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汐：作家要尊重自己，尊重文学

⊙童小汐


当代文学之弊病，大约多来自于较流行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理论以及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影响，从批判和否定一部分“结构主义”再到极端否定一切，又重置一切，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像极了分子和原子，分子来自原子，但要革原子的命，解构主义否定结构主义此母体之一部分，推陈出新，其影响在文学艺术而言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由是，当代作家在创作中会“天性使然”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骨”，即作者情感态度不约而同地倾向于片面——要么爱死，要么恨死。这就导致很多作者无法创作一部视境复杂的作品，因为作者片面的倾向已无法驾驭这种复杂视境中的多样性，也没有处理情感冲突和对立关系的能力。
说及此有些老生常谈，因为这个话题在我诸多不同的文学评论中其实已涉及不少。为什么又谈呢？近期因韩国作家韩江获得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而一度被认为最有希望获得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我国作家残雪却又一次与大奖失之交臂，引发读者热议，因此也有人曾问过我的看法。在文学方面我只是一个学子，尤其是对名人评头论足，这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我国是一个“讲人情”的国度，即人们口中轻描淡写的“人情社会”，喜欢抱团取暖，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毫无底线，这种缺乏理智和理性的“血亲式护主”现象，任谁也莫可奈何。
譬如曾几何时，歌坛那英和杨坤两位歌手，由于批评过刀郎，就被视为不怀好意，被刀粉口诛笔伐，各种丑化、妖魔化层出不穷。彼二人如过街鼠，被围殴至今，甚至愈演愈烈，甚至直接威胁到那英和杨坤的生计，票房惨淡，前景着实堪忧，而刀郎则被刀粉们热烈拥戴，被架在火炉上烧烤，一度被传他就是什么刘伯温“预言”里的“圣人”降临，是来拯救世界的“弥赛亚”。这对于一个艺人来说，评价如此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不过听起来似乎也很滑稽。
言归正传，所以我说批评一个名人是有巨大风险的，搞不好很有可能会在其“血亲粉丝团”的“加持”下身败名裂，所以我也怕呀。可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一个草根，据实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也不会有人注意，想必残雪女士大人大量，就文学批评角度而言，她也定会包容。
那就从残雪说开去吧。女性作家中残雪是最具文学才华的，棉棉和卫慧的作品我也看过，但不及残雪，这不仅是残雪每次都在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她之所以每次都榜上有名，和这个奖的评奖特殊嗜好有关——就是喜欢极端化的作品，把人性描写的越丑恶，把世界描写的越恐怖，把残暴、血腥、欲望描写得越淋漓尽致，就越有机会获奖。所以我对由8个瑞典人颁发的“世界级”诺贝尔文学奖并无兴趣，因为中国的文学是断不能够被8个洋人肯定或否定的。我只是好奇，我怀疑这8个瑞典人有什么阴谋，诺贝尔文学奖每隔四年就如约向世界宣布：除了瑞典是人间天堂，整个世界都是人间地狱，实在糟糕透了！
