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要地理环境是如何影响春秋列国战略关系的?

[摘要]春秋时期列国的兵要地理环境，是影响和制约列国军事外交关系变化、国势兴盛衰微以及各自战略方针制定的重要因素。
本文为作者“春秋战国的战略地理研究系列”主题文章，试图总结春秋战争历史的进程及其影响，深入考察当时主要列国的兵要地理状况，揭示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其战略动态、发展前景的内在联系。鉴于篇幅较长，拆分为上中下三篇，此为第三篇。原标题为：从列国兵要地理看春秋战略格局的演变。
春秋时期，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势的盛衰、一国疆域的拓展或削小；还是一定时期里战略结盟、列国军队建设或作战方式的变革，都与特定兵要地理条件有关。概略而言，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兵要地理环境是如何影响春秋列国战略关系的?

一，春秋四大列强的辗压性优势
第一，中原边缘国家在激烈的诸侯争霸战争中具有更广阔、更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疆域日益扩大，实力日趋强盛，成为主导春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形势的核心力量。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尝云：“晋阻三河，齐负东海，秦因雍州之固，迭兴为霸王”。这三个国家连同地处南方、据有大别桐柏汉淮山河之险、拥有江汉云梦之富的楚国一起，成为春秋时期的头等强国。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不乏有利的兵要地理环境之因素在起作用，所谓“距险而邻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国语·郑语》），就是这个意思。
这四个国家中除齐国以外，在春秋初年并非是最拥有地位和实力的国家。然而由于它们各自占据中原东南西北之一角，据有山河之险，这地形便利遂极大地催生着他们的勃兴。这首先是这些国家（包括春秋后期的吴、越）和争霸中心地区——黄河中、下游流域保持着相对的距离，在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在军事活动中不复存在有“诸侯自战其地”（《孙子兵法·九地篇》）的被动状态。它们的作战行动基本上都在中原腹心中小国家的国土上展开，而本土则较少遭受战争的灾祸。像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等著名大战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这些国家的财富、人员损失，而将战争的后果之很大一部分分摊到其他中小国家的身上，可谓攻守皆宜，进退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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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濮之战

其次，它们大多和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蛮夷戎狄等少数部族为邻，背临空旷地带，所谓“戎狄为之邻，而远于王室”（《左传·昭公十五年》）。这些少数部族虽曾程度不同地对晋、秦、楚诸国构成某种威胁。但就总体而言，这种威胁主要是骚扰侵掠，远远不曾达到倾覆其社稷的地步。相反，倒是这几个国家对错杂混居的蛮夷戎狄少数部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运用军事手段逐渐蚕食吞并之。尤其当其在争夺中原霸权斗争中暂时受挫，南下北上或东进西出受阻，不得已而采取战略守势之时，往往适时调整战略方针，转而加强对少数部族的进攻和兼并，巩固后方，扩张疆域，积聚力量，为下一轮争霸中原创造条件。如齐灭纪、莱、谭诸国；晋攻灭长狄、赤狄、白狄诸多部落；楚经略江、淮流域，吞并群舒、百濮，“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秦尽灭绵渚（今甘肃天水）及（今甘肃陇西东）等西戎各国，“辟地千里”（《新序·善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就都是充分利用所据兵要地理环境优势而发展壮大自己的具体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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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由于这些国家在地理距离上都不进入中原腹心范围，因此其受中原文化圈的影响相对于郑、卫诸国要来得薄弱，在其身上较少旧传统的包袱，即所谓“王灵不及”，从而容易更新观念，因时变革，满足时代前进的要求。无论是在军队的扩充、战术的变化上，还是在官制的建设、田制的改革中，都反映了它们积极进取、顺应潮流的基本面貌。从春秋的具体史实看，打破旧礼制所规定的限额军队制最为坚决，扩军规模最庞大、速度最迅速的，是它们；田制改革走在前列，官制建设自成特点，立足于理顺战时管理体制需要的，也是它们；根据地形条件特点（如晋多山地，楚多丘陵与江河湖泊），结合对少数部族作战的需要，而改革车兵，发展步兵与舟兵，采用奇谲诡诈战法的，仍然是它们（吴、越的情况亦类似）。
由此可见，正是有利的兵要地理环境，使得这些中原边缘国家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善于汲取当地固有文化（包括戎狄等少数族文化）中的有益成份，不断创新，努力进取，从而有效地避免了重蹈中原腹心国家让旧的束缚住新的、死的窒息了活的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中原车战一统局面，促成步兵的重新崛起，舟兵的广泛组建，骑兵的初步萌芽，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这些国家；而实现作战方式的转变，导致班固所说“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兵书略序》）现象出现的，也是由这些国家在扮演主要角色。我们不是地理条件决定论者，但是我们并不否认地理条件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齐、鲁、楚、秦、吴、越等国的兴亡盛衰的历史，正是这方面颇具说服力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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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是车战的巅峰时期。

