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探微
我患过几次中耳炎。听一位老中医说，中耳炎的病源，主要还不在中耳本身，而在于肝火上升，也就是“肝经热盛”。为什么会“‘肝经热盛”呢?这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牵连到衣、食、住、行，牵连到体质，牵连到脾气，甚至牵连到思想素养。小小的中耳炎，为什么病源的根须扎得那么深，那么广，而又那么微妙了因为人是个有机体，而中耳正是这个有机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样，在小说这个有机体中，结构坍散裂这种病源的根须，也或虚或实，或轻或重地伸延到小说的每个组成部分，牵连得又深，又广，又微妙。
按说，小说中所反映的时间长短，跟结构有什么关系？似乎八竿子也够不着。其实不然。有位作者写了一部反映日寇大“扫荡”的长篇，是按照他家乡的生活原型写的。从第一次“扫荡”到最后敌人投降，前后经历了六七年，作者就不折不扣地拖拉了六七年，哩哩罗罗，尽是一些车轴辘话。在这六七年里，敌人“扫荡”了十几次，他就象报流水账似的，一笔不漏，写了它十几次，其实大同小异。我们同作者商量：如果跳出生活原型的局限，把那六七年时间压缩成几个月，把那大同小异的十几次“扫荡”，集中在一次大“扫荡”中表现出来，从艺术效果上看，会不会更引人一些呢?作者不仅赞同这种设想，而且决定压缩到两个月之内。当然，这是个牵动全局的突破口。经过这次重写，稿件在各方面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最突出的还是表现在结构上:原来的结构处在坍塌状态，现在却完全改观，一下子紧凑起来了。这说明：在特定的条件下，仅仅把时间集中，就牵动了全局，促使结构严密起来。
在一部小说中，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安排，看来跟结构相距十万八千里，哪能发生影响？其实，在特定条件下，它完全可以影响结构的紧凑或松散。有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稿，写了五六十个人:支书、队长、会计和一大群社员。他们之间，谁跟一淮也没有家庭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彼此也没有私人纠葛，更没有历史恩怨。一切关系都很单纯，公事公办，读起来很干巴，很松散，也很吃力。后来，作者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根据内容的需要，把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关系，重新作了安排:有些人属于一家；有些人是亲戚；另一些人或有历史恩怨，或有深厚交情，或有其它纠葛。经过这种安排，人物之间的关系紧密了，结构也随着这纵横交错的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比原来紧凑了很多。
小说的语言，似乎与结构扯不上什么瓜葛。其实，语言啰嗦、拖沓、重复，使整个作品臃肿不堪，也就必然促使结构虚胖起来。这在散文中比较容易察觉，在小说中却显得隐约，往往被忽视掉。对症下药，这就得让语言减肥。
从上面看来，小说的每个环节、每个组成部分的集中、紧凑、凝练，对整个结构都能产生向心力，使它相应地谨严起来。反过来呢，同样也能产生离心力，把结构推向坍散裂。
但是影响艺术结构的因素，并不仅止这一些。一个善于精心结构的作家，还会注意到一些更细微的结构根须。
例如，主人公长时期不出现，也会给结构带来损害，，甚至造成裂痕。有一部反映旧社会华南侨乡生活的小说，其中有四分之一的篇幅，主人公逃往南洋，无影无踪，完全从作品中消失，他母亲却突然成了中心人物。后来主人公返回家乡，才与前面接上气。这就在结构上给人断裂的感觉。
在来稿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症状:前半部分着重写人，细致入微；后半部分手法一变，注重写事，忙于交代过程。这两部分就象径水、渭水刚刚汇合以后，尽管是在同一条河道中，却不是统一的，而是一边清，一边浊，径渭分明。这就影响了结构的谐调和匀称，出现了不该有的分界线。但是反过来，前半部注重写事，后半部注重写人的书稿，还不曾遇到过。这种令人诧异的现象，并不难理解。从作品本身看，一般来说，矛盾总是在逐渐激化，这为后半部注重写事提供了条件；从创作过程看，有不少作者感到写长篇太磨人，越写越腻歪，这就促使他赶快交代情节，只盼及早结束。
还有一种症状，与上面那种情况有某些近似：前半部情节发展慢，从容不迫；后半部情节发展快，急于草率收兵。相反的现象，即前快后慢，在来稿中也不曾遇到过。这中间的奥妙，跟前面类似，不必重复。其实，在情节发展上疏密相间，有节奏感，这原是创作上的一条法则。现在却是前后两部分，疏密失去平衡，这就使结构呈现出不谐调的裂纹。
既然中耳炎的病源能牵连到一个人的思想素养，作为有机体一部分的艺术结构，也必然牵连得很远，很细微。例如，一个小情节的前后呼应，一个小动作的遥相映衬，甚至一句话在首尾的重复出现，都能给结构的完整增添光彩。再比如说，喜剧性的小说，就象民间故事中的笑话，在结构上并不一定都要有头有尾，往往是一引起读者发笑，就嘎然而止。如果自作聪明，硬要让它“有尾”，那就毁掉了喜剧效果，自讨没趣。……这类琐碎的问题还很多，都属于结构上的细枝末节，就无须罗嗦不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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