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为什么忘记了“人”？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三联书店再版了《陈龙川传》、《岳飞传》、《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韩世忠年谱》，即通称的“四传二谱”。邓广铭先生是宋史大家，成果丰富，而他最为人熟知的著作，莫过于“四传二谱”。
由司马迁开创的史传传统，绵延千载，原本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正宗”。然而回头一望，近几十年，能够进入大众视野的历史人物传记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二月河、唐浩明等人的历史人物小说，为历史人物做传的历史学家更是凤毛麟角，“四传二谱”不知不觉间成了历史书写的遗迹。人物传记，是大众理解历史的最佳入口，历史学家为什么放弃了这块园地呢？
带着这些问题，青阅读记者采访了邓广铭先生之女、北大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并约请历史学家李开元先生撰写回忆文章。邓广铭先生的“谱传史学”，是一份需要被重新激活的遗产。
“史学家似乎觉得写传记不是我们的事了”
20世纪30年代中期，邓广铭先生在北大读书，民族危亡之际，他的内心与历史上的忠烈之士有着强烈的共鸣，同时受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等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他发愿融合文史，为英雄立传。在胡适先生的指导下，他完成了《陈龙川传》，由此开启“谱传史学”之路。
这条道路在当代的“中断”，史学家很少涉足人物传记以及叙事型作品，和时代的变化、学术追求的变化有关，也和学科分工和学术评价体系有关。
“我父亲那一代史家有比较突出的个性色彩，棱角鲜明，民族情结、人文情怀也非常突出。不像我们都是在一个训练背景里被磨得方方正正，大家研究的题目虽不一样，可是多数人的风格很接近。”邓小南教授告诉青阅读记者，“那一辈人的性格是时代塑就的，背负着近代以来列强的压迫、日本的侵略，这和我们在和平年代长大非常不一样，做研究选择题目和行文风格都会不同。像我父亲研究岳飞、辛弃疾，他和研究对象是一样的壮怀激烈，如果看从没修改过的《陈龙川传》和1945年出版的《岳飞》，这个特点尤其明显；而我们会觉得要和研究对象拉开距离，客观、公正、冷静，是我们写作时的关键词。”
邓广铭先生为历史上杰出人物立传，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适先生当年开设的传记文学习作课，他在课堂上走入谱传的门径，受到很大的鼓励。胡适讲这门课，一方面是训练学生科学地分析和处理史料，一方面也体现了融合文史的倾向。但是在当代学科体系之下，文和史截然分家了。
“我们多半会认为，传记写作以中文系出身的学者见长，现在写传记的学者也多半是文学史背景的，他们也强调以史料为基础，我们之间的距离不算太远。”邓小南教授说，“但是现在一些面向大众的传记，越走越远，基本上把握不到它里面的历史脉络和历史积淀的深厚性，就是一个人物故事而已，它和史学传统下传记的内涵已经很不同了。”
“学科分开，史学家似乎觉得写传记不是我们的事了。”邓小南说，“现在提倡‘双一流’，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历史学就得打造历史学的东西，而不是把精力放在跨学科、交叉学科上。而传记写作是交叉跨界的，要求文史兼通。”
邓小南回忆起1978年读大一的时候，张广达教授曾经说，如果写论文选不出题目，不妨写一个人物，因为写人物脉络清楚，对于本科生而言比较好把握。而现在她自己的学生，很少有人以历史人物为题，写单一人物的，仅有一篇本科生论文。“学生会觉得人物研究老套，题目一看就没有创新。现在提倡创新，但往往是题目翻新、说法翻新，而不是实质内容新。大家好像都被催着往前跑，没工夫停下来认真看看研究是否有实质的突破。而且真正的创新对研究者要求很高，像人物研究，这片园地往往是别人翻耕过的，下功夫深耕细作才有可能出新，所以你想谁愿意选这种题目呢？”
主观愿望欠缺，研究难度巨大，评价体系的压力，使得历史学视野下的人物研究成了被废弃的土地，遑论进一步的人物传记写作。成名学者虽然考评压力较小，选题自由度增大，但既有的研究路数已经养成，也很难转向。种种原因错综纠葛，传记作为一种极受读者喜爱的体裁，从历史学家的视野中遁去了，市面上的历史人物传记越来越像历史小说，乃至历史戏说。
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已经分离了
人物传记，其实只是叙事型历史写作的一种，所谓“叙事”，简单地说大约就是讲故事，讲人的故事或者某个时期的故事，和它相对的，是那种论文式的写作。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一些，其实不仅是历史人物传记凋零了，叙事型的历史写作也基本被我们的历史学家放弃了。读者对这类作品的强烈需求，要么由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孙皓晖（《大秦帝国》）等民间作者、作家来填补，要么由“甲骨文”系列等引进的国外作品来承担。
中国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再讲故事呢？
周一良先生在邓广铭先生去世后，就“四传二谱”说过一句值得琢磨的话，他说邓先生“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
言下之意或许是，当代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已经分离了。
在邓广铭先生的著作里，两者是统一的。诚如“四传二谱”的编辑孙晓林所说，邓先生从人入手，观照人所处的整个时代，而且往往是宋史上的关键时代。他的考索功力，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邓先生讲过，研究历史有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他写‘四传二谱’，这些就像盐溶入水。”
邓小南教授说，在中国传统史学里，研究历史和写历史是分不开的，像司马迁、欧阳修、司马光，他们的研究和书写是一回事，历史叙述建立在个人或群体研究的基础之上。“现在的确有两分的倾向。史学近代化以来，日益要求专业性、精密性、客观性、科学性。郭沫若、范文澜那一代历史学大家，虽然受到新的论述框架限制，但大体还是接续了‘写历史’的路数。而现在，‘研究历史’是学者面向某个专题，用论文做阐释；‘写历史’则意味着叙述性的、更可读的写作，可以面向不同层次的读者。”
对此，邓小南教授觉得史学界应该反思。“现在催得太紧跑得太快，实际上有些东西是需要定一定神，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究竟有什么是我们应该继承的，有什么是需要扬弃的。我们缺乏整体的关照和思考。”她进一步介绍说，“其实，海外史学界这几十年转而强调叙述式的写作，要讲好一个故事，一个好故事或一组好故事可以成为学界承认的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但在我们心中，还是会认为叙述是比较低层次的，而研究是高层次的、真正学术性的。”
邓小南觉得，现在历史研究有自身的学科规范，不可能完全延续中国传统史学的路数，但是那种文史相通的思维，让传记重新成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特别是和文学交叉融汇的园地，通过这个园地衔接大众，是应该去做的事。“关键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个必要性。如果有内在动力，又有一些资源的支持和鼓励，把这份动力激活，调整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有些东西只要有人肯持续去做，出现了有影响力的成果，就会逐渐做起来，吸引更多的人一起参与。”
对于当前一些畅销的“历史读物”，邓小南是有疑虑的，觉得它们大多缺乏历史视野，是“站在今人立场上，应和时下趣味的戏说”。她表示，“历史学还是需要阵地的。历史学归根结底是要让全民，让整个社会变得具备人文情怀和基本素养，从而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历史学需要传递，不光是在大学课堂上、学者著述里，还是应该用雅俗共赏的方式，面向大众传播一些真正有学术含量的内容。”
采写/本报记者  尚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