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分“对错”的少年韩寒，已变成讲“利弊”的中年

近日，韩寒不当犀利的“青年偶像”了，他捧起一碗心灵鸡汤，在微博上发文反思自己的退学行为，并用你曾经想不到的老一辈口吻说，“在中国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进好的大学，学更多本事，最终改变生活，改变家族命运的可能性，一定比在发达国家要大得多。无论你的家庭，你的父母从事什么工作，你只要努力读书，最终成为科学家、院士、教授、公司高层、成功商人、政府高官，优秀艺术家等等等等，都是有着不小概率的。”而十几年前，韩寒还在炮轰教育，“我成为现象，思想品德不及格，总比没思想好。”
今天韩寒对大家的谆谆教诲让人意外，但回看他这些年的动向，又觉情理之中，其转向是值得玩味的。以前谈论韩寒，我们是为了什么？许知远给出答案，“谈论韩寒，变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机智、还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反抗，同时又是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的代价，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仿徨，他是这个社会最美妙的消费品。”
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韩寒和郭敬明构成一个鄙视链。喜欢韩寒的，仿佛比喜欢郭敬明的高级。虽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叛逆和反讽让韩寒符号化了，他成了批判者的象征，成为表达立场与理念的工具。当韩寒符号化了，也意味着他被商业化了（IP化了）。在一个消费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物的囚徒。韩寒放弃了抵抗，IP化的韩寒不能冒任何风险，他只能更安全、更正确、更主流。
10多年前那个稚嫩但无所畏惧的少年，在意的是“对不对”——我们的填鸭式教育对不对；而今的韩寒在意的更多是“值不值”——你退学了有多大几率成功。他在成为一个“大人”。

凡事分“对错”的少年韩寒，已变成讲“利弊”的中年

韩寒

最近，曾几何时的“青年偶像”韩寒在微博上发文，修正自己的过去和过去的观点，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
在《我所理解的教育》一文中，他如是写道：“对于大部门普通家庭来说，没必要羡慕英美教育体系，而应该庆幸在中国。只要你努力读书，会有不小的成功概率……现行的教育制度包括高考制度，有着基本的公平，好的大学基本上是对所有的家庭敞开的……关于退学，成功的例子不会多，伟大的羽翼必然追求自由之光辉，但因为受不了约束而退学那纯粹是慵懒。”
如果我们翻看10多年前韩寒退学引发的舆论风波，就会发现，这段话更像是当时反对韩寒的人说的，韩寒成为了他曾经所反对的人。
面对韩寒的检讨，舆论主要是支持的声音。事实的确如此，学习是许多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退学并成功的韩寒和比尔·盖茨只是极少数的个例，何况他们在退学后也从没有停止过学习的步伐；年轻人如果贸然退学，极大的概率是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也基本丧失了阶层流动的可能性。
韩寒的反省没有错，但他的转向仍旧是值得玩味的。从当年的叛逆少年韩寒，到如今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的韩寒，韩寒经历了哪些变化？变化的动因又是什么？

叛逆韩寒，是文化英雄

韩寒是以叛逆者的姿态走红的。
1999年，韩寒以《杯中窥人》一文获得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2000年，在上高一的韩寒退学，后出版首部长篇小说《三重门》。《三重门》以少年林雨翔的视角，向读者揭示了一个真实的高中生的生活，对应试教育进行了辛辣有趣的讽刺。那个时候的韩寒，是许多中学生的偶像。

凡事分“对错”的少年韩寒，已变成讲“利弊”的中年

韩寒在一次赛车比赛中竖起中指

但真正让韩寒从中学生偶像成为公共空间的意见领袖，最迟应该追溯到2006年。2006年韩寒开通了新浪博客。那是门户网站的时代，新浪网、新浪博客是网民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许多在传统媒体上不方便说的内容，都可以在博客上呈现。这是博客千载难逢的红利期，韩寒赶上了风口，他写了许多针砭时弊的杂文，三言两语，冷嘲热讽，传播效果相当惊人，每一篇博客的点击率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博客点击率目前已突破6亿。
2009年、2010年是韩寒的“封神期”。在2009年，他被国内多家媒体选为“年度人物”；在2010年，他被《时代周刊》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被《外交政策》选为“全球百大思想家”。《纽约时报》有评论认为，“这位年轻人可能是目前在世的最受关注的作家”。与此同时，韩寒也赢得不少知名学者的支持，周筱赟、陈丹青、梁文道都认为，假以时日，韩寒就是当代的鲁迅。曾几何时的叛逆少年，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一名文化英雄。

