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还有多少悬疑质感

◎月旦平

对于近年热门小说、影视改编成的舞台剧，观众的反馈褒贬不一，改编若不注意火候，就很可能背上攀附和浪费IP之“骂名”。眼下，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正在经历观众的“检阅”。

平静中生发戏剧性故事

马伯庸的小说创意来自游戏《刺客信条》，并对美剧《24小时》有所借鉴。主人公张小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安禄山事迹》书中记载：“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便即枭首，屠割其尸。”于是，士气大振，众人包围了驿站，迫使唐玄宗处死杨贵妃。

马伯庸创造的故事设定在天宝三年。其实在这一年，除了贺知章还乡避客以及王忠嗣大败突厥外，再没有什么重大历史事件。但在作家的想象中，平静的社会也可能发生戏剧性的故事，这有点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剖析角度。马伯庸以借鉴历史又架空历史的姿态书写了一幅探案悬疑色彩的史诗画卷。在《长安十二时辰》小说出版的两年后，同名电视剧于2019年上映。电视剧更加淡化了历史背景和真实人物的痕迹，比如李泌与贺知章等人的名字被改成了李必与何执正等。

到了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主创没有照搬小说或影视，它主要是讲述昔日不良帅张小敬与靖安司司丞李泌面对突厥来袭及内外勾结，解救处于危难关头的长安城的故事。除原著部分人物被去掉外，音乐剧塑造了一个新的角色“说书人”，身份接近电视剧里增加的报时人。他用陕西话报时、引言、归纳，起穿针引线的作用。电视剧为了增加女性戏份，将一个杀手强行改了性别；音乐剧也在增强女性角色戏份方面做了改编，让她们不只是为了搭配主角和推进情节的“工具人”。也许是在中国音乐剧观众中颇有知名度的法国音乐剧演员洛朗·班加盟的缘故，葛老一角由黑人变成了高卢人，唱段和戏份也都加了码。

本剧的音乐融入戏曲、摇滚、RAP、民族等多种风格，这是不同地域、不同时代音乐元素的交锋；演奏鼓、笛、琵琶等乐器的乐手也作为戏剧人物在情境中演奏。人物唱词基本上是半文半白，辅以方言增添风味，并不时加入“Followme”（跟我来）、法语对话等包袱调剂气氛。

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的舞台像一个棋盘，让景和人都成为棋子，好似有一双无形的手在下这盘大棋。十二时辰里，街坊、瞭望塔、乐坊舞台、城墙、桥、大雁塔、佛像、灯楼……象征不同场景的物象层出不穷，展示长安城的繁华风貌和市井气息，此外也有“长河落日圆”的边塞之景。其中，要被引爆的灯楼用了工业风的机械时钟造型，这符合马伯庸给小说增添的“工业幻想”，有此幻想，城防系统、黑帮、恐怖分子、反恐等现代概念的出现也就变得合理。

改变戏剧节奏损失悬疑魅力

小说和电视剧中挟持皇上的情节就是历史上马嵬坡兵变的影射。唐代的军制催化了藩镇割据格局的形成，制度不完善以及人性的扭曲导致张小敬和龙波的弟兄战死边疆，是引发之后冲突的导火索。龙波为牺牲兄弟不平而迁怒、挟持皇上。这一情感动机在音乐剧中没有详细描绘，而是把矛头对准朝廷的奢糜和迂腐。从兄弟情转向大义当然是一种升华，却少了人性中原初的、赤诚的那部分。因音乐剧体裁对篇幅的限制，部分情节的舍弃造成张小敬的个性、心态的曲折转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叙事线不够连贯、改变戏剧节奏的结果，是损失了探案悬疑引人入胜的魅力，让观众感到三个半小时的演出时长“过长了”。

该剧的舞美和演员形体已经尽量接近史实，并兼顾各种风格元素的审美统一，但个别细节还可以再考究，例如电视剧中是用叉手礼替代抱拳礼，因为柳宗元说当时“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

难在取原著精华且扬音乐剧之长

唐玄宗曾作《傀儡吟》：“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谁又能摆脱人性的规律与命运的摆弄呢？哪怕是皇上，也只能无助和感慨罢了。虽说《长安十二时辰》的原著没有涉及唐玄宗晚年的遭际，但这首诗还是出现在了音乐剧中，让人不自觉联想历史。“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句原著里常出现的话，有点莎士比亚“Tobeornottobe”（生存还是毁灭）的意思。舞台上的这些角色还是选择了善，选择了勇气和信念，选择了保家卫民，选择了大爱。说书人开了场也收了尾，他造了一个十二时辰的梦，这个梦关乎长安、关乎大大小小的人物，也关乎人文与想象、关乎你我，更关乎历史之理和人间之道。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选择音乐剧来表现充满诗、歌、舞的长安城，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长安十二时辰》是作家在借古代的外壳讲述一个能与现代人共鸣的故事，这一点，电视剧、音乐剧等改编都没有充分实现。从小说、影视到音乐剧，像《悲惨世界》那样取原著精华且扬音乐剧之长的成功改编，还是太少太难。

摄影/夏捷 吕朝阳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