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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28届香港书展在进行中。“名作家讲座系列”迎来众多作家轮番登场,包括韩少功、朱天心、叶辛、周梅森、王潮歌、许知远、路内、周兵、刘克襄、杨泽、欧阳应霁等。 7月20日上午,韩少功以“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阅读”为题与读者展开交流。他认为,“评价经典要在它诞生三十年之后,”他援引卡尔维诺的一句话:“经典不是我们正在读的书,而是我们正在重读的书”,如果一本书三十年后还在不断地被重读,那就是靠谱的经典了。 韩少功在讲座中指出,文学的经典化需要借助文学史、辞典等权威工具,但同时,文学之外的力量也在操控。市场、政治、宗教因素在不同时代起着不同的作用,但最重要的力量还是知识精英的偏好和选择,因为文学史由他们书写和传播。 他将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力量,分别比喻为一双看得见的手,和一双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做加法,看不见的手做减法。”但文学价值的体现,需要一个漫长的研究和争议的过程,随着时间推移,文学之外的力量会逐步消减,最终丧失。世道人心会让作品回归它应有的地位。 而什么是衡量经典文学的标准?韩少功总结了三点:创造的难度、价值的高度、共鸣的广度。共鸣的广度不以销量定夺,要看是否具有跨越时间、空间、阶级和文明的吸引力,“最好的作品一定是人心相通的桥梁,能让整个人类的内心为之震颤、为之感动。” 韩少功在讲座后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南都:在传统写作之外,网络文学、类型文学是否也存在经典化的过程? 韩少功:网络文学里肯定也有高下之分,肯定也有一些作品有成为经典的潜质。不能因为介质不同论高下,纸媒发表的作品都是好的吗?泡沫和垃圾也很多。所有载体当中,真正好的作品大概只占10%左右,重要的是下功夫、把活儿做好。我对网络文学抱以很大的期待。 南都:相比小说,近年来你的散文、思想随笔产量丰富,能说说原因吗? 韩少功:人们习惯从作家的变化里找出深刻的含义和深远的预谋,但作家不是按照一个严密规划来写作的,他们喜新厌旧,不做重复的事,变化是不讲道理的。其实到了我这个年龄,多一本书少一本书也无所谓,我是凭兴趣办事。 至于散文和小说的选择,有时候出版散文比较方便,有时候以小说表达某一个题材更合适。我以前说,“想不明白的写成小说,想得明白的写成散文”,思想随笔必须说得很明白不能含糊,但小说不承担这个义务。《红楼梦》到底是什么主题,争论了几百年也不清楚。 南都:你是否对当年《马桥词典》那样的文本探索的兴趣淡了?像是当年也有一批先锋作家纷纷降低了对文本实验的努力,你觉得,类似的先锋精神在今天年青一代作家中还有回响吗? 韩少功:这种转向不排除有为了找回读者群、迎合市场的因素,但不完全是这样。每一种实验,提供给人类的教训会长期存在。不能说现代主义消失了,现代主义就死亡了。现代主义消失了,也许现代主义就永生了,它融化到其他各种文学的创作手法和技巧里,这样理解会更好。三十年前的先锋作家们,当他们通过早期的先锋实验以后,已经改变了自己,先锋变成了血液,在悄悄流动。文化的事情只有加法没有减法,不会有完全消失掉的东西。 南都:你现在每年有一半时间待在乡下,你也说过“寻根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和过去不同,你如何看待今天的知识分子自主选择回归乡村的生活方式?这对年轻的创作者有何积极意义? 韩少功:浮躁肯定是文学的大敌,我选择乡下,因为我不好热闹,每当从人多的地方出来,就感觉自己智力大不如前。 现在所谓的城市人大部分是城一代,和农村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回归农村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我们的文化和生活。城乡之间的碰撞对写作人来说尤其重要,作家最好不要在文人圈里待,精英阶层之间的过多交流,很容易陷入一种同质化的封闭。我喜欢和文学圈之外的人打交道,比如商人、农民、工人,我觉得他们的知识都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是原创性的。而文人圈里的知识很多是二手的、三手的。 南都:在这个强调有用的时代,对人文学科的质疑声音多了起来,尤其在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危机面前,文学是否还有能力回应随之而来的人类精神困境? 韩少功:自古以来,以文学谋生都存在危机。所以有很多悲观的人说,人类几千年来,这么多文学还不够吗?该好的还是好,该坏的还是坏,贪污犯罪也没少,你说文学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好像很有道理,但这样的质问也可以针对其他学科,怎么就要文学独自承担这么沉重的任务呢?好像不公平。 文学无法把我们带入理想的天国,但它最起码可以阻止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坏。哪怕一个恶棍、罪犯,也有文学的需要,也有泪流满面的时刻,也有想象和回忆,也有柔软的一角。但今天,很多人文的问题重新交给宗教信仰来解决,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自己有问题,身为写作者我们要反思,为什么文学失去了吸引力和感召能力。来源:南方都市报 朱蓉婷 凌芷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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