二，战略内线条件下的中小诸侯国战略困境
中原腹心地区的诸侯列国生存空间狭窄，战略回旋余地局促，多为四战之地，长期处于列国争霸战争的中心漩涡，加之这些国家浸馈周礼旧文化传统甚深，政略、战略保守，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因此其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积贫积弱，日趋衰微，终春秋之世，它们只能成为当时争霸战争全局中的配角，听凭大国的左右摆布。
所谓中原腹心地区的国家，多半为“虞、夏、商、周之胤”，位处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它们以东迁以后的周王室为中心，包括了郑、卫、宋、曹、鲁、许、陈、蔡、申等国。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周文化圈”（参见晁福林《霸权迭兴》，三联书店，1992年版），这是有道理的。从文化上说，这些国家比较繁荣发达，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这在《左传》等文献上曾有较多的反映。例如《左传·襄公十年》载：“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左传·昭公二年》云：“周礼尽在鲁矣。”孔子也有“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说法。可是在春秋期间，这些国家多不强盛，国土狭小，军力单薄，很少能够拓展疆域，主宰中原战略局势。相反，是纷纷落为大国的附庸，成为强国相互争夺控制的焦点，“介于大国，诛求无时”（《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在诸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虽然其间也曾产生过几位颇占风光的“霸主”，如郑庄公和宋襄公等，但都是稍现即逝，昙花一现，没有能形成更大的气候。
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一般论者多认为它们“对于旧文化、旧制度的保存，尤为丰富和深厚”，而“受旧文化、旧制度束缚较深”的结果，是“传统变为包袱，反而成了前进中的后进者”（参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换言之，即历史文化传统负担过重的缘故，影响和限制了这些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这一看法是可以成立的。中原腹心国家普遍的“犹秉周礼”（《左传·闵公元年》）经文治武方略选择，决定它们立场比较保守，缺乏对新生事物的敏锐反应力和博大容纳力，从而使自己的国家游离于时代潮流的主导趋势。仅就军事活动领域考察，它们普遍遵循旧“军礼”重“偏战”的原则，“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公羊传·桓公十年解诂》），奉行“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谷梁传·隐公五年》）；“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司马法·仁本》）等僵化教条。宋襄公在宋楚泓水之战中的表演，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侈谈“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鼓吹“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放弃有利的战机，结果导致宋军惨败于楚师，“公伤股，门官歼焉”，转眼间破灭了自己的“霸主”迷梦，成为千古笑谈。宋襄公的事例固然是个极端，但是其他中原列国的情况也没有强到哪里去，“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仁本》）是它们开展军事活动的共识，而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笼罩制约之下，其就不能不陷于攻守皆困的被动处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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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

