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 “灌输”不如“掷玉”

作家王安忆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一个小故事，由于王德威先生的推荐，她的小说《长恨歌》就请了王德威的学生Michael Berry（白睿文）担任译者。王安忆说，白睿文当时的翻译属于无名者的翻译，他找不到商业出版社，人家一看是没有名气的翻译者，就提出很多奇怪的要求，比如让你删掉一些内容，所以最后只能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学出版社是不可能走向市场的。
王安忆此话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些亲身感受，即国外的翻译出版是有选择的，也是看市场的，并不是“文学”说了算。王安忆在采访中的态度颇为坚定：“我是不要走出去的。他们那么喜欢‘走出去’是为什么呢？还是承认西方的标准更有价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投入了很多钱，有时反而把事情搞坏了。原来那些国外出版社规模小、钱很少，我们‘走出去’，钱和人大量涌入，他们也喜欢钱，就放弃了自己的（文学）选择。”
无独有偶，在日前举行的“首届外国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新思路青年学者峰会”上，学者胡安江也讲到海外出版中国文学作品时的某种“变形”的趣味选择：“西方文学系统内外的专业人士、各类赞助人，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权力势差、文化失衡等多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西方读者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
由此可见，“走出去”并非一个单方面的行为选择，最终还是要实现双方的互动交流。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把“文学”送出去，就以为实现了出版目的，“走出去”的真正目的，是要增进认识和理解。
当我们以为把较好代表中国文学水平的作品翻译出去，却不一定都是外国读者感兴趣的，或者说，他们想读的作品又不见得是我们理想的作品时，这就成为了“走出去”所面临的尴尬的现状，而这也成为了我们必须直面处理的问题。
清人葛虚存在解释《清代名人轶事》时有一段妙论：“嗜奇好怪，人之常情；即小见大，无粗非精；一归于正，令人厌生。钟鼓是响，海鸟反惊；竹头木屑，功乃可呈。琐闻轶事，大雅椎轮；见仁见智，比类而亲，我思古人，馨咳如闻。”意思是说，琐闻轶事的作用不可小觑，同样可以有助文化思想的普及。以此推之，中国文学“走出去”亦是重在普及传播，那么直接“灌输”不如“抛砖”后再“掷玉”，即先不用一下子推出重磅级作品，而是可以先编些文学小书，以轻松有趣的事物调动外国读者的好奇之心，这种方式反倒舒服自在。所以，中国文学“走出去”若想收获真正长远有效的影响，除了研究海外出版市场，还要重视外国读者的阅读趣味培养。这种趣味培养大可以“轻”推“重”，以“小”养“大”，假以时日，中国文学自然也能在外国花果飘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