总体和纵深。”陈培浩评价。



格非，当代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80年代登上文坛，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近年代表作有《江南三部曲》《望春风》等，曾获茅盾文学奖。（受访者供图）

今天的联系性让人瞠目结舌


南方周末：《登春台》和你之前的作品《望春风》类似，都是通过人物传记的方式结构小说。但《望春风》写的是乡土社会，有相对紧密的人情结构；《登春台》则是通过科技公司把这些人联系起来，人和人关系更疏离。在高流动性的城市，群像写作会更难吗？

格非：《望春风》在描述乡村面貌的时候，我借用了司马迁纪传体的写法，写的是乡村的基本生活。这个小说不一样，涉及的是“城乡二元”。我们原来的观点认为城市和乡村是完全对立的，但我觉得从时间性来说，乡村和城市在中国的形态特殊，跟西方不一样。

大约在19世纪中期前后，英国的城市人口就已经超过了乡村人口，城市化已经初步完成。目前，中国的城市化仍在推进之中。我们看上去是生活在城市里，但是基本伦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乡村的。你看今天骑助动车的人，很多从来不看红绿灯的，有路就走，还是松散的乡村生活逻辑。反过来说也一样，现在要找一个纯然的乡村也很困难，至少，网络和手机信息是无远弗届的，从大众流行因素来看，乡村有时候比城市还要城市。

印度学者阿希斯·南迪曾说过，亚洲地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最重要的现代城市是孟买和上海。其他的城市都具有乡村性质，或者说，按照乡村的格局建立。现代性的大都市具有排外性，城市有它的中心和边缘。比如说，我住巴黎，你在外省。当年乔治·奥威尔就说过，阶级的烙印打在舌尖上。舌头发音不一样，阶级属性就不一样。你是伦敦腔，我是边缘地带的方音，诸如此类。这是现代性构建出来的等级。中国过去的城市比较松散，有各种乡村因素，所以郁达夫说北平、杭州、南京这样的城市都是乡村，唯一的例外是上海。它也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与传统城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们现在的城市，有现代大都市的一面，也有乡村伦理的一面，两种因素混杂在一起，这恰恰体现了我们现在生存非常重要的特点。

南方周末：这种城乡生活逻辑的叠加状态，小说里在沈辛夷这个90后女孩身上有比较深刻的体现，感觉她的身上浓缩着年轻一代的普遍境况，被夹在两种生活之间：一种是从乡土社会传承而来的生活，一种是进入到信息爆炸的公共话语空间里探讨出来的生活。你怎么看待这两种生活对人的影响？

格非：你说得非常准确，不光是有乡村背景的人，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城市人群，他对乡村生活可能没有直接的记忆，但是他有文化记忆，而我们的文化记忆，其实就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乡村伦理。

这种“叠加态”会让我们产生不适感，让你产生撕裂感、眩晕感、不真实感。但同时它有一定的好处，它提供了另外的东西作为参照。举例来说，当你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所适从、感到焦虑时，相反的东西会起作用，几千年文明或文化积累起来的另一种声音在你耳边说：我想开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总归有一死。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叠加态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在其中，不同的文化形态会提供不同的路径，也会提供不同的慰藉或保护。

你是愿意沉浸在密集的社会性或联系性之中，还是从中疏离出来，保持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加以调整。但说到底，人还是群居动物，文明史的发展，是希望把不同的人连接在一起。你在孤独的时候，会渴望融入群体；相反，当你为空洞的联系性而感到困扰时，又希望独处。

南方周末：小说里，你也呈现了“声音”在两个不同形态社会的差别。你写乡村的风声、水声，能给人带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静；写到城市里的声音时，它就变成了话语、观念，显得非常喧嚣。你提到，普鲁斯特一生都为声音所困扰。

格非：对，声音就是入侵。声音，也是联系性或关联性的一种特殊形式。你在房间里面读书，楼上有人在跺脚，在健身，在高声说话，在放音响，你当然很不舒服，但你没有办法把门关上就把声音关在外面。他人的声音、话语都会干扰你的生活，这也是造成目前人际纷争，尤其是邻里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声音，还有各种各样话语。有很多东西我不想听，我不想听那些陈词滥调。但它仍会通过信息网络或社交媒体侵入你的生活空间。在今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性，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登春台》的主要人物由北京中关村一家物联网公司串联起来。格非观察到现代社会的紧密联系与疏离。（文图无关。视觉中国图）

为什么联系越多，我们越觉得孤独？


南方周末：小说主角之一的周振遐是科技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却显得非常“超脱”，退休后的大部分生活是打理他的花园，仿佛一个隔绝在现代社会之外的隐士，你似乎对这样的人物形象抱有非常大的研究和写作热情，为什么？