韩寒的杂文有轻微越轨色彩

叛逆者韩寒，始终是一个反讽者的姿态。这既体现在他与教育体制等的不合作，也体现在他的一系列杂文写作中。韩寒的杂文却带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即反讽意味十足。
反讽的美学关键词是，戏仿、消解与颠覆。它终结一元中心论，打碎一切等级和界限，在事物和事物之间强行建立突兀、荒谬、不“合理”不“自然”的联系。高尚与卑琐、真理与谬论、主义与顺口溜、现实与荒诞、高大全与色情、希冀与失落，这些原本相互冲突的观念、思想与情绪并列起来，因强烈的落差或出乎意料的逆转，消解了严肃，解构了正谕，戏仿了主流，也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喜剧效果。
韩寒的许多杂文，运用的都是反讽手法，明明是想贬损你，却故意用冠冕堂皇的语系把你一顿狠夸，强烈的反差下让你出糗，而这个“你”，不仅仅是新闻当事人，它往往还是不合理现象的一个缩影。许多人对于韩寒的褒奖，主要是在杂文写作这个向度上。

凡事分“对错”的少年韩寒，已变成讲“利弊”的中年

韩寒《杂的文》

但韩寒的杂文写作，并非没有局限。细心留意便会发现，韩寒的杂文写作有一定的套路。它带有轻微的越轨色彩，但韩寒又熟稔于打擦边球的技法，他的话语表达不时徘徊在合法与非法、允许与禁忌的边缘性上，但却不至于擦枪走火，引火上身。韩寒的杂文写作，以及读者对于韩寒作品的阅读，其趣味性绝大部分就来自于这种边界线上挑衅和冒犯带来的刺激感，韩寒写得畅快，读者读得也开心，以至于很多人会忘记了，写作和阅读的意义，并不只是这种刺激感本身。
德国作家施莱格尔提过这样一个警告：喜剧常常不是在教会人什么，而是在迎合人们对快乐的追求；人们并不太在意喜剧中的严肃话题，而是更看重话题周围的边角笑料。韩寒的杂文有时让我们在嬉笑怒骂中忘却了严肃。
因此，当时看好韩寒的学者，期待的是韩寒在杂文写作上的“精进”。毕竟当以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写作关注的是“小时代”里的锦衣玉食和个人哀愁时，韩寒看到了青春的另一副面孔，如同在他在一篇题为《青春》的杂文里写的：“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得饱和穿得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外面的灯红酒绿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连对爱情的憧憬都没有……”

作为符号的韩寒，是“安全”的

也有人从来就不看好韩寒杂文的抵抗意味。青年评论家杨庆祥就指出：“如果说‘韩寒’的抵抗是成立的，这种抵抗仅仅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层面上成立，那就是利用媒体的作用，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满足一种即时性的发泄欲望。这些东西，无法对道德和人性的重构起到有效的作用，也难以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这其实就是哲学家吴冠军说的，“critique without critique”（没有批判的批判），“安全”的批判、没有批判之实质的批判。
学者杨早则指出，“韩寒不是人，只是一件工具”，“‘我喜欢韩寒’或‘我讨厌他’却意味深长，可以引申出无穷的含义：对体制的态度，对大众的态度，对科学主义的态度，对媒体的偏好……”。
的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韩寒和郭敬明构成一个鄙视链。喜欢韩寒的，仿佛比喜欢郭敬明的高级，喜欢韩寒的人，往往也看不起喜欢郭敬明的人。这固然有“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因素，但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叛逆和反讽让韩寒符号化了，他成了批判者的象征，成为表达立场与理念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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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

