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编剧遭遇项目流产被"欠薪" 写不出的现实剧本

　一部名为《约定》的国产电影不仅没有完成与银幕的“约定”，也没有兑现有关工作酬劳的“约定”。过去一年里，电影编剧陈蓓妮遭遇了一名编剧无力左右的剧情走向：现实。

　　陈蓓妮决定为自己维权，尽管很多同仁劝告她不要这么做。今年6月6日，她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了深圳前海小伙伴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这家公司决定投资拍摄《约定》。剧本是陈蓓妮9年前写的，3个漂泊者的爱情故事。

　　2016年1月，陈蓓妮的大学校友常耀华找到她，称有公司想拍一部爱情片，听说她之前有一个剧本，问她是否有兴趣参与。她记得常耀华说，投资已经到位，很快就会开机。

　　常耀华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现为北京舞蹈学院艺术传播系讲师，是电影《绣春刀》的策划，也担任过很多电影的制片人。

　　在得到陈蓓妮许可后，常耀华将剧本《约定》拿给了前海小伙伴公司。陈蓓妮先后与该片导演许书绮、前海小伙伴公司董事长陈昆、副总经理牛青峰等人见面，他们对剧本表示认可，并根据时下社会热点和实际操作难度，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

　　2016年3月7日，陈蓓妮与前海小伙伴公司签署了“电影及著作权转让及电影剧本修改创作合同”。

　　电影工业的各个环节开始了运转：编剧陈蓓妮数易其稿，按时交出了剧本；导演许书绮调整剧本，还带着主创团队在深圳选景；美术部门开始为此工作。

　　根据合约，陈蓓妮需要做的是转让剧本的著作权，并修改剧本。原定价格为35万元著作权转让费和5万元剧本改编费，出于对校友关系的信任，她同意在合同中将著作权转让费写为25万元，剧本改编费为15万元。

　　2016年3月28日，陈蓓妮收到了第一笔费用28万元，含25万元著作权转让费和3万元剧本改编费。她全身心投入了创作。

　　这年4月，许书绮导演在一档电视节目中重点提到了正在筹备的电影《不再相信爱情》。她称赞前海小伙伴公司“在制作上很尊重团队的想法，给了我们绝对的信任和创作空间；其次在资源配比上，也为这部作品配备了非常雄厚的制作班底和演员阵容。”

　　这也是唯一关于此部电影的公开报道。

　　陈昆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的一则信息称，曾获金马奖、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台湾摄影师李屏宾加入影片团队，并跟随导演在深圳为此片看景。

　　不过，片名一直在变。从《约定》变为《不再相信爱情》，后又变为《相信爱情》，最终又变回《不再相信爱情》。故事发生地先是从日本改成了韩国，最后变成了深圳。剧情也从关于来自上海和台湾的留学生在日本的漂泊故事，变为了小镇青年到深圳奋斗打拼的故事。

　　虽然有些改动是囿于现实条件、为了实际可操作性考虑，但陈蓓妮认为剧本“气质完全变了”。例如，更换故事的发生地，绝不是简单在剧本里替换地名，当地点换到深圳后，要重新改变人物的背景和故事逻辑，剧本中新增角色也要和原有角色有合理关系。

　　为了不耽误进程，陈蓓妮还是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完成了一共145场戏、约10万字的剧本。为此，她和导演许书绮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两个小时的“头脑风暴”。50多天里她保持了每日写万字、平均一小时写出一场戏的进度，常常熬夜。

　　2016年5月5日，陈蓓妮将改编后的剧本发给前海小伙伴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对方此时应当支付下一笔款项，却一直没有音信。她多次催要，但对方以“剧本还没看”“还要给其他相关方看”等多个理由不予支付。

　　2016年6月，她与该公司协商要签订补充协议，将原本分两次支付的12万元尾款，约定为一次性支付10万元。但补充协议一直拖到2016年10月31日才签订，而且之后对方仍没有付款。

　　前海小伙伴公司董事长陈昆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承认：“因为演员找不到，电影在停滞状态中。”

　　陈蓓妮的经历在另一个空间里被复制了。伴随着电影项目中止，该片美术部门也没有收到十几万元尾款及回程交通费。尽管他们也试图跟这家公司沟通，但与公司相关负责人周旋了两个多月后还是没拿到钱，最终不了了之。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多次致电导演许书绮，均无人接听。

　　制片人常耀华对记者称，他曾代表前海小伙伴公司与一些工作人员商谈、签署合同，后期公司支付款项由财务负责，自己并不经手。至于其他人没有拿到尾款的情况，他表示：“我不知道，不太清楚。”

　　他强调：“在项目停止之前，所有都是按照合同进行的。”他称自己的合同于2016年12月底到期，自己拿到了合同载明的“应当拿到的收入”。

　　“我决定公事公办”，尾款一拖再拖，陈蓓妮决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2016年12月5日，她向前海小伙伴公司发去律师函。

　　作出这个决定之前，陈蓓妮想了很久，很多圈内朋友为她着想，建议她不要硬碰硬处理：如果你起诉了，撕破脸他们就更不会还你钱了；如果你不起诉，他们不仅会欠你钱，还欠你人情。

　　她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面对一个蓄意骗我的人，我怎么会认为他觉得欠我人情呢？”

　　陈蓓妮无奈地说：“这行业里，没名气的人怕打官司，怕以后别人认为我不好合作都不找我了。有名气的人怕打官司，怕别人知道我给别人干活是拿不到尾款的，别人就会认为我在行业里没有保障自己的能力。”