格非：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小说的第四章中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蒋承泽，一个是周振遐。蒋承泽充满了热情，希望投身于周围世界的喧嚣之中。在1980年代，蒋承泽式的人物似乎更为典型，希望与国际接轨，融入广袤的世界；周振遐却相反，他不断往内心退缩，身上带有更强的内省性和反思性，但其实在内心深处，他对蒋承泽也充满了羡慕。

蒋承泽死后，周振遐接手了他的物联网公司，物联网很直观地告诉他，这种联系性或关联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自己参观完物联网公司之后，也被吓了一跳。一个硕大的电子屏幕，呈现的是一张完整的中国地图。一个亮着的灯，代表了一辆车，当几十万辆车在一个屏幕里面出现，那个场景非常壮观，一片璀璨。简单来说，你可以通过这个屏幕，直观地看到几十万辆重型卡车同时行驶在地图的每一个角落。我在那里站了半天，感到巨大的震撼，像做梦一样。

周振遐太知道这种联系性，所有的司机都受到了实时监控。监控的目的或者是为了防止司机偷油，或者是为了监测司机的驾驶状态，以提高安全性。比如说，你在什么地方停了几秒钟，你眼睛是不是眨了几下，车载监控摄像头都可以拍到。如果你眼睛老是眨，监控就判定你疲倦，提醒你到路边休息。

南方周末：小说的背景放置在一间科技公司里，科技或系统对人的钳制，当代人并不陌生，你觉得人的生活应该如何从被设定的自动化程序里解放出来？

格非：“自动化程序”是托尔斯泰或什克洛夫斯基特别喜欢用的概念，就是人处在一个既定的程序当中，从不思考。托尔斯泰在晚年的日记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在空虚无聊的生活中随波逐流，那就等于连一天都没有活过。他的话说得很严厉，但这种生存的自动化，也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幸》一书中有一个说法，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不满足于独自生活，开始有了家庭，有了社会组织，并逐步建立起文明的系统。随着科技、交通、信息不断发展，文明就开始越来越倾向于把所有不同的人全部联系到一起来。在过去的时代，小国寡民，相对隔绝，信息不灵通，你只能知道你村庄里的事，生活在熟人世界中。到今天我们已经被大数据所笼罩，文明又在往前走了。从总体上说，这是一个不断地趋向于连接的过程。

我一直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联系性越密集，我们越觉得孤独？当然你也可以说，孤独感本身，就是被联系性催生出来的。所以我在小说里写到牛顿的那句名言，上帝是关联的声音。

这种急剧增加的联系性或关联性，带来了某种眩晕感或不适感。实际上很多人都处在痛苦当中，处在一种孤独和挫败感当中。这很有可能是从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性日益增强的一个后果。我们每个人都无法例外。

我想说的是，周振遐的疏离感或孤独感，也是在寻求一种更重要的连接方式。否则的话你就没法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和艺术家都把这种疏离感作为重要的主题来加以呈现。

在《白鲸》作者麦尔维尔的笔下，捕鲸船上的水手大部分时间是孤独的，因为没有鲸可捕，他就待在自己的舱室里面，坐在甲板上，就一个人，面对着茫茫大海。麦尔维尔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水手去往世界各地，知道世界整体的图像，但同时他有的是充分的孤独。因为只有在孤独中我们才会审视自己的内心，才会思考那些也许一辈子永远都不会思考的问题。本雅明也把现代意义上的写作者比喻为水手。

我没有完全否定欲望


南方周末：早年你以先锋派的身份登上文坛，学习的是西方的现代主义，2000年以后，你的写作有很明显的转变，能看到《金瓶梅》这样的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影响。你曾经说，《金瓶梅》背后暗含对所呈现的世俗生活的否定，《登春台》是否有类似想法？

格非：《金瓶梅》里有对欲望本身的否定。但在否定之前，它为了把欲望具体呈现出来，又过度地描写了欲望乃至色情。《金瓶梅》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词话本里还有一些明亮的东西，还有好人，而绣像本的否定似乎更为彻底，这个否定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对欲望的否定，也是对世相的否定。我觉得这是《金瓶梅》作者的逻辑。

我在《登春台》里没有完全否定欲望，更没有去否定世相或联系性。我只是想探讨一下，个体在今天的社会中所面临的文化和生存境遇。与传统文类相比，现代小说所依靠的就是个人经验，但按照本雅明的说法，个人经验也在贬值之中。我在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别人也是自己，说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

我过去在农村生活，所有人都大不一样，有的人龇牙咧嘴，有的额头很高，或者脾气很怪，不爱说话。今天的社会里，大家都健身，都会戴上牙箍矫正牙齿，要求把小腹收进去，因为理发师受时尚的影响，发型也差不多，穿的衣服也差不多，胖瘦高矮也差不多，又是同一个人种，这个人和另一个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经常开玩笑，所有人都会变成同一个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看到的事物，就像镜子里的影像在不断复制和繁殖。

