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前的秦国是积贫积弱的吗？

　　商鞅变法前的秦国是积贫积弱的吗？
　　商鞅：先秦诸子中的冷面郎君（二）


　　有种说法由来已久，且十分流行，商鞅变法前的秦国是十分贫弱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赵明著《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商鞅的政治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一书中，有这样的句子：
　　秦国由战国初期十分贫弱的诸侯国（P004）；
　　而且秦国由一个地处西部的贫弱诸侯国，一变而为强大的国家；（P011）
　　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卫民著《秦公帝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里也有：
　　然而从厉公起，“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政局动荡，国力贫弱，常常被动挨打。P56
　　秦国的贫弱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压力，迫使秦国不得不进行社会变革。P57
　　像这种说法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广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钱宗范等人撰写的《春秋战国史话》（北京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就曾说到：
　　国家的贫弱，外部新兴国家的压力，迫使秦国不得不进行社会改革。（P134）
　　另外，上海开放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有篇题为《商鞅为何从改革家变成“全民公敌”》的文章（收入作者所著《风流去》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文中说：
　　他（商鞅）果真就在这边鄙戎狄之地做出了一番大事业，让连续几代积贫积弱的秦国一跃而为诸侯列国的前茅。
　　“连续几代积贫积弱”，这比单纯的贫弱，程度还要严重得多。
　　此外，已故马来西亚华人教授郑良树先生的书里，也出现过“多年积弱”的说法：
　　经过三十多年流离在外的磨练，目睹了东方诸国改革所带来的富强，也深悟自己国家多年积弱的各种原因，即位后的秦献公立刻与革新派联手，推行新政，为秦国带来新精神及新气象。（郑良树著《商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P76；）
　　说的是秦献公即位前的情况，不过没有说到“贫”。
　　再有就是何兆武等人著《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11月）中：
　　“商鞅变法前的秦国，旧贵族势力相当强大，奴隶制残余还严重存在。因此，与山东诸国相比，显得十分落后。……使贫穷落后的秦国一跃而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P66）
　　跟郑良树书里的说法形成对照、相映成趣的是，这里又只说了“贫穷”，没有说到“弱”。
　　更早的例子，当属梁启超《中国上古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7月第1版）里的话：
　　“入战国之初，而秦中衰，尽失其河西地。”（P240）
　　“盖秦自前纪第四年悼公之卒，迄本纪第二十年献公之立，约一百年间，中经厉、躁、怀、灵、简、惠、出七公，恰逢频仍。秦自建国以来，惟此时最为衰弱。”（P241）
　　这里同样只是出现了“弱”字，没有直接说到“贫”，跟郑良树的说法比较同调。梁启超的这些句子，写于上世纪初，（见书中所附丁波《整理说明——梁启超与未完成的《中国通史》》一文），距今已有一百多年。
　　诸如以上说法，可谓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这还是正式结集成书的出版物，至于平时各种相关零散文字，这种说法就更是习以为常。商鞅是个争议缠身的人物，围绕商鞅产生的争议性话题，可谓五花八门，但以上所引例句，好像绝不会引起人们任何疑问和争议。我想，在很多人心目中，大概认为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就是“贫弱”或“积贫积弱”的。这在一般学术性著作或日常文字中，早已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普通共识，或者说是常识。
　　但这种说法确实吗？根据是什么？
　　就我所知，主要根据和原因大概不外有二。
　　一是《韩非子》里的一段话：
　　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遂行商君之法，……是以国治而兵强。（《奸劫弑臣》）
　　这里明确出现了“兵弱”字样，但没有出现“贫”（梁、郑的说法与此相近）；跟“国”相连的“乱”和“治”，也可能含有“贫”的意思，但毕竟没有直接出现“贫”。另外，《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中有“兵弱于敌，国贫于内”的句子，但跟秦国无关。
　　另一种原因和根据，应该是由后果逆向推导出来的，即因为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了“国富兵强”，所以当然就有理由反过来说，商鞅变法前的秦国是“国贫兵弱”的。我想，这也许是更主要的原因和根据。
　　关于商鞅变法的成效，书里很容易看到以下这些句子：
　　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 秦策三 蔡泽见逐于赵》）
　　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韩非子 和氏》；
　　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史记 商君列传》）
　　秦用商君，富国强兵。（《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李斯列传》）
　　…… ……
　　可谓众口一词，非富即强。
