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哈佛中国史》：外国人写中国史，硬伤总会有

[摘要]相比含糊的“哈佛中国史”，“帝制中国史”的译名则可清晰告诉读者它所书写的对象和时段。

谈《哈佛中国史》：外国人写中国史，硬伤总会有

哈佛中国史由此写起
从“早期中华帝国”途径“分裂的帝国”
“世界性的帝国”“挣扎的帝国”
直到“最后的中华帝国”
千古兴衰，一书读罢头飞雪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直译为“帝制中国史”或“中华帝国史”，前者更准确，后者更大气。而今使用“哈佛中国史”这个译名，则与名闻遐迩的剑桥中国史、讲谈社中国史等一脉相承，遥相呼应；而且对中国读者来讲，“哈佛”二字好歹也是一个营销的噱头。事实上这套书与哈佛大学的关系，仅限于出版社这一节：其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舍此而外，丛书四位作者，只有卜正民一人与哈佛沾亲带故，他在哈佛拿下了硕士与博士学位，师从孔飞力。有人一厢情愿，以为这套书由哈佛大学的教授所撰写，不啻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相比含糊的“哈佛中国史”，“帝制中国史”的译名则可清晰告诉读者它所书写的对象和时段。帝制即皇帝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终于1912年清帝逊位，共和落地，前后超过两千年。这段漫长的历史，我们习惯称之为“封建社会”，严格说来，这是政治概念而非学术概念。无论参照西方对封建的定义，还是中国古代对封建的定义，这两千余年都与封建无关。在中国，封建最原始的定义，指封邦建国，天子以爵土分封诸侯，共治天下。照此说来，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本来极短，从西周起步，至战国结束。待秦朝开国，中国进入皇权社会、帝制社会或专制社会（顺道说一句，我们习惯说“封建专制”，实则封建与专制不可连用，如果一个国家是封建社会，权力分封于地方，那么则不可能是专制社会；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是专制社会，权力集中于中央，那么则不可能是封建社会），哈佛中国史便由此写起，从“早期中华帝国”，途径“分裂的帝国”“世界性的帝国”“挣扎的帝国”，直到“最后的中华帝国”。千古兴衰，一书读罢头飞雪。