这个变化太明显了，我上课都能感觉到所有学生的打扮、思维方式都差不多，要找到有特殊性的学生很难。

南方周末：有点像穆齐尔所说的“没有个性的人”？

格非：穆齐尔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写作的，那个时代跟今天比已经隔得很远了。但是穆齐尔是一个预言家，他看到了未来的趋势，在某种意义上预料到了今天的世界。你要看《没有个性的人》，会觉得它具有无可争议的当代性。

我有一个观点，不是当代人写的东西才具有当代性，有些当代人写的东西，很可能恰恰具有古代性，是老掉牙的，跟你的真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引不起你任何思考。相反，你在看古代的作品时，往往你会觉得有一种尖锐的切己感。我觉得这种切己感就是当代性。所以，我们有时候更容易与不同时代的作者之间建立认同关系。

南方周末：你说过，《金瓶梅》里写的人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仍然具有同构关系。

格非：这取决于你如何阅读《金瓶梅》。它写欲望的“周流天下”，写世态的诡谲，写人情的真妄，确实给我很大的刺激，也让我重新思考当代生存的各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至少对我而言，有无可置疑的当代性。《金瓶梅》里那种社会极端的变化，某种意义上对我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力，跟我的（个体）经验构成互动。对我而言，它的当代性要超过《红楼梦》，《红楼梦》里毕竟还带有青春期的想象，有唯美的东西，不像《金瓶梅》那么直截了当，那么深入、尖锐。

南方周末：有人总结，格非的小说通常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欲望，一个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你曾经说过，相比欲望本身，更重要的是欲望的形式。你觉得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面，欲望的形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格非：我们都在讲欲望，讲来讲去就变成老生常谈。今天欲望的形式跟过去有所不同，这种不同，甚至一眼就可以看到。农民的欲望是有几亩地，娶妻生子，过上安逸的日子。无非是衣食住行。但《金瓶梅》里没有写到任何一个农民，里面的人物全都是商人，连太监都在开砖厂。因此《金瓶梅》里描写的欲望，具有了初步的商业社会特征。

到了现代社会，产生了另外的符号化的欲望。你不是因为冷才去买衣服，不是因为饿才去品尝美食。欲望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我们今天的欲望，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文化所塑造的。当然，这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里尔克给读者的一封信中，曾经谈到过我们与“物”的关系变化。在过去，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旧物。比如说，父亲去世后留下来的旧大衣，会带给你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好像父亲还在。用过的物品上，都存留着其他人用过的痕迹和气味。房间里所有的家具也都是一代一代存留下来的，都带着岁月的印记，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旧物的空间里，它带有特殊的光泽和氛围。

里尔克最后略带讽刺地总结说，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国货”。旧的没去，就来了个新的。里尔克的真正意思是想说，物的价值，在过去在于它的可使用性，而现在则变成了可替换性。而这种可替换性恰恰来自于流行文化的诱导和刺激。也就是说，人开始购买他完全不需要的东西。

现代小说从内到外面临很大的困境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1980年代你和文学的关系非常紧张，为什么听起来写作像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格非：紧张是因为那时候年轻，性子比较着急，老想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那个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迷上现代主义，大概是因为觉得现代主义这把“刀”最锋利，最直接、有效。它能很好地回应我们的人生困惑。比如说，看了博尔赫斯的小说，看了荒诞派戏剧，看了超现实主义电影，你就会对偶然性，对命运的不可捉摸，对于生存状态产生直观体验。卡夫卡或后期的毕加索，都致力于把世界图像加以变形，让你直接看到文字背后那个问题。今天回过头来读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会发现一些年轻时从未注意到的内容。或许是因为生活阅历的增加，同时，也更多地发现了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联性。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天就不紧张了，今天仍然紧张，你跟生活之间仍然会有一种紧张关系，大概你只要思考就会紧张，你不思考就不紧张了。写作是思考的延伸，只要思考还存在，就证明你还活着，你当然要写作。

南方周末：面对一个价值多元而分裂，且快速更迭的时代，一个60后作家会感到焦虑吗？

格非：当然，我经常借用的一个概念就是“失重”，就像坐电梯突然下降，你会眩晕。这是尼采喜欢用的一个概念。跟年轻人相处时，你会觉得他们的世界中，至少有一部分，你已经不太了解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因为你恰好从两个时代都过来了，可能从视野上更容易获得一种历史感，如此而已。