　　既然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才走向国富兵强，那么说商鞅变法前的秦国“贫弱”或“积贫积弱”，不是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事吗？
　　但我却对这种说法产生了兴趣和好奇。《韩非子》里的那段话，毕竟只是一家之言（况且只说了“弱”，没有直接说到“贫”）。韩非是个极富激情和个性的人，《韩非子》里搜罗了大量历史故事和议论，其中不乏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有些也不免让人心生疑虑，比如《和氏篇》中说商鞅“燔《诗》、《书》”，郑良树先生就认为，“把商鞅本人当作是禁游士、燔《诗》、《书》，一个极端反智的政治工作者，恐怕与事实颇有出入。”（《商鞅及其学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P70）——当然郑良树先生的话，也是一家之言。但不管怎样，如果仅凭《韩非子》里的一句话，就认定商鞅变法前的秦国是“兵弱”的，显然显得证据不足，况且还有个“贫”字没有着落。
　　至于根据古书中对于商鞅变法效果的评说和赞美，就逆向反推出秦国在商鞅变法前是“贫弱”或“积贫积弱”的，这充其量只是一种语言逻辑思维上的证明，带有间接和虚拟性质，毕竟不能算是实实在在的直接证据。
　　所以，要想知道秦国在商鞅变法前是否真是“贫弱”或“积贫积弱”的，就需要我们更直接、客观地面对现有史料和记载，看看从中会得到什么样的观察结果。
　　先来说“弱”。
　　正如前面所举《韩非子 奸劫弑臣》中的例子，“弱”在这里的语境中，其基本词义应当是指“兵弱”。《韩非子》书中有14处“兵弱”，《商君书》里也有9处，这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军事角度来看看秦国当时的强弱。
　　纵观秦国立国发展史，就是一部持续不断的征战史。郑良树先生《商鞅评传》一书，在《秦国的特殊背景和发展趋势》一章中，列有如下大小标题：《与戎、狄长期周旋于西陲》，《艰苦奋斗，开辟血路》、《继往开来，继续奋斗》、《开地千里，遂霸西戎》，颇能显示秦国建国过程中的特殊历程。整个春秋时期，秦国主要就是靠它的军事实力（当然也并非仅有军事实力），取得了当世公认的强国地位。春秋后期向戌弭兵（时在公元前546年），晋国赵孟当时有一句话：
　　“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
　　最简略传神地刻画了晋、楚、秦、齐四大国平等并立的地位与形象。这不是客气话，是当时实情。
　　公元前506年，吴楚发生柏举之战，楚国全境沦陷，几近亡国。次年得秦国出兵相救，才得以复国，留下申包胥七日哭庭的历史典故。可以说，终春秋一世，尽管受强晋阻扼，秦国未能如愿东进中原，但秦国始终以强国、大国的形象，屹立于西部河、山之间，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进入战国后，情形变得复杂起来。战国之初，秦国发现自己陷入了四面作战的境地，——不是所谓两面双线作战，而是实实在在的四面作战。当然这也并非秦国一国之境况，是当时正在崛起中的诸列强共同面临的情况，同时也是春秋战局与战国战局的重大分别所在。借助杨宽先生的《战国史》，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当时秦国所面临的四战境地：
　　南边：四川西部和陕西西南部的蜀国，“战国初期比较强盛”。公元前451年，秦筑城南郑；前441年，南郑反叛；前387年，蜀攻取南郑；同年秦伐蜀，攻取南郑；最终当然是秦吞并蜀国，这是后话。
　　西边：公元前457年，秦厉共公率师与绵诸交战；前393年，秦又伐繇诸；“此后便不见有繇诸的记载，大概它就在这时被秦兼并了。”
　　北边：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公元前430年，义渠攻秦，兵到渭南；“这时义渠很是强大”。义渠问题的最终解决，要到战国后期的公元前272年。按某种带有文艺性质的说法，还是靠了点“床上功夫”。
　　东部偏北：公元前461年，秦国进攻大荔，攻取大荔王城。“大荔是西戎中比较强大的一支”。“是时大荔、义渠最强。” （《后汉书 西羌传》）“秦所攻取的还包括王城周围所有大荔的土地，大荔就向北撤退了。”
　　以上内容，皆出自杨宽《战国史》。
　　需要提醒的一句是，上述战事发生的时间，都集中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到公元前四世纪初之间，这正是战国帷幕刚刚拉开的时候。
　　在秦国当时所有的正面敌手中，最强大的无疑是正蓬勃兴起的魏国。
　　据杨宽《战国史》：魏国从公元前413年起，不断向秦国进攻。这一年大败秦军；一直打到郑；次年，魏太子包围秦的繁庞，并占有其地。到公元前409年，吴起经过两年时间，陆续攻取秦的临晋，元里、洛阴、合阳等城，一直攻到郑。秦的河西全部为魏占有，秦退守洛水。魏设置河西郡。（《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P291）
　　这就是秦国被魏国侵逼得最严重的时候。
　　说秦国在商鞅变法前是“贫弱”或“积贫积弱”——当然这里主要是说“弱”，——这会被看作更有力的事实依据。
　　但同样是杨宽的《战国史》，同时还向我们介绍了这段时间前后发生的另一些事：
　　从公元前四世纪初开始，秦国展开了自己的进取动作。先是控制了秦与魏韩之间的要塞函谷关，并于公元前390年，在函谷关东北的陕（今河南三门峡市西）设县；公元前366年，魏在武都为秦所败；同年，秦军打败韩、魏联军于洛阴，秦开始在河西战役中取得胜利。公元前364年，秦攻入河东，在石门大败魏军，斩首六万，赵出师相救，秦军退兵。公元前365年，秦进攻魏的少梁，赵又出手救魏，方才抵挡住秦军攻势。（《战国史》，P294，P300-301）
　　至此，秦、魏两国、两军间的攻守，已渐呈逆转之势。到公元前362年，秦攻魏之少梁，大败魏军，俘虏公叔座，攻取庞城（即繁庞），再次取得大胜。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秦孝公即位之前，也就是商鞅变法之前。
　　2010年5月，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先生（逝世于2012年）有过一次公开讲座，其中说到：
　　“献公之前的半个世纪，秦弱魏强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就疆域、人口、资源而论，秦本有足够的潜力演变成为一等军事强国，关键在有英明的君主领导改革。”、“经过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大凯旋后，秦迅即变成最强的军事侵略国。”