谈《哈佛中国史》：外国人写中国史，硬伤总会有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陆威仪著
哈佛中国史共计六卷，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一人承担三卷，从秦朝诞生写到唐朝灭亡，纵横千载，气魄恢宏。
其实在这帮作者当中，论名头和成就，他大概是最小的一个，那么何以被赋予这等重任呢？说起来倒也好玩。丛书主编卜正民（Timothy Brook）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曾谈及此事：为了避免合著通史的弊病，他计划每卷只请一位作者，“我花了近一年时间，找到了陆威仪、迪特·库恩和罗威廉一起合作。这套书原计划出版五卷。我请陆威仪写秦汉卷时，他表示，他想阐明的观点在南北朝时期也有所体现，所以我同意他再写一下南北朝。后来我们又决定单独写一卷唐朝历史，但找不到特别擅长这方面的学者，陆威仪表示他也可以写，于是他一个人写了前三卷。他的效率特别高，三卷都按时完成了。”
如果说卜正民找陆威仪写秦汉史，证明眼力尚可，让他写南北朝史，可谓人情难却，再请他写唐史，则属病急乱投医，最终导致哈佛中国史的品质被拉低一个档次。大体而言，陆威仪这个人，见识和视野都没大问题，可惜基本功不足，以他的中国史积累，至多只能写秦汉一卷——这一卷已经不无硬伤，而且一些论调貌似精辟，实则缺乏历史依据，纯属悬空立论，这则是治史之大忌——试看他写的南北朝史和唐史，或者言不及义，或者错谬百出。
拿《分裂的帝国：南北朝》第二章来说，称“……曹操将汉献帝送回自己的大本营徐州”（第32页），“徐州”应为“许都”；“刘备针锋相对，宣布他所建立国家的国号为蜀”（第34页），“蜀”应为“汉”；“……曹操发明九品中正制来解决这些问题”（第37页），九品中正制是陈群的发明，出现在曹丕执政时期，曹操的用人风格，与九品中正制恰好相反；“摄政王曹爽……”（第46页），曹爽曾被封假节钺，论权力，与摄政王还有一段距离，何况三国时期并无摄政王之说……
有些硬伤，也许可推到翻译头上，不过像九品中正制这样的子冠父戴，以及随后一厢情愿的诠释，足见作者历史学功底之浅薄。话说要判断作者的功底，还有一个方便法门，即看引用的书目。陆威仪写秦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俱在列；写南北朝史，三国两晋自然要谈，检索注释，却无一处直接引用《三国志》《晋书》等，他倒也老实，第二章注释27引用《三国志》，特地说明“引自司白乐《拟古：中国早期人物画中的审美与社会主题》”（第264页），第三章注释5引用《晋书》，特地说明“引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266页）……在此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陆威仪恐怕未尝读过《三国志》《晋书》等原著，仅仅凭借二手史料，便敢写南北朝史，只能说艺高人胆大。
既然吐槽到这一步，不妨说开了去。就我所见，外国人写中国史，所存在的硬伤，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而非有与无的问题。哈佛中国史最好的一卷，无疑是主编亲自书写的《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卜正民精通明史，不过书中引用《大一统颂》，句读还是出错了：
大明天子驾飞龙，
开疆宇定，王封江汉远朝宗。
庆四海车书会同，
东夷、西旅、北戎、南越都入地图中。
遐迩畅皇风，
亿万载时和岁丰。（第27-28页）
正确的句读应是：
大明天子驾飞龙，开疆宇，定王封。
江汉远朝宗，庆四海，车书会同。
东夷西旅，北戎南越，都入地图中。
遐迩畅皇风，亿万载，时和岁丰。
我没有读过英文版，不知原书是否有句读，因此无法判断这处错谬到底是作者还是翻译的责任。不过这本书的译笔非常棒，译者的历史功夫比一些汉学家更值得信赖。
再举一例。讲谈社中国史十二卷，我以为最佳之作应是第六卷；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作者曾担任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会长，堪称权威。然而，即便是权威，依然出错。此书第五章写唐代的女性，谈到唐朝后半期几乎没有设置过正规的皇后：“其中像宪宗的郭妃这样的妃子，其父是重臣郭子仪，其母是代宗的长女……”这一句话竟错了两处，郭妃的父亲叫郭暧，爷爷才是郭子仪，母亲升平公主，是不是唐代宗的长女，则成疑问（一说次女，一说四女）。这里的人物关系，并非僻典，郭暖和升平公主，都是名人，当然他们的成名，与历史关系不大，而有赖一部戏剧：《打金枝》。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迪特·库恩著
读哈佛中国史，至第四卷，才能松一口气。其实迪特·库恩（Dieter Kuhn）这本书谈不上十分出色，只是在前三卷的铺垫之下，读起来相当舒畅。另外，我读此书，不由会拿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讲谈社中国史第七卷）一书作对照。后者给朱熹的戏份实在太重了，譬如谈1130年的史事，特地提到这一年朱熹出生，“这个名叫朱熹的小男孩，对我们来说，其重要性超出本书迄今为止登场的所有人物。”对朱熹的浓墨重彩，导致整本书极不协调，好像患上了偏瘫；相形之下，前者的一大优点，即面面俱到，无甚偏私，全书十二章，涵盖了宋史各个面相，另一个优点，则在细节，库恩擅长物质文化史与科技史研究，他写宋史，在这些方面大有发挥，譬如书中写道，宋朝男人留胡子，大多留八字胡和山羊胡，上流社会的男女，晨起后洗手、洗脸，不是直接用水，而是把草药皂液倒入水盆，然后再洗……这样的细节，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大长见识。最后还得感慨一句：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影响未免太大了——我看见库恩这本书的副题，第一反应便是“唐宋变革论”——对唐宋史研究者而言，不论赞同还是反对，都无法置之不理，这说不清是福音还是悲哀。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卜正民著
历史写作，常常面临一种困境，借用王国维谈哲学之言，叫“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所谓可爱，就是好看，历史书要写得好看，必须会叙事，会讲故事，但是，一旦故事讲多了，不免影响可信度，所以说可爱者不可信，反之亦然。第一流的历史写作，通常善于在可爱与可信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就这一点而言，我心中的典范之作，首推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与孔飞力齐名的史景迁，显然过于可爱）。卜正民乃是孔飞力的弟子，他的书，一向兼具可爱与可信，大有乃师之风。要做比较的话，论思想深度，徒弟不如师傅，论书写的形式感，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这本《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形式感非常好，读来有如过电影。当然，作者过于追求形式感，终将导致其实质内容有所欠缺，有些人读完这本书，估计还是没有弄清楚元明史的脉络。
此书最鲜明的特色，在于从气候的角度切入元明史研究。从元朝开国到明朝亡国，恰好与小冰河期相吻合。卜正民将元明时期的灾难史，总结为“元明九渊”，渊是深渊之意，在此作为灾难的隐喻。“九渊”对历史的影响，在明朝末年表现最为突出。譬如卜正民所命名的“崇祯之渊”，原来崇祯执政十六年，半数以上年景都爆发了天灾：大寒、饥荒、瘟疫、蝗灾、旱灾……大明国运，本已沉沦，这些灾难，是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由此来说明朝之亡，关于其原因，数百年来聚讼纷纭，而且有些说法，彼此对立，最著名的莫过于“明亡于阉党”与“明亡于东林”，以及“明亡于崇祯”与崇祯死前感慨的“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对此，卜正民有一个精辟论断，大意是：历史不是单选题。如果你执意去寻找一个答案，那么在看到部分真相的同时必将失去更多真相。所以这本书虽在大谈气候，却未陷入流行的气候决定论的窠臼。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罗威廉著
罗威廉（William T. Rowe）成名已久，他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还有写汉口的两本书，在业内有口皆碑，皆是佳作。我一直以为他的历史研究偏向城市史，不料写起清朝通史，竟也头头是道，这本《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脉络之清晰，甚至是哈佛中国史之最。至于其问题，第一，作者并非专攻清史的行家，在史料占有方面毫无优势，一来不够博，二来不够深，故而一些见解流于浅薄或人云亦云；第二，作者对雍正皇帝过于偏爱，譬如称雍正直率、宽厚，能够听从臣下的意见，“以一种共议、务实的精神行事”，并将雍正的严酷诠释为“无论代价高、反对者众，仍执意将官僚体制合理化、将帝国控制集中化的那种顽固意志”，这些论调难免令人瞠目结舌。书中还提到曾静案，雍正与乾隆的处置方式正好相反，作者以此抑乾隆而扬雍正，事实上，雍正释放曾静与乾隆处死曾静，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案件本身便是悲剧，怎么处理都成问题。史景迁《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写到这一节，其论调鞭辟入里：“今天，我们不妨说雍正、乾隆皇帝父子都下了一着错棋。一个皇帝以为，只要将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就能澄清事实，谣言自灭，而子孙后代亦将因其坦荡诚实而尊崇他的英名。可惜，他的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而早已将这皇帝的恳切自辩忘得干干净净。另一个皇帝相信，只要将《大义觉迷录》荡涤殆尽销毁，就能让父皇英灵以此安息。然而，天下芸芸众生就是怀疑毁书的惟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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