　　一位要求匿名的电影业从业者说，同行对此的感受是，这种状况“非常普遍”，因为行业内看重口碑，人人注意自己的形象，很多纠纷即便走入司法渠道也是毫无意义，只是赢一口气。一些公司是为了某个项目成立的，项目完成公司也解散了，强制执行也很困难。

　　在不敢轻易走入司法途径的影视圈内，陈蓓妮耳闻目睹了一些她感到“心酸又好笑”的例子。

　　十几年前，一位导演为了拿到尾款，将最费钱、最关键的一场戏安排为杀青戏，拍摄前叮嘱场记，拍完不要像往常一样上交摄影带，而是立刻偷偷地拿着摄像带离开，3天内手机关机。杀青戏后，导演按照惯例与全组杀青庆祝，过后以这部分重要素材为筹码追讨尾款。这样，导演也没损失面子，也拿到了应有的尾款。

　　编剧也有维护自己权益的“馊主意”。陈蓓妮举例说，编剧可以将剧本中很重要的某个场景写到撒哈拉沙漠之类让制片很难实现的地方，或是写一出让演员非常喜爱却成本很高的戏，无形之中就会增加出品方的拍摄成本，以显示编剧的话语权。

　　然而，她的身边还是有编剧做出在片场堵着摄像机追尾款的极端行为。现实比戏剧还要精彩：在大银幕上一个又一个破十亿元票房作品亮相的时候，行业内各类为此付出辛劳的幕后工作人员，追讨自己的合法收入，仍像很多年前农民工讨薪一样艰辛。

　　至于《约定》这部电影“爽约”的原因，编剧陈蓓妮听说的是“资金出现问题”，制片人常耀华给记者的答案是“投资方出现了问题，演员档期等很多方面都出现了问题”，一些工作人员则听说“没钱了”。

　　但前海小伙伴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显示，2016年6月，该公司在深圳举办了项目推荐会；2016年7月，该公司表示将斥巨资参投“脱胎于东方神秘文化的电影《阿修罗》”；2016年8月，该公司称以10亿元资金打造“国内首个编剧孵化基金”，之前还启动了影视内容孵化平台。

　　2016年12月，在陈蓓妮发出律师函13天后，前海小伙伴公司给她发来了回函，其中承认“未能按照该项目预算如期支付约定款项，在此致以深深的歉意”。回函还称，该片预定于2017年3月开拍，届时将会支付约定款项。

　　到2017年6月6日案件开庭，前海小伙伴公司并未有人出庭，电影也未有新进展。

　　“这个案子的债权债务关系很清楚，合同条款约定也十分明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诉讼与争议解决业务负责人陈长斌是陈蓓妮聘请的代理律师。他分析，即便能打赢官司，并且做了诉讼保全，可这类公司往往都是项目制、轻资产的公司，后期执行也很困难。

　　从此案中，陈长斌也发现了以编剧为代表的影视圈行业在维权时的困境：大部分编剧都是按照进度付款，艺术类的工作产品效果很难量化，一旦交稿或工作完成后，编剧在主张自己权益时没有任何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赖公司是否愿意履行或是否有能力履行。再加上行业内的人怕惹事，担心以后难找到合作方，往往选择忍气吞声，或是用变通的方法维权，这样对于行业长期发展是不利的。

　　“如果能像其他行业一样，对于公司有信用等级鉴定，或是由第三方机构鉴定编剧等工种的劳动结果，会更容易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陈长斌从法律角度建议。

　　美国编剧工会已有近百年历史，最近该工会刚刚和电影电视制作人联盟达成每年工资涨幅3%的新协议，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罢工。在韩国，编剧地位也很高，《来自星星的你》的导演张太侑和制作人朴烨曾称，从角色选择到剧情走向，韩国编剧们在韩剧制作流程中占有70%左右的决定权。

　　而国内影视圈目前是明星核心制或资本核心制。最近，电视剧《深夜食堂》因为广告植入过多、影响剧情走向而引来争议和恶评。

　　“在一个电影剧组中，演员、导演、编剧、广告商谁比较强势，就会占据主导权，可电影其实是一门制衡的艺术”，陈蓓妮总结，如果某一方强势到超出了艺术创作规律，就会造出不伦不类的作品。有时编剧也很无奈，比如在资本方的眼里，汤唯和杨幂都是一线明星，但在编剧眼里，演员的气质、演技以及与其他演员的搭配感，都至关重要。

　　在中国编剧圈内，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是“琼瑶诉于正抄袭案”，当时曾有109名编剧联名发表声明支持琼瑶。这场声势浩大的维权案持续了一年后于2015年12月18日终审落幕，琼瑶胜诉，法庭判决于正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2000万元。

　　但是，于正至今没有为抄袭公开道歉。
　“别人都以为琼瑶赢了证明编剧保护权益的胜利，但其实编剧们更悲观了。因为如果连琼瑶如此大名气、如此高实力，于正抄袭如此之明显，案子在媒体上引发如此大关注，最终仍然换不来好结果，那其他无力的小编剧们还能期待什么呢？”陈蓓妮表示自己很悲观。

　　在编剧之外，陈蓓妮的另一个身份是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讲师，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述如何拍电影。2016年下半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她告诉学生，“传统拍电影是从一个想法出发，各工种齐心协力合作构建一部好影片，可进入真实的社会要明白，该接受什么就接受什么。但我希望，未来有一天你们成名了还能记得回归本质。”

　　讲台下的学生开始欢呼，高喊“这才是干货”，这位编剧的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难受。（中国青年报，陈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