　　其实，即使我们的目光暂且从秦献公身上移开，上溯到被看作秦国“最为衰弱的厉、躁、怀、灵、简、惠、出七公”（前引梁启超语）时期，即便只从司马迁《秦本纪》和《六国年表》中那些简略得不能再简略的片言只语里，也会注意到以下这些一闪而过的片断：
　　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
　　十六年，巉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
　　二十一年，初县频阳。
　　二十五年，智开与邑人来奔。
　　三十三年，伐义渠，虏其王。
　　灵公六年，晋城少梁，秦击之。
　　十三年，城籍姑。
　　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
　　巉洛。城重泉。
　　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郑。
　　以上见于《秦本纪》。
　　此外《六国年表》里还有：
　　厉共公五年，楚人来赂。
　　六年，义渠来赂。緜诸乞援。
　　十年，庶长将兵拔魏城。
　　二十年，公将师与緜诸战。
　　二十六年，左庶长城南郑。
　　灵公三年，作上下畤。
　　灵公十年，补庞城，城籍姑。
　　简公七年，堑洛，城重泉。初租禾。
　　十四年，伐魏，至阳狐。
　　惠公五年，伐緜诸。
　　九年，伐韩宜阳，取六邑。
　　十年，与晋战武城。县陕。
　　这些片言只语也许尚不足以构成什么充分证明，但其中仍然隐含了一些并非无关宏旨的积极信息。例如对于简公六年的“令吏初带剑”，白化文先生解释说：“秦国政府敢于下令叫不能跻入奴隶主旧贵族圈子里的‘吏’公开带剑，确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大胆举动，所以史书上才特别写上一笔。”[1]其中所蕴含的变革信息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六国年表》和《秦本纪》没有提到的秦灵公“居泾阳”（见《秦始皇本纪》），通常被认为是秦国活力向上的一种表现。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说：“灵公之时，又拓地于东北，与三晋争霸，故自雍东徙之泾阳也。”（《王国维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P120）。郑良树先生在说厉共公时，标题用的是，《厉公时期重振国威的努力》，并且最后总结说：“总结秦厉公的一生，我们发现，在周边国家皆疲弱的环境下，他颇能利用自己的稳定和稍强的国势，尽管这稳定及强盛只是短暂的，来为秦国打开若干空间及通道，进而提升自己的声望。”（《商鞅评传》，P54）
　　两强相遇，犹如足球场上两支球队的相互较量角逐，有进有退，有攻有守，乃是常态，哪会容得其中一支只进不退，只胜不败？假如仅仅根据某段时间的一场，或几场胜败，就来判断说谁强谁弱，孰良孰劣，未免给人以轻言的感觉。比如杨宽在叙述秦、魏河西之争时说，“秦这样失守河西大块土地，固然由于魏将吴起是杰出的军事家，但是，主要还是因为秦的经济和政治的落后。”这句话的结论，是大可商榷的。一失守就说经济和政治落后，一夺回就意味着经济和政治转好了？这种评判方式，多少让人想起上世纪曾经在中国大陆流行过的，欧美一有坏事，就是资本主义如何如何；中国一有成就，就是社会主义如何如何的思维方式，让人觉得两者间的关联过于短促和直接。说到魏国对于河西地区的控制，充其量只有三、四十年光景，然后就迅速崩解了，河西重新回到秦人手中。三、四十年时间，相对于秦晋（魏）相争史来说，的确只是很短的一瞬。
　　这里还要顺便说一句，以往人们一说起秦国在战国初期的“贫弱”，往往会把秦国看作是当时整个战国版图上都最为“贫弱”的一个，譬如如张荫麟《中国史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在说到《秦的变法》时，就用了一个很别致有趣的说法：
　　当战国开场的前后，秦在‘七雄’中算是最不雄的一国。（P106）
　　这句话显系脱胎于《史记 秦本纪》中那句，“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但司马迁这句话本身就是颇为错乱的。——说秦国在战国开场前后的“七雄”中“最不雄”，何以证明呢？对此，我认为还是何炳棣先生的说法要更切实和准确些，“秦弱魏强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也就是说，秦在当时只是相对魏国一度显弱（细听何炳棣先生的语意，所谓相对，是指一时和表面的意思）。
　　不过，张荫麟说秦国“最不雄”，我觉得他又好像是有意避开“弱”或“贫弱”这个说法。
　　再来说说“贫”。
　　如前所说，本文语境中，“贫弱”的“弱”，是专指“兵弱”；而“贫”则主要是指农业经济，合起来正是法家所首要强调的耕战。
　　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商君书 农战》）
　　田荒而国贫。（《商君书 算地》）
　　战士怠于行陈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
　　《春秋战国史话》在说到秦国的“贫弱”前，有一段如下文字：
　　“秦国在战国初期，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比其它六国要落后。当时，秦国的奴隶制的经济基础虽然瓦解了，但旧贵族势力还相当强，……阻碍了经济发展，……秦国土地很大，但地广人稀，约有五分之三的土地尚未开发，农业生产远不如东方各国。”（P133）
　　这里的第一句话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前面反复说过，本文所说“贫弱”的“弱”，是专指“兵弱”而言。《春秋战国史话》认为秦国在商鞅变法前是“贫弱”的，但在具体列举秦国当时的诸项落后（政治、经济和文化）时，却又似乎在有意无意间，把秦国军事上的“弱”或者“落后”给排除了。（除非它所说的“贫弱”的“弱”，另有它意。）
　　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来关注上段引文的后面内容。
　　“约有五分之三的土地尚未开发”，这一统计数据不知是从何而来的？“农业生产远不如东方各国”这一结论，也不知是怎么得出的？总之，这就是《史话》作者所说秦国“贫”的意思了。
　　这种说法在近代学者王桐龄那里可以得到某种呼应：
　　“由来秦据渭水流域立国，土地肥饶，宜于农业。而秦开化较晚，农业不发达。”（王桐龄著《中国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P178）