阅读历届诺奖作品，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世界太悲惨了，人类和野蛮的原始人并无差异，我们看不到活着的希望，看不到善良和美好，在“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令人绝望的。作家们仿佛都深谙获奖之密码：为兽性大唱赞歌，并极力推崇，对于人性则是视而不见，甚至嘲笑文明，嗤毁道德，宣扬野性，如姜戎所写《狼图腾》，无视崇高和神圣，对此没有起码的敬意，反而将油滑与市侩、无畏与无耻演绎到极致，好像这样才是人该有的样子；叙写残暴极其夸张，对于善良和爱意则成了边角料被冷置于一旁；他们如猫头鹰一般惧怕光明，对黑暗极具眼力，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痴迷，提起笔来两眼冒绿光，好像只有在暗夜里才能感受到残酷，散发出激情。
当欲望和情感并列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将叙述重心倾斜到欲望，为了渲染欲望，以我役物，不择手段，有过之无不及，而对于人类可能在生活中能够达到的抱负、潜能、人类的美德，以及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高度却持狭隘、悲观的消极观念，这种不健全的、残缺的人格，异化且有害的写作，既不尊重人，也无法以人性美为鹄，写出人类丰富的情感世界。比如上届诺奖得主莫言，当然没有获诺奖的中国作家中染此病者亦大有人在，比如贾平凹、余华、阿来，残雪、阎连科、刘震云、王朔等等，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作家的一个通病。
健康伦理的缺乏，导致当代很多作家对纯真、美好、善良亦相对缺乏，即不再对人类、对生活有深沉的爱意。当我批评上述作家的作品时，反而会莫名其妙地被批评，把莫言、残雪、余华、阎连科、阿来等被读者供上神坛的作家更是不容置疑的，是不能被批评的，因为他们写的就是“现实”生活，他们勇敢揭露黑暗，揭露残缺，他们就是勇士。这真是不可思议，如果一个作家敢于叙述生活中残忍和黑暗的一面，固然是好，也可谓勇敢，但如若能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最终把对人类、对世界的爱作为写作之目的，而后创作出更多善良和美好的人物和事物，那么这样的作家不仅勇敢，而且是很高贵和伟大的。
遗憾的是，写美好的事物和人物，这在中国的作家看来非常艰难。原因是我们当代的作家，很少有一颗温暖而充满爱意的心灵。我们缺少巴金、孙犁、阿城、汪曾祺、路遥、陈忠实这样伟大的作家，但凡为文，风骨磊落，意所孤诣，乃今时之作家皆殆不可攀，不论在哪个时代，尽管利己和拜金主义泛滥成灾，尽管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流行一时，但这些伟大的作家绝不会被这些坏风气挟持和羁绊，并坚定不移自己的道德信念：与邪恶和黑暗作斗争，把人类的福祉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
我认为整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一批伟大的作家，不被名利和金钱所绑架的作家，不被商业和市场驱使的作家，伟大的作家有一个共性，也是天性，那就是他们在追求善良和爱意，同情和怜悯，正义和美好等方面总是激情难抑，骨力坚劲，至死不渝。而相比当代许多作家，恰恰相反，愈著名的愈是腐败堕落，作品发行量惊人，讲座出场费更是恐怖，出入之间安保簇拥，那种排场堪比娱乐圈里的大明星。
尤其在写作上，这些作家一个比一个疯狂疯癫，浅薄地认为文学和艺术是不能够崇德尚善的，在他们看来，作家不是牧师，不应承担“布道”的责任，任何通过文学写作来劝善的的行为皆是虚伪的道德，在他们眼中，作家和商贩无异，更像是一个捞金的职业，因之他们总是以一副固执倔然之姿态，在笔下唱陈残暴和无情，冷漠和仇恨，竞相为委靡之音，竟至以此炫博贪多，唯恐简少。
一如残雪，其作品可谓是病象累累，我一度怀疑残雪思想不成熟，且心理乖张，几至病态，在她笔下所有人都是极端和任性的，人格混乱，构思之幽僻，使人猝不能明，很难臆揣。她几乎没有才华将一些混漫且无聊的幻想转化为有意义的形式，进而实现一个完美的想象世界，也没有能力升华为积极而健康的想象力，更没有建构价值和发现意义的理性之力量。即使再有才华，也不能凌驾于道德和意义，以及价值观之上，否则这种才华非但无意义，反而是有害的，所叙写的事物也是极其拧巴的，是反理性的。
