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沈从文笔战始末

沈从文与张兆和。

上世纪50年代初期，钱锺书和杨绛初到清华，一起进城看望沈从文、张兆和伉俪，受到款待。这是一趟“融冰之行”，杨先生有过解释：“因为锺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觉得应该修好。”（《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第250页）至于钱锺书、沈从文的交游，何故会冰封呢？姑且从沈先生的一篇旧作聊起。

1937年3月，沈从文在开明书店《月刊》杂志上发表了为纪念结婚三周年而写的小说《主妇》，里面有一段具有自传性质的描写：

一个人都得有点嗜好，一有嗜好，总就容易积久成癖，欲罢不能。收藏铜玉，我无财力，搜集字画，我无眼力，只有这些小东小西，不大费钱，也不是很无意思的事情。

沈从文早年入伍为兵，为“湘西王”陈渠珍整理古器字画，逐渐成为“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待到日后，他在人生舞台上华丽蜕变，成为大作家、名老师，彻底摆脱“乡下人”的贫苦境遇后，热衷购藏古董，由此引来钱锺书先生的揶揄。

1938年11月，钱锺书执教西南联大，与沈从文初识于昆明（《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第160页、第172页）。1939年5月28日，钱锺书的《冷屋随笔之四》刊于《今日评论》第1卷第22期（后改题为《说笑》，收入开明书店本《写在人生边上》）。《冷屋随笔之四》“主打”的目标是林语堂，文末捎带提到沈从文：

大凡假充一樁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子尊敬艺术，则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利用，例如混蛋有企图，则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

“收集骨董”是沈从文的嗜好，“俗子附庸风雅”是钱先生对他隐讽。《冷屋随笔之四》拉开了钱锺书、沈从文两位文坛巨擘的“笔斗”序幕。有位名为许飏的读者，窥见端倪：“钱君在昆明联大教书时，与沈从文上下楼而居，初颇相得，后来弄得不好，至于不欢。沈从文作文一篇《真俗人与假道学》即讽钱。此文收在《昆明冬景》中。”（《钱锺书与杨绛》，重庆《大公报》1946年9月10日）



《钱锺书与杨绛》，重庆《大公报》1946年9月10日。

沈从文的回击《真俗人与假道学》，发表于1939年5月15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文章开头直言：

朋友某教授，最近作篇文章那么说：“世有俗子，尊敬艺术，收集骨董，以附庸风雅”，觉得情形幽默，十分可笑。我的意见稍觉不同，倒以为这种人还可爱。

这里提到的“朋友某教授”，显然就是钱锺书。“稍觉不同”只是谦辞，“这种人还可爱”才是沈从文的真话：“至如真俗人，他自己并不以俗为讳，明本分，重本业，虽不曾读万卷书，使得心窍玲珑，却对于美具有一种本能的爱好。”赞完“真俗人”，沈从文笔锋一转，批评“假道学”与“真俗人”性情完全相反：

在都市中随处可以遇见的，是“假道学”。这种人终生努力求“可敬”。这种人的特点是生活空空洞洞，行为装模作样。这特点从戏剧文学观点来欣赏，也自然有他的可爱处。不幸他本人一切行为，一切努力，都重在求人“尊敬”，得人“重视”，一点点可爱处，自己倒首先放弃了。这种人毛病就是读了许多书籍，书籍的分量虽不曾压断脊骨，却毁坏了性情。

钱锺书常常为人指责为爱掉书袋。沈文先说“某教授”，后言读书多，文中对“假道学”的批判，与钱锺书脱不了干系。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两篇作品的发表时间：沈先生读过《冷屋随笔之四》，才写下《真俗人和假道学》，为何驳文反倒先发表呢？

1939年5月12日，沈从文致信六弟沈荃，近日“既得为《大公报》发稿，又得为《今日评论》发稿，忙而少功，甚不经济”。沈从文时为《今日评论》文艺编辑。《冷屋随笔之四》就是沈从文经手在《今日评论》发表的。尽管文多讥讽，沈从文依然选择刊载，只是有感而发，赶写一篇《真俗人和假道学》，早了十几天，先刊于《中央日报》。

《真俗人和假道学》后来收入《昆明冬景》，1939年9月于沪上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样书寄至昆明，沈先生重温旧文，有感而发：“本文在《平明》第一期上发表时，熟人多以为被骂，不熟人更多以为被骂。读书人事，大抵如此……然二三子或将文章割裂，不欣赏，只搜索，以为此影射谁，彼影射谁……事虽由乡下人引起，这乡下人有何办法？”（上官碧《时空》，载1939年11月29日《中央日报·平明》，收入《烛虚》；上官碧即沈从文笔名）。文中“乡下人”语义双关，表面讲述乡下人进城遭到城里人忌讳的例子，其实表明自己作品遭到读者猜忌，颇为无奈。“以为被骂的熟人”中，应有钱锺书，他针对这篇驳文，写了《谈教训》。他惯用“佯谬蕴涵真理”的笔法，唱起反调：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尤为关键的是，《谈教训》写道：“调情可变恋爱，模仿引到创造，附庸风雅会养成真正的鉴赏，世界上不少真货色是从冒牌起的。所以假道学可以说是真道学的学习时期……假道学生前就上讲堂”（开明书店版《写在人生边上》第46页）。这又不禁让人想起沈从文购藏古董的旧话，以及他在西南联大执教的真事。

尽管“乡下人”叹息没有办法，钱先生依然调侃“乡下人”。不久，钱锺书又故技重施，撰写《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刊于1940年3月21日《中央日报·平明》，编者还是沈从文（范旭仑《写在〈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边上》）。文中有一段魔鬼与钱先生的精彩对话：“你若到我的地位，又该骄傲了！我却不然，愈变愈谦逊，时常自谦说：‘我不过是个地下鬼！’就是你们自谦为‘乡下人’的意思……”（开明书店版《写在人生边上》第5页）。沈从文自居“乡下人”，自然清楚文中隐讽。钱锺书撰写小说《灵感》（刊于1945年《新语》前两期），又来一句：“我是你名著《绿宝石屑》里的乡下人。”这里的乡下人无疑又指沈先生。《绿魇》是沈从文的名篇，讲述主人公寻觅神秘绿宝石的故事。乡下人成为沈从文的“标签”，钱先生久未忘怀，又于小说《猫》中写下一段影射文字：

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这位温文的书生偏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天真和超人的利害。他过去的生涯布满了神秘性。假使他说话可信，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弟兄。他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讲来都能使过惯家庭和学校生活的青年摇头叹气说：“真看不出他！”……他该写本自传，一股脑儿放进去。可是他聪明得很，只东鳞西爪写了些带自传性的小说，也许因为真写起自传来，三十多岁的时期里，安插不下他形形色色的经历……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文艺复兴》1946年第1期第73页）

钱锺书看破了沈从文草根出身的自卑心理，又不相信沈从文曲折丰富的传奇履历，故屡屡下笔调侃“乡下人”。1946年诞生的《猫》，成为钱锺书最后一部讽刺沈从文的作品。

数年后，两人都远离文坛。钱锺书、杨绛真诚修好，访谒旧雨；沈从文、张兆和冰释前嫌，款待老友。有趣的是，钱先生的妙论，多年后竟然成真：“真货色是从冒牌起的”，沈从文劫后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工作，撰写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为“真道学”式的文物专家了。

彭伟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