　　王桐龄一方面肯定秦国的农业地理条件很好，同时又得出秦国当时“农业不发达”的结论。我们同样不清楚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大概也属于前面所说的逆向推导法的结果。
　　不过，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看法，跟上两家有明显不同。宫崎市定在说到“秦的崛起”时，先是说“然而到了战国，其（案指秦）分量却骤然加重，因为它向西扩大国领土，得以有效利用丰富的资源。”紧接着就说到如今陕西的土地，指出“在古代，其实干燥的土地才最适合于农业。”并以日本奈良县为例，说“在古代其生产力却足以成为推动整个日本的原动力。”最后的结论是，“陕西省也是地高土燥，适于农业的地方。在古代，在干燥的地区进行灌溉比较容易。”（宫崎市定著《中国史》，焦堃、瞿柘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P77-78）并把以上论述看作是秦国逐渐强盛的首要原因。
　　宫崎市定认为秦逐渐强盛的另一个原因，是征服了“义渠戎”。并说，“秦可能借此开辟了与西亚的交通，获得了吸收西亚进步文化的机会，还得以进口珍奇物产并转卖中原，从中获利。”这自然是相当大胆和奇丽的想象！[2]总之，宫崎市定分析和论述秦的崛起，着眼、着重的是秦国经济，首先是农业经济，其次是跨境贸易。
　　我猜想宫崎市定的说法，受到了《史记》和《汉书》里某些文字的启发。在这两本中国史书中，有并不为人陌生的文字如下：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
　　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 货殖列传》）
　　《汉书 地理志》则基本因袭了《史记》以上内容。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秦灵公徙居的泾阳，还是秦献公徙治的栎阳，除了是地近河西的军事战略前沿要地外，当时还是商贾云集、物流轮转的富庶之地。范睢后来说“泾阳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史记 穰侯列传》），除去身份背景外，所封之地也是原因之一。至于栎阳，司马迁在上面引文中明确说了，“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公元前647年，晋国遭遇饥荒，向秦国求援，“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左传 僖公十三年》）可见早在春秋中期的秦穆公时，秦国的粮食生产就应该有了相当水平。而泾阳和栎阳两地，正处在“自雍及绛”这条繁忙的交通运输要道上。
　　关于秦国早先的经济发展水平，更直观、直接，也更为有力的证据，也许要属当今的遗址墓葬发掘与文物出土。因此我们不惮繁冗，将徐卫民《秦公帝王陵》中的一大段文字引述如下，这段文字是关于著名的秦公一号大墓的：
　　秦公一号大墓反映出秦景公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是研究当时社会难得的实物资料。……虽然考古工作者发掘此墓时，发现了270多个盗洞，但仍然出土了3500余件珍贵随葬品。
　　秦公一号大墓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先秦时期最大的陵墓。比河南安阳商代王陵大10倍以上，比马王堆一号墓大20倍。
　　陵墓中出土随葬品有金、玉、铜、铁、陶、漆、石器及丝织品等，其中有造型生动、形态逼真在啄木鸟，带有纹饰在金带钩，有过去墓葬中很少发现的白玉戈，精巧美观的玉璋，透雕蟠虺花纹的玉佩，造型优美的马头雕等工艺品，展现了当时高超在手工艺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号大墓中发现了十多件铁质工具，其中有铁铲、铁锸等，其质地精良，实用美观，是我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铁器，说明秦也是当时使用铁器最早的国家之一。从而证实了《诗经 秦风》中记载的“驷孔阜”是正确无疑的，其铁铲，经初步鉴定系铸制品，这一发现，将我国铸造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反映了秦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比较高的。因为铁工具的使用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秦公一号大墓，规模巨大，随葬品丰富，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秦国国君好大喜功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事实。因为陵墓制度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古代人事死如事生，国君生前享受的东西，死后都要带入冥间，浩大的陵墓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雄厚的经济实力是挖不出来的。精雕细刻的高档随葬品，没有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是制联出来的；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奴隶的剥削基础上的，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是研究当时社会的最宝贵的资料。可以想像，该墓若是未经历代270多次被盗掘，其中的珍贵文物更是不胜枚举。（《秦公帝王陵》，P49-54）
　　秦国历代国君中，秦景公留下的史料，相对要算多的。不仅景公本人，他的弟弟秦后子鍼，在《左传》中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昭公元年》记载的“其车千乘”、“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奢华壮观景象，比起当今的百辆豪车一字长蛇阵容，真是丝毫不遑多让！不管景公家族的财产是通过怎样的政治统治方式得来获取的，它都必须经过生产和贸易的方式，方能汇聚于秦国宫廷不是？仅凭他国赠予是不可能达到如此盛况的，况且赠予不应该是礼尚往来的么？
