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佩甫、祝勇、李淼、孟宪明

　　李佩甫：我是把人当“植物”来写

专访李佩甫、祝勇、李淼、孟宪明

李佩甫

　　我说过，我是写平原的。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写“植物”的生命状态，我是把人当“植物”来写的。
　　对于李佩甫而言，平原是他的“写作领地”，“我每年都会到平原上走一走。”这一走，李佩甫先后走出了《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更走出了《平原客》。
　　作为李佩甫获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小说，他曾这样评价《平原客》，“既是我抒写‘平原’的续篇，也是我对改革开放30年来‘平原’精神生态嬗变的一种研究。”围绕这部长篇，目前仍在住院接受治疗的李佩甫接受了《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可否谈谈《平原客》的创作契机，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间的创作素材积累用了10年，直到找到“花客”这个“切口”之后，才开始创作，“花客”如何激发了你的创作灵感？
　　李佩甫：在《平原客》写作中，“花客”是一个导线，或者说是一种“切入方式”。这个“花客”最早可以说是在“县志”上查到的。在一个特定的地域的县志上，我查到了这里数百年间种植花卉的历史和推着独轮车去卖花的历史……尔后又在当下的一个个花卉市场上，在一张张花卉交易人的脸上读到了焦灼。当然，这中间有一个在脑海中“浸泡”和“悟”的过程。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平原客》的结构不是线性的，每个章节都分别按照不同人物的视角进行讲述，可否谈谈如此创作架构的原因？
　　李佩甫：据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找到6个人，通过这6个人，你就可以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有了“花客”做导线，在结构上我就省心多了。这部长篇我是以“花”为媒介写人，“花客”自然也就成了穿针引线的人物。花是瓣状的，一瓣儿一瓣儿的分开又相互联系……在《平原客》中，我的人物就这样一个个地引出来了。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平原客》是又一部中原人物群像雕刻的力作，塑造了一群现代官场知识分子。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个人物，并谈谈原因？
　　李佩甫：我说过，我是写平原的。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写“植物”的生命状态，我是把人当“植物”来写的。不存在喜欢谁不喜欢谁的问题。其实，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相较于《生命册》等，《平原客》创作的主题倾向发生着变化，由对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转向对人物成长和日常生活的故事性关注。可否简单描述下这种创作主题倾向发生变化的原因，其间你的心态变化？
　　李佩甫：改革开放30多年了，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资本的力量。这种影响是全民式的、是无声无息的。这不是好与坏的问题，也不是对与错的问题。只是说，资本时期来到了。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不知人们注意到没有，现在所有的生物都在发生变化：老鼠正在一天天的“袖珍化”；蚊子也加快了飞行速度，快到你再也打不到了……在《平原客》中，我想表述的，就是这些。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继《平原客》这部长篇之后，谈谈你最新的创作计划？
　　李佩甫：我的写作生涯已达40年。对于我来说，写作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不过，我会休整一下，写还是要写的。（李婧璇）