残雪出过一本书，书名直言自己“为了报仇写小说”，所以如果说她有才华，这种才华就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对怪诞、傀异事物的一种“超强”幻想，意义感沦丧，逻辑思维虚乱，说殊诞妄，幻想纷繁芜杂十分匪夷，看似通篇鸡零狗碎，既无可理解性，也无可关联性，读之竟茫茫然不知为何语者。随意又重复，好像理性的光芒怎么照也照不进她那黢黑的心灵。这样一个作家如何好意思认为自己还是一名作家？怎么好意思说自己的作品饱含能量？如果有，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能量呢？
残雪在访谈中也是幼稚到可怕，她的反理性是极端的，曾公开说她的作品容不得一星半点的理性，这种盲目的自许，狂妄的自大，浮夸诞谩之语，令人咋舌，不得不怀疑此为一种精神或心理之疾病。为什么这样一个连文学写作之基本常识都匮乏的作家，一个连文学写作都无丝毫敬畏感的作家，竟然有那么多的人追捧？对此现象虽未穷根柢，然而循着一种可能的推理，故颇疑多数追捧她的读者，大概同彼一类，皆患有一种病——喜欢黑暗、阴鸷、肮脏、丑恶的人和事物。
二如莫言，曾公开说写作时他就是皇帝。所以，一部《檀香刑》让他过足了“皇上瘾”，对他笔下的人物随意用刑，诸如刳脔、抽筋、剥皮这种情形，在他残忍的描述中更是入木三分，夸张的言语，变态的渲染，让追捧他的读者忍不住尖叫，大呼刺激！似乎体验到了騃野之激情，感受到了恶毒、低级之快意。莫言把这种文学称之为“现实主义”，其实研究其作品可以判断，莫言从实质而言根本未曾真正理解过现实主义，他所谓的现实主义就是写实，即使如此，他也从未真正地写过实，他的写实经过他变态夸张的渲染，从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实了，更何堪看。
何谓现实主义，它首先与现实生活是紧密相关的，其次它更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一种高贵的精神气质。现实主义文学绝不是毫无原则和底线的自由主义，不是任性极端的主观主义，也不是唯我独尊的个人主义，更不是庸俗极端的拜金主义，以及毫无节制的享乐主义。充满对不幸者和弱势群体的同情，充满人道主义精神才是现实主义的核心，它首先必须是亲民的。绝不是当代一些“心硬化”作家所认为的那样，现实主义是充满暴力的游戏，放纵随意的宣泄，油滑任性的想象，说严重点，这种情心灵毫不温柔、情感冰结的作家是极不人道的。
　　莫言作为自己文学之国的“皇帝”，他虽然不是刽子手，但读他的作品，感觉他要比现实中的刽子手更要阴狠可怖，尤其在叙写残忍施暴方面，要比真正的刽子手还要虐饕，夸张虚假的渲染，乐好于施暴细节，咂摸残秽的快感，这种病态怪异的心理令人感到恐惧，这样对世界、对人充满敌意的作家，很享受这种妖魔化的创作，并为之狂欢。
三如余华、刘震云、王朔。余华的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刀光剑影中血肉横飞，寒光闪眼，令人心惊肉跳，字里行间弥漫着刺鼻的腥臭味儿，强化暴力，渲染残酷，导致笔下的人物人格畸形和心理扭曲。刘震云剑锋直指知识分子，还有农民，其中不乏妇孺。知识分子在他笔下猥琐虚伪，奸猾狡诈，一些行为和牲口无别，奇怪的是当他如此叙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农民和妇孺在他笔下就是他的提线木偶，他想怎么侮辱、戏弄、调侃都行，这一点和王朔不相上下，满纸龌龊之气，亦不堪看。这和那个流里流气的冯小刚乃是一丘之貉，嬉皮笑脸拿人物戏谑开涮，全然不知人格和尊严为何物。
爱和恨是人人皆有的情感，这是双向度的，而非单向度的，可这些作家似乎心中只有恨，而鲜有爱。如残雪、莫言等人的恨，更是那种阴冷偏狭、切齿嚼牙的恨，俨然成为残缺和有害情绪的实践者和传播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恨世者，没有丝毫爱的信念。而伟大的作家犹如独立学者殷谦先生所说的：“他们也写黑暗，但始终以光明做底子，他们也写绝望和困境，但最终都能让读者感受到温暖和希望，他们也写恨，但他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将恨引向爱。”