　　值得提醒的是，秦景公（前576年—前537年在位）的下葬时间，距战国之初只在半个多世纪的数十年间。
　　在上段引文中，《秦公帝王陵》的作者特别提到了秦国铁质工具的出现。铁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出现和运用，其非凡和影响深远的意义自不待言。跟电脑网络的发明一样，铁器的出现与使用，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件大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里称其为“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第3版，P169）。关于铁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出现与使用情况，杨宽先生有过专门文章（《战国时期铁农具的改革及其作用》）给予介绍和说明：
　　“到战国中期，北起今辽宁，南到今广东，东到今山东，西到今四川、陕西，都有各种铁农具出土，铁农具在农具中已经取得主导地位。”、“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根据魏国地少人多的情况，提倡‘尽地力之教’，主张精耕细作，来发展农业生产。后来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根据秦国地广人稀的条件，提倡大力开垦荒地和休耕地，来发展农业生产。这些变法措施，都是在铁农具的改革和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杨宽著《先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P147-150）
　　最后一句，将商鞅变法与当时最先进重要的科技手段与生产方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综上所述，这些材料和叙述，也许可以稍稍修正一下我们对于商鞅变法前秦国的某种想象和描绘。至少，它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积贫积弱，甚至是一穷二白。（我见过有人用这个词形容商鞅变法前的秦国）

　　说了秦国的“贫”和“弱”，我们不妨顺道来聊聊秦国文化。文化初看起来，似乎并不在本文所说“贫弱”范围，但作为上层建筑构成的一种“软实力”，两者也不能说是完全无关的。
　　《春秋战国史话》对于秦国文化，有这样一番话：
　　“春秋战国时期，代表各种思想和学派的各国诸子，著书立说，形成一个文化高潮。然而，在诸子之中却没有一个秦国人，可见秦国文化的落后。”（P133）
　　“诸子之中没有一个秦国人”（商鞅不算？商鞅身旁据说还有一个尸佼），固然反映了秦国思想文化的某个方面，但以此得出的结论，却未免有点“人小衣裳大”。不过，关于秦国文化，我们确实可以听到这样一些声音：
　　“秦在东周时期，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4版，P233）
　　白寿彝的说法几乎与此如出一辙：
　　“秦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西方部落。”（《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P98）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部通史著作，都没有说到秦国在政治、经济或军事上的“落后”或者“贫弱”，只单单说了秦国文化的落后。
　　郭沫若的看法，又有所不同：
　　“在商鞅入秦之前，秦国可能已有‘《诗》、《书》’，如《书经》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誓师之辞，《国风》中有《秦风》，多系襄公时代的诗。传世《石鼓文》，所我所考定，也是襄公八年时的作品，而它的情调结构颇近于大小《雅》。但这些高度的文化生活仅只限于上层，而秦国老百姓的一般生活则是非常原始的。”（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第3版，P249；）
　　这里出现了“高度的文化生活”几个字，虽然加上了限定语，“仅只限于上层”。
　　李学勤先生根据多年来，尤其是近年来秦地以及新征服地区秦人遗址、墓葬的发掘与众多出土文物，详细而具体细致地叙述了秦国和秦朝的有关文化情况。详见李学勤先生所著《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尤其是第十四章《秦》和第十五章《统一后的秦》两篇。李学勤先生对于秦文化做出了这样的概括：
　　“在与东方半隔绝的情况下，秦国自行发展，形成具有本身特色的文化。”、“秦的墓葬充分反映了秦文化的特点。”（《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P137）
　　语调中性和客观，舍弃了以往带有批判意识的单纯否定倾向，其中所含积极与肯定意味，是不言而喻的，这就传递出跟范、白两位史家明显不同的某种取向。
　　由李学勤先生主编，王美凤、周苏平、田旭东合著的《春秋史与春秋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对于秦文化表达了更为具体明确的意见结论：“受中原地区文化影响较小，具有独特的面貌和特征：重功利，轻伦理。”（P212）用语同样倾向于具体和中性客观，尽量朝向某种事实，尽可能避免某种单向与过于笼统的价值判断。
　　有篇题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音乐文化样貌》（刊于《艺术教育》2013年第3期）的文章，是笔者在网上看到的。作者毕乙鑫，据网络介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在读硕士研究生。这篇文章通过将古文献与考古出土文物资料相结合的方法，介绍了秦国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的音乐样貌。其中既指出秦国音乐有节奏乐器的普遍性与重要性要高于旋律乐器，反映着秦国本土音乐的简朴与俚俗的一面，同时更着重指出，秦国除本土音乐文化之外，还抱有对他国音乐文化的开放性态度，存在着来自各地多元音乐文化的另一面。这种多元音乐文化的汇集，包括周王室雅乐、赋诗言志、器乐与舞蹈、女乐郑声、神仙音乐和音乐理论各方面。文章最后总结说：
　　“以上种种，都显现了秦国在当时俨然成为一个音乐潮流的汇集地，其音乐文化在整体上呈现一种开放性与多元性的状态。”