　　祝勇：唯精神之美方可永恒

专访李佩甫、祝勇、李淼、孟宪明

祝勇

　　从横向看，苏东坡“跨界”最多，影响领域最广；从纵向看，苏东坡的艺术观影响他身后1000年。他的魅力不仅来自他的艺术，更来自他的人格的高贵、性格的可爱。
　　故宫、苏东坡，两者看似并无关联，但在学者祝勇的笔下，故宫藏品与苏东坡的精神世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阅读《在故宫寻找苏东坡》，那位千古风流人物是鲜活的、有温度的、魅力无穷的，我们得以真切感知到他的生命印迹。这部作品，不单是苏东坡的个人传记，更书写了整个宋代的精神文化风貌。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千古风流人物，为什么最想写的是苏东坡？
　　祝勇：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家，我喜欢的很多，不用说王羲之、李白，即使在苏东坡的时代，就有许多大艺术家我很喜欢，比如王诜，还有宋徽宗赵佶（当然是艺术世界里的赵佶，不是作为帝王的赵佶），但在我心中，林林总总的古代艺术家，没有一个人可比苏东坡，这是因为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从横向看，苏东坡“跨界”最多，影响领域最广；从纵向看，苏东坡的艺术观影响他身后1000年。他的魅力不仅来自他的艺术，更来自他的人格的高贵、性格的可爱。他亲切，但不俗。他的艺术其实很通俗，像他的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不需要翻译成白话文，人人能懂，但他境界之深远、情感之深邃、思想之深刻，艺术史上无人能及。对艺术观念的坚持、对人生信念的坚守，让他不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为苏东坡诞辰980周年，相关图书和纪录片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对现代人来说，我们应该向苏东坡学习什么？
　　祝勇：2017年可谓“苏东坡年”，我的新书《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印再印，我总撰稿的纪录片《苏东坡》在央视播出后受到认可。每次读者见面会，来的也大多是年轻人，让我有些意外。我没有想到，像苏东坡这样的“老古董”还能引发人们，尤其是年轻朋友的追捧。这表明传统文化完全可以“活”起来，这关键是人们内心的认可。当我看到1000年前的苏东坡再度成为“万人迷”，我感到欣喜。在人生低谷，苏东坡没钱没地位，当然也不是“小鲜肉”，但他有“内美”，就是精神之美。他的美，来自他精神的坚定自由、人格的独立自信，以及他艺术上永不枯竭的创造力，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民族去追捧的东西。“小鲜肉”可以变老变质，这精神之美却可永恒。这美的力量，滋养了一代代中国人，到今天还有辐射力。其实，这世界，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悲观，关键看你在宣扬什么，用什么样的价值去塑造人的灵魂。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前段时间，清华附小某班的学生们关于苏东坡的研究，让家长们很是震惊，怎么看他们的研究？
　　祝勇：我也很震惊，这些“研究”不像正规的学术研究那样“端着”，他们的“研究”角度，更加鲜活、直率、无忌，比如“苏轼的朋友圈”，也更有时代性，比如使用大数据，比如“苏轼的旅游品牌价值”。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以《故宫的风花雪月》和《故宫的隐秘角落》等为代表，你的创作有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下一部创作还会和故宫有关系吗？
　　祝勇：当然有关系。我的一部新书《故宫的古物之美》，今年第一季度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来要赶1月份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但大家都想做得好一点，所以不必那么着急。这是一部关于故宫藏文物的书，这样，故宫的书画、建筑、文物，我都写过了。当然书画也是文物，这样分类并不严格，好在这是散文集，不是学术著作。我喜欢书画，所以把书画单拎出来，《故宫的古物之美》不包括书画，只包括玉器、青铜器、瓷器、家具等器物。（杨雅莲）

　　李淼：找到一条路径，让读者爱上科学

专访李佩甫、祝勇、李淼、孟宪明

李淼

　　一本书如果充满了术语，对外行人来说阅读就变成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所以我尽量将术语形象化。
　　《给孩子讲宇宙》虽然是一本少儿科普读物，但是它的读者并没有局限在青少年当中。很多成年人都悄悄把它买回家，弥补那些曾经让他们望文生怯而又着迷不已的知识。很多读者读完后都感叹，原来科普读物也可以这样生动、有趣且通俗易懂。对于《给孩子讲宇宙》作者李淼来说，科学并不是神秘的事物，重要的是要找到一条路径，让读者去理解它。
　　用故事撬动孩子兴趣
　　给孩子写科普图书最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吸引他们的兴趣。”李淼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知名少儿节目《芝麻街》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孩子对于感兴趣的知识点是有疑问的，但是这种疑问如果不能以他们感兴趣的方式解答，那么他们便会很快转移注意力。“这种情况在阅读中更普遍，所以我写作的首要任务是要让孩子感兴趣。”李淼表示。
　　李淼认为，很多家长与老师其实低估了孩子的求知欲望，孩子们的问题很多，他们想知道宇宙的运行规律，所以李淼不会担心书中知识点的难度，他担心的是孩子会不会在满足求知欲的过程中失去兴趣。“孩子丧失兴趣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懂，孩子和我们不一样。尽管我说孩子有兴趣、理解能力也好，但我们要知道他们不会强迫自己去消化不能理解的事物。所以我写作时，一定要把知识点解构为孩子可以消化的形式。”
　　在“兴趣即正义”的方式下，李淼选择了讲故事这种孩子和大人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写作。李淼觉得讲故事看似简单，但讲好却很难，他在写作中也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尽量不用术语，李淼用自己的阅读经历来解释这个事情，“一本书如果充满了术语，对外行人来说阅读就变成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所以我尽量将术语形象化。”
　　写作前注重策划
　　除了要顾及小读者的接受程度，尽量避免用硬邦邦的方式来写作，李淼还非常重视策划。“写作前我会进行策划，大概分几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什么，我都会提前想好。”
　　李淼的《给孩子讲宇宙》设置了4讲，延续了该系列的传统。除了让孩子每一讲都能收获到中心的知识外，李淼还策划了不少周边的小知识点。在叙述形式上，李淼会尽量寻找真实的故事，同时也会为了效果极少量地虚构一些。“由于一个苹果落在头上，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故事，是后人虚构出来的，但是方便人们理解重力这个概念，这就是好的虚构故事。”
　　当前的科普写作给李淼很大的成就感，也成为他写作的动力之一。于是更多的写作计划也在酝酿当中。“《给孩子讲相对论》《给孩子讲时间简史》都在写作进行中，相信能给孩子带来惊喜。”（张君成）