我们的时代人们的情感普遍冰结的因由，乃是作家和艺术家的腐败和堕落，至少算其中之一。教育的失败，作家和艺术家难辞其咎，因为在中国，谁有名气谁就有话语权，而这些有名气的人分布在各界，文学艺术界亦在其例，人们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影视作品所接触到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像仇恨不学自会，而爱意和善良的情感，除与生俱来之外，则需要后天的培养和教育。
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无疑也是面向大众的，比如一本书发行几十、百十万册，甚至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搬上银幕，都会在社会产生影响力，尤其是文学对人的影响更为深刻，如果一个作家没有健康的伦理态度和道德情操，会给读者，尤其是会对未成年人道德、心智成熟和人格成长产生巨大的影响。写作是要有教养的，而不是野蛮和粗俗，更不是无耻和无畏。如巴金先生所说，人类需要文学艺术，需要从精神食粮中汲取营养，获得希望和勇气，获得温暖和力量。
　　文学是“形而上”的艺术行为，文学不能单纯为了揭露人性的弱点，而是在揭露人性弱点的同时要引导读者战胜人性的弱点，说服人们要向一切庸俗、邪恶斗争，摆脱被人性的丑恶奴役和驱使。如果认为是一名作家，就不能让自己染上恋污癖，变成施虐狂，更不能把自己变成一只肮脏的蛆，让文学变成秽物。作家要勇敢地驱逐自己内心里的黑暗，要让澄明之境的光芒照进来！并坚持不懈地同一切反文明的、庸俗的生活事象说不，不能向世故、市侩、不良风气低头，要像英国哲学家席勒（Schiller）所言，作家和艺术家要具备“卓越头脑和高尚精神”，对文学艺术要有敬畏之心，不能毁坏甚至丧失文学之尊严，或者将其降低湮没于尘嚣之中。
通过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目前占据着中国文坛一定地位的当代文学之名家的作品，我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几乎是信仰真空，缺乏庄严的宗教感，有的只是迷信，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如独立学者殷谦先生所说：“中国是一个信仰基本丧失的国度，我们缺乏对上帝的敬畏而崇拜世俗权力，没有信仰却有迷信；我们缺乏成熟的宗教意识，缺乏一个不为世俗权力所动摇的稳定价值体系和可靠的精神秩序。因为缺乏真正的信仰，更多的人丧失了对真正的信仰和对真理的守护，纷纷加入了'拜权'、'拜金'、'拜新'的'教门'，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自私可怕，对现实社会的病象和残缺视而不见，'为己主义'的泛滥使那种更为健康的、理想的精神和生活秩序离我们越来越远。”（殷谦：《心灵真经》，黄山书社，2010年11月）
所以，当代作家和作品不少，有分量有价值的却寥寥无几，不少获奖作品更是思想贫乏，艺术粗糙，这正是作家没有一个积极而健康的伦理境界以及情感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风、环境的变化，很多作家成为物质欲望的信徒，成为流行价值观的倡导者，执着于表现情感的扭曲和心理的阴暗，沉湎于堕落，陶醉于颓废，他们把写作单纯地当成自己的事，而无关于他人，他不知道一旦作品公开出版或发表就意味着与他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产生了关联。
只有懂得善良和爱意的作家才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尊敬，他们人品贵重，文品超然，胸次广高，言不轻出，出则势必天拔，气韵自殊也。由是之故，我们需要正义的作家，光明磊落的作家，心底坦荡的作家，需要笔下时时刻刻都有祝福感的作家。他们把文学的伦理境界看成是写作的支柱，这是作为一个作家的起码的标准和尺度，因为他们懂得文学是神圣的，是有尊严的，他们懂得真正的爱自己，才真正的热爱文学，懂得真正的尊重自己，才真正的尊重文学。


2024年10月24日笔於格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