　　这篇文字虽然略显稚嫩简单，但已为人们了解秦的音乐文化，打开了一扇小小窗口。让人们知道，秦国音乐，除了李斯所说的“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史记 李斯列传》）之外，还有颇为丰富多彩的另一面，决不是只有“奏盆缻”（《廉颇蔺相如列传》）而已。
　　可见，秦国文化也不宜简单一句就归结为“落后”，它有它光彩照人的一面。
　　如果我们在阅读时细心留意些，我们或许会发现，关于商鞅变法前秦国状况的描述，存在着一个看似极为细微、不易察觉的用词差异，这就是“贫弱”与“落后”的差异。
　　除上文中已出现的如《春秋战国史话》和《中国思想发展史》，以及《中国通史简编》与《中国通史》外，我们还可以在以下各书对秦国的描述中，见到“落后”一词，如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秦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虽然春秋时秦穆公一度称霸，但秦国整体发展水平还是滞后的。战国时，秦国政治动荡，贵族内部争夺激烈，君主更换频繁，君臣关系混乱。”（P628）
　　这里用的是“落后”，而且也是“相对落后”，以及“滞后”，没有出现“贫弱”字样。
　　叶孝信主编的《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商鞅根据‘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夷翟遇之’的落后现状”（P52）
　　也只是说“落后”。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第1版）则说：
　　“秦国社会在商鞅变法前比较落后，还保留着若干原始的习俗，‘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但封建制的因素已经产生，并在逐渐发展。”
　　“那时候，东方的一些新兴大国都瞧不起秦国，把它当作落后的夷狄国家看待，不给它参与诸侯国的会盟。魏国不断出兵攻秦，把它逼在渭水流域的一个角落里。” P12；
　　同样是说“比较落后”。最后一句有些“兵弱”的意思，但毕竟没有用到“弱”字。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其中“秦商鞅变法”一节说：
　　“秦在战国初年，社会经济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公元前408年‘初租禾’，即从力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表明商业交换也正在活跃起来。秦的这种发展，比起关东六国仍要落后一步，主要原因是封建领主势力十分强大。”秦孝公时，“受到楚、魏两国侵迫。秦在外交上地位颇低，不能参与中原各国之盟会，各国都以‘夷狄遇之’。” P74-75；
　　出现的依然是“落后”一词。
　　在我写这篇文字所涉猎和引用的相关书籍里，对于秦国在商鞅变法前的状况，有的用了“贫弱”，或者单说了“弱”或“贫”，同时书中也用了“落后”一词；有的只单单用了“落后”，而未见有“贫弱”或“贫穷”、“兵弱”等字样。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一般性的学术著作，比较容易出现“贫弱”的字样，而诸多以“史”为名的专著，包括《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中国史纲要》、《中国通史》、《中国法制史》，《中国思想学说史》和《中国思想发展史》，以及杨宽的《战国史》，好像是不约而同集体性地用了“落后”一词。并且，一般学术性著作中，出现“贫弱”之类词语的同时，也会使用到“落后”一词，但那些以“史”为名的专著，则多数（绝大多数？）只见“落后”，不见有“贫弱”字样。这不能不说是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会是一种有意识的用词选择或者说规避么？它们看上去实在不像是出于纯粹偶然的无意凑巧。
　　假如这种带有集体性趋同的词语现象，的确是出于一种自觉选择或规避，它又在暗示或说明什么？
　　作为两个不同词语，落后与贫弱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近邻关系。因落后而贫弱，或者因贫弱而落后，都是很常见、很好理解的事。不过，贫弱跟落后之间，也有并不相同一致的地方。毛泽东说，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固然有可能会挨打，但落后有时候也会打人。游牧民族跟农耕民族相比，要属于落后的（参见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讲），但前者却经常地攻击后者。整部中国历史，就贯穿了游牧民族对于中原农耕民族的不断攻击和侵略，甚至灭亡了中原农耕民族并取而代之。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日尔曼人相比于罗马人，肯定也是落后的，但同样是前者灭亡了后者。贫弱则几乎没有打人的可能，——除非是以鱼死网破或同归于尽的方式，但这已经不是这里所说的打人（主动攻击，并且能够取胜）的意思了。——可见落后与贫弱，并不总是词义相邻相等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不容忽视或可以随意跨越的词义沟坎。具体说，贫弱通常直接指向实力的不济，词义比较单纯；落后的词义则要复杂得多，涵盖要更广。它既可用于指具体物质装备方面的陈旧与简陋，也可以指思想观念与体制运行等抽象事物概念方面的差距，或只是表示行动比别人慢一些，落在他人后面，但却并不绝对对应所指事物在某个时空中的功能状态与高下。更主要的是，落后有比较意味（相对性），贫弱却有绝对性质。
　　在描述商鞅变法前秦国国家和社会状况时，之所以会出现“贫弱”与“落后”两个不同词语的选用，我认为其背后跟各书作者对于秦国当时状况的判断与认识有关，并非是纯粹偶然与随意的遣词造句。相比之下，对于商鞅变法前秦国的状况概述，“落后”一词明显要比“贫弱”来得更为严谨和准确，尽管它也难免有失之笼统和偏颇的一面，比如上面所说对秦文化的判断和概括。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用贫弱不对，用落后也不好，难道说秦国在商鞅变法前，已经是富强或先进的了？
　　当然不是。