当然，我很喜欢很多年轻人的创作，他们构建了一个新的时空关系。让我很吃惊的是，一些年轻作家，尤其是类型文学作家，会去认真阅读很多中国传统的文类，比如志怪传奇、神话、史传、神魔小说，像《山海经》《太平广记》《酉阳杂俎》《搜神记》一类的作品。年轻作家比我们更少包袱。当他们求助于历史传说或民间故事，来弥补生活阅历方面的不足时，也为当代叙事提供了新的动力。

南方周末：多年前，有人写信请教你的写作观念，你在回信中强调了三点：形式感、想象力、对人类精神境遇的警觉。你现在的写作观念还是如此吗？

格非：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了。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现代小说从内到外已经面临很大的困境。我们在读当代作品的时候，不管是国内国外，常常会感到一种无力感。在与同行们交流时，大家的感觉都差不多。当年柄谷行人来清华演讲时，说到现代小说的终结问题，很多听众难以理解。其实，从福楼拜开始，关于小说面临危机的声音一直持续不断。米兰·昆德拉、奈保尔、大江健三郎都是如此。

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你或许不得不接受：如果一个人想获得生活的真知，想找到一种读物，来帮助自己解决疑难和困惑，在过去往往会选择小说；今天或许不会，他们更愿意去读哲学，会读网文、传统典籍，甚至佛教文献。我自己阅读文学作品时，通常也会首选诗歌。现代小说即便未到终结之时，这样一个文体的重要性也在显著下降。

小说到底通过什么办法才能重新获得它的活力？这当然要寄希望于年轻作家的努力。

“你要欺骗自己，生活立刻就虚假了”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近几十年来，对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发现”让你打破了通俗和精英二元对立的思维，能不能谈谈这个发现？

格非：这个想法很多年前就有。一个普通人只要认真生活，马上就会遇到困难。如果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生活就会变得相对容易，当然也会变得不太真实。真实的生活，永远是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中有快乐、痛苦、安慰，也有令人心碎的时刻。

如果我们总是习惯于把问题简化，不愿意正面地去面对自己的处境，也就没法获取生活的实感。这个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你必须生活在真实之中。

南方周末：什么叫活在真实中？

格非：认真面对你的问题，不绕过问题。你要欺骗自己，生活立刻就虚假了。中国古人说“修辞立其诚”，这是至理名言。我常跟学生说，你要懂这句话，你才有资格写作，你要不懂就别写。因为“诚”了之后，你的文笔都会不一样。维特根斯坦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时，也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这话听上去很普通，但我认为这是很高的评价。

顺便说一句，有很多人仍然在试图简单地复现现实，但自18、19世纪发展起来的“写实主义”，其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今天的个人经验已经高度同质化了。我们仅仅在外围兜圈子，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内心，也就无法触及生存的基本问题。

如果要我给生存本身下一个定义，那就是潜能。生活带给我们各种可能性，但是我们有时白白把这个潜能浪费了。真实的生活是随时都要你做出选择，承担后果。有时候不可能的事情，会变成可能，这是真正的生活。如果都按照算术来计算可能性，这样的话你的生活就“自动化”了，你人为地选择了一个安全阈值比较大的生活方式。

生活离不开决心，你只有下了决心之后，它才能把你带到真相面前。

心理分析疗法在治疗神经症时，常用的办法，就是让患者讲出自己被意识压抑的故事，重新唤醒沉睡记忆。当一个人遇到挫折和不幸时，也会向好友倾吐自己的心声。当然我们也不应忘记，在《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正是通过一个个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来最终战胜死亡的。

这有助于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会发明故事？今天大家都在使用“治愈”这个概念。因为故事里面都是悲惨的，都是不可忍受的，写作是一种自我诊疗，你把那个不堪的东西变换形式写出来了，可能豁然而愈。你现实中遇到问题，写作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问题不重要，困扰你的问题，你在小说里写了，突然觉得窗口吹了一阵风，长叹一声，烦恼没了。

当然，文学和艺术作品也会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和体验。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的美，其实就是一种敞开。或者说，是内心的澄明状态。

南方周末：你以前说，作家终其一生可能都在重复同一个核心，比如福楼拜写的总是一个幻想者与所处时代的格格不入，海明威的小说里永远有一组“硬汉-相对孱弱者”之间的角力。你被称为学者型作家，回顾自己这几十年的写作，你觉得那个核心是什么？

格非：作家在一生中或许会写下许许多多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事后来看，用你的话来说，或许存在着一个内核或焦点。海明威也好，福克纳、普鲁斯特、卡夫卡也好，都是如此。卡夫卡的小说形式极为丰富，但确实有一个东西深深地打动过我，那就是他总在独处与融入社会性之间摇摆。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这种描述跟我之间建立了联系。

至于说我的创作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内核或焦点，这需要读者来判断。我自己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话要说。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南方周末实习生 陈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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