　　孟宪明：让内容与形式更有内涵

专访李佩甫、祝勇、李淼、孟宪明

孟宪明

　　儿童文学是向善的，我希望孩子读完之后能够感受到力量，我想告诉小读者困难随处都有，但是希望也随处都在。
　　《花儿与歌声》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特点十分鲜明，首先它是儿童文学里少见的现实主义题材，聚焦农村留守儿童成长。作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个群体，充满民俗特色的笔触并不回避问题，但采用的是正面表达，挖掘儿童身上的光明与美好，充满对生命的尊重。此外写作形式也尤为新颖，24首乡间歌谣与24种野草将图书的每个章节串联在一起，奏响了一曲动人的乡村乐章。
　　儿童文学是向善的
　　现在的儿童文学作品很期待现实题材，《花儿与歌声》的作者孟宪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儿童文学作家应直面孩子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让儿童文学作品的写作流于表面。”
　　在当前的城镇化发展中，孟宪明发现乡村儿童这一庞大的群体在变迁中所面临的问题。出身乡村并曾从事教育事业的他意识到，这种情况需要让社会上更多人意识到。所以他拿起了笔，让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当代乡村校园故事跃然纸上。
　　《花儿与歌声》通过对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留守儿童学校生活的描写，借助大量中原民俗文化的普及传播，展现了乡村孩子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渴求。孟宪明告诉记者，这个故事写的是苦难的故事，但实际上讲述的是爱和尊严。“作家对于苦难的态度至关重要，在我看来不管生活多么贫困，人在精神人格上依然可以保证高贵。”
　　因此《花儿与歌声》的主人公们虽然经受着生活的磨砺，但是凭借自身乐观的性格和周围的殷切关怀，依旧快乐而充满希望地成长着，本质上是要给小读者带来爱与希望。
　　孟宪明给自己定下一个标准，那就是写出的作品一定要能给自己的女儿看。“儿童文学是向善的，我希望孩子读完之后能够感受到力量，我想告诉小读者困难随处都有，但是希望也随处都在。”
　　十年前开始构思
　　《花儿与歌声》的诞生其实并非一帆风顺，孟宪明表示这个故事的构思10年前就开始了，在2011年他就已经完成了小说《花儿与歌声》的初稿，然而他感觉没有达到自身的预期目标，因此坚持不肯出版。2016年，他又将30万字的原稿全部推倒，进行了重写和改写。
　　“不满意的原因在于这本书的形式感上没有完成，比如体现乡村孩子的坚忍不拔，仅仅是通过情节推动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为了这种形式，孟宪明几经思索，进行了突破式创作。首先，《花儿与歌声》每一章开头是由字和一种名不见经传的野草以及一句曲谱构成。字、花、曲共同完成了每一章节的编排，三合一的章节达成了一个更加丰盈的效果。细细品读，会发现花草与故事之间的某种关联。其次，小说实现了首尾照应。图书的开篇是一首“月亮走，我也走”的歌谣，把每个章节开头的曲谱放在一起，便是全书最后那首“月亮走，我也走”的曲谱。
　　“曲子是我自己谱的，我想用曲子固定歌谣情绪，里面蕴有面对苦难的态度。我相信文学的表达是多样的，我也希望通过这种创新让作品变得更为丰满与丰厚。”孟宪明说。（张君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