　　对于商鞅变法前秦国的状态，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在社会经济上，也许并不像人们说得那么差，如“贫弱”或“远不如东方各国”之类。这里实际潜伏了一个重要理由，即像商鞅变法这样重大的国家与社会变革，尤其是在新体制建立与建设方面，如普遍性地“集小乡邑聚为县”等，以及君主地位与权力的强化。——了解秦史的人不会不知道，正是在紧接着商鞅和秦孝公之后，秦惠文王开始了在秦国的称王。自此以后，秦国的君主制获得了空前顺利有序的高度发展。所有这些，有没有可能发生和建立在一个经济十分贫瘠、荒芜，所谓“积贫积弱”的基础上？这是我想写商鞅时，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桓的一个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商鞅没来之前，当然是贫瘠落后的，正是因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才开始变得富强和先进，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说来也许并非出于碰巧，就在这时，我在网上看到北京大学历史系阎步克教授的一篇文章。阎步克教授文章中的一段话，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
　　从历史上看，大型集权专制政权，多半都出现在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文明，出现于更复杂、更流动的社会，在其之中，民众得以超越了凝固简单的传统秩序，而拥有了原生性社会不曾有过的诸多自由，其生活也更为丰富多彩，尽管集权政府在努力把生活纳入行政控制。……
　　倒不是说经济文化繁荣与生活多样化是专制带来的，只是说大型集权体制要以经济文化发展、以社会复杂化、流动化为条件，专制与自由在特定意义上也是伴生现象。（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见于《爱思想》网站，原文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阎步克教授文中还引述当代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的话说：
　　大型的集权政权的诞生必须以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为条件，而专制政权通常都出现在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社会之中。（同上）
　　这些话语对于我们展开对商鞅变法前秦国社会的联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我当然不是说，秦国在商鞅变法前就已经是“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社会资源自由流动”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的确是商鞅变法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但我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具体关系，即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形成一定的权力状态，这才是上段引文的重点所在。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包括体制与观念之类的事物），权力的存在和持续都将成为虚悬的问题，那是否还能如此顺利地展开自己的意志与设想，将其成功地付诸变革的实践之中？以往多有学人注意到商鞅变法过程的相对顺利，但在分析其原因时，在我看来，却显得有些不得要领。比如王亚南认为，原因主要是“受古代封建束缚当较其它国家为浅；阻山带河，较少受列国相互争城夺地的战祸；秦之列王，强半用客卿为相，任人惟能惟贤；”见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P38）。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杨东晨研究员，在其所著《王朝兴亡 秦兴亡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第1版）一书中认为，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秦孝公的作用。这些观点，都未能注意到商鞅变法前秦国原有的物质条件和基础状况，不能不说是“焦点模糊”之论。
　　商鞅抵达秦国之前，或者抵达之初，秦国国家和社会的总体状况究竟是怎样的？一言以蔽，是基本依然运行于原有的旧轨道上的以原始面貌为主的自然经济与社会，然而也并非没有一点新气息。据《史记 秦始皇本纪》所记，秦怀公从晋国来，简公从晋国来，献公更是众所周知的来自晋国。另据《六国年表》，厉共公在位期间，晋国智氏家族先后两次“率其邑人来奔”。三晋正是春秋战国之交新时代新风气的原发地。所以秦国与东方的国际往来，并没有完全断绝，李学勤先生用“半隔绝”来概括和形容，无疑是十分准确的。不过从总体上看，当时的秦国无疑仍是以旧格调和旧格局为基本面的（这当然跟秦国的“半隔绝”地理位置和状态有关），尤其是相比邻国朝气蓬勃和欣欣向荣的改革新潮，这也就是众多史著所说“落后”一词的义蕴所在。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无疑是一场顺应国际时势的变轨和社会转型，然而这场变轨转型，并非是在“空轨”上进行的，而是一条有基础（地基）的轨。这条运行已久的原有轨道，就其自身而言，其效能大体还在，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上的，从某种角度说也可以包括政治上的。旧轨道和它上面所呈现的风景，是一种来自和依据传统的自然状态，所谓风气未变。然而，此时此刻的山东各国，早已用迅捷的变法行动，纷纷变换了崭新的面貌，紧邻秦国的魏国更是一马当先，声威骤振。因此，今天的秦国还可以一仍其旧，依然故我地慢悠悠晃荡在它原有的旧轨上，但明天呢？明天会怎样？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实近忧已在眼前。始终被僻在西部的秦国，如今更感受到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的被遗弃感。世事如潮，不变是不行了。不变就不能融入国际社会，为国际社会所接纳。被国际社会的摈弃，就是被文明社会的摈弃，这是秦国国君最不可忍受之事。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要出人头地，政治就是要光彩照人。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首先正是要满足秦国国君（秦孝公）的需要，其次才是秦国的需要，尽管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郭沫若在说到商鞅入秦前的秦国文化时，自然而敏锐地指出，文化在当时的秦国是分层的，这种分层本质是隔绝的。其实，文化的分层和隔绝，正是经济和政治分层与隔绝的反映。这种相当固化和僵化的分层，反映了秦国当时存在的各种政治与经济的社会身份悬殊。商鞅变法，将打破这种原有的分层（同时形成新的分层）与悬殊，使之变得流动和生动起来。