但作为符号的韩寒，又是“安全”的——或者说，正是因为“安全”，韩寒成为一个流行的符号。
许知远在著名的《庸众的胜利》中犀利地指出，“谈论韩寒，变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机智、还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反抗，同时又是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的代价，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仿徨，他是这个社会最美妙的消费品”。因此，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韩寒的胜利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这个正在兴起的庸众时代的胜利”。
当韩寒符号化了，也意味着他被商业化了（IP化了）。在一个消费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物的囚徒，马克思将痴迷于物的人称为“拜物教”。物，不仅仅指琳琅满目的商品，也包括各种各样的符号。
比如很多人愿意花几万块钱买一个名牌包包，她们购买的其实是标签背后的符号——有身份、有地位、有品位。当韩寒也成为一个符号，自然也衍生出了“拜韩寒教”。不少人可能不了解韩寒，没读过韩寒的作品，也不知道韩寒的人品和作为——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是“韩寒”这一立场和标签。
因此，媒体人杨时旸如此总结道：“他（韩寒）和郭敬明原本就是一币两面，消费主义入口时期的产物，只不过有着两种不同的包装方式罢了。”

韩寒在成为一个“大人”

如今打开韩寒的微博，一种心平气和、岁月静好的画风，他谈电影、谈过去、谈人生，也在不断反思过去的自己。如果只是看他的微博，我们很难跟10多年前那个写《杯中窥人》、怒怼教育制度的青涩少年联系起来了。

凡事分“对错”的少年韩寒，已变成讲“利弊”的中年

韩寒时不时会晒和女儿的合照

韩寒的反思，一方面是随着年龄增长，韩寒变得越来越稳重、平和、成熟。的确，中国教育制度仍有种种问题，但“把孩子和澡盆水一起倒掉”的态度也不足取。
韩寒也察觉到了自己杂文写作的问题，他说：“杂文这东西，无论起初三观多正，写着写着，会发现自己容易变成一个鸡贼的人，往往情不自禁想怎么样煽动更多人的情绪，当我发现自己有这方面倾向的时候，就反思和停止了。”
但韩寒为什么是停止了，而不是诚如批评者所期待的，更“精进”？毕竟无论在什么时代，作为匕首和投枪的杂文，都是必要的。
韩寒放弃了抵抗——或者更确切地说，抵抗的姿态。这既来自于抵抗的失败，2009年《独唱团》的夭折，对韩寒构成了不小的打击；也来自于巨大商业利益的诱惑，无论是“ONE·一个”还是电影《后会无期》《乘风破浪》，韩寒都赚得盆满钵满。

IP化的韩寒不能冒任何风险，他只能更安全、更正确、更主流。韩寒在成为一个“大人”。
《后会无期》里有这么一句台词，“小孩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小孩”可以只看对错，无畏无惧，无问西东；“大人”则意味着必须计算利弊和投入产出，并尽量让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最大化。

凡事分“对错”的少年韩寒，已变成讲“利弊”的中年

韩寒电影《后会无期》剧照

就像韩寒在微博说的：“自我表达是很奢侈的东西，你不能又要完全自我表达，又必须要市场为你的自我表达买单，否则这世界就多么崩坏了。这也是一种自私的体现……而且据我所知，很多优秀的艺术片导演，其实很为他人考虑成本回收，根本不是人们想的那么任性。不要让信任你的表达的那些人赔个底朝天去喝西北风，这样才能让表达走的更远。”
要收回成本，要盈利，就意味着你必须尊重审查，剔除掉种种硌人的东西，什么叛逆反讽批评统统不要；也意味着你必须迎合大众，迎合最主流的表达和说法，要正确得不能再正确，不要标新立异挑战常规，忠言逆耳大众是不爱听的。
此时的韩寒在微博上反思退学，他说得一点没错，但10多年前的他真的一无是处吗？也不尽然。10多年前那个稚嫩但无所畏惧的少年，更在意的是“对不对”——我们的填鸭式教育对不对；而今的韩寒在意的更多是“值不值”——你退学了有多大几率成功。
我们这个社会多的从来是关心“值不值”的人，而鲜有敢问“对不对”的人。少年韩寒的意义，不在于退学，而在于他在问“对不对”。如今的“大人”韩寒也没有什么错，只是他已经放弃了“对不对”的追问，他终于“泯然众人”了。
作者简介：曾于里，青年文化评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