但是，将这些国家衰弱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它们迷恋旧文化、旧制度，承受传统的包袱过重这一点，是不够全面辩证的。这些国家之所以在当时成为前进中的后进者，还当有其他的原因。其中它们所处兵要地理环境的不利，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种不利大致包含两个方面：
其一，这些国家都处于中原腹心地带，在战略上陷于内线作战的处境。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为兵家所必争。从兵法上说，属于“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孙子兵法·九地篇》）的“争地”。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争霸战争的主战场，兵祸连结，内外交困，以致严重限制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强盛。
其二，这些中原腹心国家，作为个体存在时，其周围都是与自己疆域大小相仿、实力强弱相近的同类国家，虽说各国之间有一定数量的隙地可供争夺，如“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喦 、戈、锡”（《左传·哀公十二年》）。但是毕竟范围比较有限，绝不象楚、晋、齐、秦诸国那样背临广袤的空旷地带，能供自己开拓经略。因此它们当中任何一国的战略动向，都为其他诸国所高度警惕，一切针对他国的军事行动，都势必引起对方的强烈反弹。而由于彼此实力相近，任何一国都无法拥有制对手于死地的优势。所以只好长期拉锯相持，即使有所动作，亦只能浅尝辄止。就在这样不死不活的僵持中，它们错过了战略发展的有利时机，沦丧为新兴大国的附庸仆从。
三，列国战略地理环境对春秋历史进程的影响
春秋主要列国的兵要地理，直接制约着当时各国之间的战略关系的确定或变化、整个天下战略格局的平衡或动荡。换言之，春秋时期列国战略主攻方面的制定和调整，外交结盟关系的建立和破裂，都可以从列国所拥有的兵要地理特定条件中寻找到一定的原因。同时，在这个动态变化过程中，也伴随着“伐谋伐交”、“远交近攻”等战略决策思想以及“严其险阻”扼守关隘等战术应用原则的形成雏型或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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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耳返回晋国。绢本《晋文公复国图》（局部），（南宋）李唐绘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秦、晋两国由盟邦转变为世仇，可谓是兵要地理决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缩影。春秋前期，秦、晋两国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互通婚姻，实为同盟。“秦晋之好”遂成为盟国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共襄大业的代名词。尤其是秦国，在先后扶持晋惠公、晋文公回国登基，稳定晋国政局，巩固秦、晋同盟方面，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如晋文公自秦归晋时，秦穆公曾予以兵力上的援助，“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并协助晋文公铲除晋怀公的残余势力。史载秦穆公“东平晋乱”（《史记》卷五《秦本纪》），这是有根据的。
然而，两国所处的兵要地理条件，决定了两国的战略结盟只能是暂时的，双方之间的关系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秦国要染指中原，争夺霸权，必定要越过黄河，锐意东进。而晋国要独霸中原，号令天下，也必定要竭力扼阻秦国的东进，将秦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西方一隅。两强相遇，双方都以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发生激烈的冲突遂不可避免，双方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由同盟互助而转化为尖锐敌对状态，且不存在任何调和缓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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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27年爆发的秦晋崤之战，是双方关系彻底破裂的重要标志。在这场战事之后，两国之间又先后发生了报赐之役、王官之役、彭衙之战、河曲之战、麻隧之战、栎之战、棫林之战等一系列战事，双方互有胜负，但总的形势是晋占据着主动，具有战略上的优势。这些战争的根本症结，是秦要克服东进争霸的障碍，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中原腹心地区；而晋国则千方百计要挫败秦的战略企图，维护自己在中原的根本利益。双方作战的焦点，是争夺对战略要地桃林、崤山的控制。由于晋国在这场斗争中，将“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峰插天，绝谷深委，峻坂迂回”（《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的“崤函之险”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终于使秦国终春秋之世未能得志于中原。可是这种因兵要地理背景而引起的秦晋联盟的破裂，致使秦国转而同楚国结盟，并极大地牵制了晋国的行动，使晋无法集中力量与楚国决战。相反，楚则得以乘机拓展疆域，增强实力，甚至发展到“问鼎中原”的地步。春秋时期整个战略格局为之发生了巨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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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晋崤之战

制定和推行实质上的“远交近攻”策略，从侧后牵制主要敌手，使之陷于多面作战的被动处境，从而实现己方的战略意图，这是春秋时期列国军事外交斗争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军事艺术日显高明的显著表现。这在郑庄公初霸实践中即已呈示端倪。当时郑国就是以远结齐、鲁，近攻宋、卫而所向披靡、雄视中原的。其后，齐、晋连手对付楚、秦，晋国联吴制约强楚，楚国借越牵制吴国，越国“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以力克吴，所遵循的也都是类似的战略策略方针。而这类举动之所以层出不穷，且屡试不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事国当时当地的兵要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在地理距离上间隔甚远、彼此间暂时不会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自然可以互相借助对方的力量来首先打击主要的敌人。
当然，这种格局也并非一成不变，一旦共同的主要对手被削弱或消灭，双方的地理位置接近，那么原先的盟国也可能反目成仇，形同水火。如弭兵之会后，随着楚国势力的退缩，中原列国与楚的矛盾冲突缓解，齐、晋这两个主要抗楚盟国的关系就开始趋于紧张，多次兵戎相见。又如晋、吴本为战略盟国，但在吴国五战入郢击破强楚，夫椒之战迫使越国臣服后，吴国就开始经营中原，而与晋国为敌了，于是遂有黄池争霸的一幕。再如越国，当它在从事灭吴战争时，曾经亲齐、结晋、联楚。可是一旦实现了吞并吴国的战略目的，使己之疆域推进到淮泗流域，也就立即放弃原先的亲齐、结晋方针，而要同中原列国一争高低了，“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国语·吴语》）；“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列国的兵要地理环境，是影响和制约列国军事外交关系变化、国势兴盛衰微以及各自战略方针制定的重要因素。今天我们要全面了解和深入把握春秋战略格局的递嬗轨迹，就必须注意对列国的兵要地理状况的考察和分析。（完）
作者介绍

兵要地理环境是如何影响春秋列国战略关系的?

黄朴民，男， 1958年生于浙江绍兴市，1978年至1985年就读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军事史。
代表性专著有：《春秋军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孙子评传》、《何休评传》、《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道德经讲解》、《孙子兵法解读》、《黄朴民解读论语》、《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大写的历史》（系列三种）等；曾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献》、《学术月刊》、《中华文史论丛》等海内外各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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