　　至于秦国的军事，基于一种特殊的环境和传统，它的实力一直是保持的，只是更大的潜能尚未被充分激发出来。商鞅凭借自己从东方（主要是魏国）带来的新观念和新的组织方式（以土地资源为其根源、保障和核心因素），将赋予这支仍不失战斗力的旧秦军以新的生命力和全新的冲击力。事实上，从某种意义说，商鞅是新秦军的缔造者。
　　以前有人说过，商鞅变法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的。但此处所谓“肩膀”，通常是指商鞅之前的几位法家前驱，如管仲、子产、邓析，尤其是李悝，以及吴起等人。好像很少有人想到，商鞅变法所站立的肩膀，并非只有前人前辈，还有当时秦国业已具有的种种物质条件和基础。事实上，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固然有以新革旧，另起炉灶的一面，但也有因秦之旧、顺势而为的另一面。两者结合，才是商鞅变法的全体和全貌。
　　说起来，商鞅变法前的秦国，之所以会在许多学者笔下被描述为贫弱或积贫积弱，原因却是因果循环式的。把商鞅变法前的秦国说得越是贫弱，商鞅变法的成就就越大。（有人在其书中说到了亡国，甚至有用到了救亡图存一词的。秦国当时已面临亡国境地吗？）殊不知，事因很可能是反过来的，即因为看到说商鞅变法有了显著的、了不起的成就，就推想，那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可不就应该是贫弱或积贫积弱的么？于是这就仿佛成了小狗追咬自己尾巴的圆舞曲游戏。
　　关于商鞅变法，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里（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5月第3版）是这么说的：
　　商鞅变法，历时20多年，大大加强了秦国的国力。（P75）
　　这种说法，显然比那种流行的、司空见惯的说法，如“秦国由贫弱的诸侯国，一跃而变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类，要切实妥当多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商鞅并非一位“大变活人”或“空中钓鱼”的神奇魔术师，而更像一位善于挑灯剪烛的能手，经他的手之后，秦国这盏旧油灯（油灯里有油），就亮了起来。




　　2017年5月5日定稿

　　注释：
　　1，白化文《关于青铜剑》，《文物》1976年第11期。转见于郑良树著《商鞅评传》，P72下注；
　　2，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书中，提到一件秦青铜盉，“盉的形制非常特异……和常见的中国青铜器有别，有学者以之与中亚的一些器物相比。它是否模仿中亚的风格，很值得探讨。”（P147）这类文物，想必不会是孤品，或许可以跟宫崎市定的说法联系起来。

　　主要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从原本正常的封国，突然畸变为丧尽天良的、突破了道德底线的军国主义怪兽。
　　通过不择手段的贿赂与暗杀手段，以争取或消灭敌国权力精英；通过战争掠夺，以奖励军工，提高和延续战斗积极性。

　　但这种军国主义法术，只适合多国相争的战争时代，一旦天下一统，战无可战夺无可夺，就无以为继了。
　　于是秦朝速亡！

　　
　　主要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从原本正常的封国，突然畸变为丧尽天良的、突破了道德底线的军国主义怪兽。
　　通过不择手段的贿赂与暗杀手段，以争取或消灭敌国权力精英；通过战争掠夺，以奖励军工，提高和延续战斗积极性。
　　但这种军国主义法术，只适合多国相争的战争时代，一旦天下一统，战无可战夺无可夺，就无以为继了。
　　于是秦朝速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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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解！人们都说商鞅变法，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商鞅变的是什么法？商鞅搞的就是削弱贵族实力，加强君主集权，并且手段很极端，放到今天，有个词儿挺适合他——“法西斯”！就是这样，商鞅的一切都是为了战争！什么“重农抑商”？商鞅没搞什么提高农业产量、效率的东西，最重要的只是农户连坐和不弄随意迁移。至于商业？商业就一个措施——“抢”！去山东六国抢！
　　人们都好说“城门立木”的故事。殊不知，这个故事背后的可怕！商鞅那是在树什么“信”？一根木头用得着那么多钱吗？他的目的就是告诉当时的人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听我的，跟我走的，都有肉吃；不听我的，跟我作对的，哼哼，你想想吧。”这个故事，其实充分说明了商鞅的集权思想，他不管什么规律，不管什么规则，不管什么阶层，所有的，都得听我的。他的逻辑就是“只有秦国听我的，秦国才能强大，秦王才能权利更大”

　　一旦天下一统，战无可战夺无可夺，

　　秦按照考古推理，应该是一个来自欧亚结合部的游牧民族，他们开始是作为一个卖马的商贩来到周朝的，商鞅变法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决定完全采用中原地区的文化，这个和后来孝文帝变革的概念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是秦用的是法家，因为法家比较符合西方的规则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