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之争：村上春树的三副面孔

　林少华 翻译家，自上世纪80年代起译有村上春树作品《挪威的森林》《且听风吟》《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等42种，新译有《刺杀骑士团长》。

　赖明珠 翻译家，译介村上春树进入台湾出版界的早期推手，译有《失落的弹珠玩具》《挪威的森林》《1Q84》《海边的卡夫卡》等。

　　施小炜 翻译家，译有村上春树作品《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1Q84》《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我的职业是小说家》等。

　　作为村上春树中译本最早的两名译者，赖明珠和林少华的翻译风格可谓截然不同，前者直白简练，而后者则华丽恣肆。两者都拥有不少“死忠粉”。

　　2008年，在一场村上译者的评选中，出版方“新经典”文化宣布施小炜胜出。然而，林少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场评选“不明不白”，连一个评委名单都没有提供。多年过去，村上新书《刺杀骑士团长》的版权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以高价拿下，再次交给暌违多年的林少华翻译。两位译者及两家出版社的竞争，已十分激烈。

　　谈及外国文学，翻译一直是读者议论的焦点。那么，译者们眼中的村上又是什么样子？他们各自坚持的翻译准则又是什么？通过邮件，我们分别对林少华、赖明珠和施小炜三人进行了同题采访。

　　如何理解翻译前的村上底色

　　新京报：就中日两国的观察，村上春树的作品在两国受欢迎的程度是否有所不同？村上的作品在中国畅销的原因有哪些？

　　林少华：村上作品在中国走红的原因可总结为以下三点：一是对当代城市青年孤独感等心灵处境的细腻刻画和诗意开拓；二是简洁、幽默和富有节奏感的语言风格。三是善于营造妙不可言的艺术氛围以至生活情调。至于他在日本畅销的原因，仅就我所接触的有关读者反响和学术评论来看，实质上区别不大。按村上的说法，都属于东方式阅读——较为注重作品的“日常性”，而不同于西方倾向于关注意识流、后现代手法之类。

　　施小炜：在我国，村上的年轻读者更多些吧，极少听说年龄偏大的读者议论春树。而在日本，有些春树同龄人始终追读春树，读者年龄层分布更广些。他的小说每一部都是畅销书，拥有固定的忠实读者层。村上小说的生命力在于其思想性。他是一位将思想痕迹抹消在可读性之中的高明小说家。

　　新京报：如何定义村上春树本人的写作/语言风格？又如何在译本中体现呢？

　　林少华：村上自己概括过他的语言风格或文体特点：简洁、有节奏感、幽默。而幽默大多表现为一种“微妙的意趣”，所以不妨以妙趣称之，这点集中表现在比喻修辞上面。

　　赖明珠：村上崇尚稚拙，以纯真，新鲜，意外取胜。村上的日文带有英语语感和音乐节奏，但又具有东方的精神和感性。我翻译时特别注意保持他的文体，就算被批评不像中文，也尽量保持英语语感，部分语尾保留日语的感觉。我希望读者也能感受到日本人对话时，互相尊重对方的心意。

　　施小炜：我觉得概而言之，村上春树的文字，与其说凝重，毋宁更偏轻灵；与其说华丽，毋宁近乎朴实；文风亦多变，因体裁而异；随处透露出幽默感，尤其是随笔。不敢说我再现得就十分到位得体。

　　新京报：村上春树本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颇深，也有批评家将其作品的畅销归因于“可译性”，称其为“无国籍”的“全球小说”。

　　林少华：相对于刻意表现所谓日本美的川端康成那样的作家，村上作品确有“无国籍”或全球化色彩。但他终究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骨子里的东西还是日本的、东方的。比如生死观或阴阳两界自由穿越结构等等。即使就文体而言，虽说有别于日本本土主流作家，但也不可能和西方作家混淆起来。即使拙译，即哪怕再是地道的中文，那也还是看得出日文底色，和中文原创有明显区别。

　　施小炜：我一贯认为，日本的小说未必非得写旧式日本人不可，甚至未必非得写日本人不可。不写这些，照样是“日本文学”。日本文学，极富多样性，胜过我国。比如盐野七生，她的小说从来不写日本，只写罗马欧洲。这样的小说家，我国似乎没有。春树小说，国籍鲜明无误，就是日本！何来无国籍一说？至于“全球小说”，现下不是举国争说“全球化”吗？也许有朝一日，全世界的小说都是“全球小说”也不一定呢。

　　新京报：村上春树本人也是一位译者，他曾说：“写小说的时候比较能够随意发挥，但翻译作品的话，心中则怀抱着打消自我，谦虚谨慎的态度……”如何看待他对译者角色的定位？一位优秀的译者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林少华：关于翻译或译者角色，林语堂有个多少带点儿色情意味的比喻：“翻译好像给女人的大腿穿上丝袜。译者给原作穿上黄袜子红袜子，那袜子的厚薄颜色就是译者的文体、译文的风格。”无需说，穿上丝袜的女人大腿笃定不会百分之百是原来模样嘛！按前不久去世的余光中先生的说法，翻译好比婚姻，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借用村上本人的话说，译者哪怕再要扼杀自己的文体，也还是有扼杀不掉的部分剩留下来，而剩留下来的一小部分，可能就是译者的风格。换成我的表达，好的翻译乃是作者之作与译者之译的天作之合。这种几率绝不会很高。

　　赖明珠：完全同意，不谋而合。翻译不是创作，译者好比演员，应该把原作所表达的作者风格，书中人物的个性、癖性尽量忠实地表现出来，不必也不宜强调自我。

　　施小炜：赞同春树。他的翻译论，甚合吾意。

　　最好的翻译，是该叛逆还是服从

　　新京报：关于翻译界一直讨论不休的“审美愉悦”与“忠实原文”孰轻孰重，你的看法是什么？

　　林少华：审美与忠实并不矛盾。忠实或可分三个层面：语义忠实、文体忠实、审美忠实，我认为就文学翻译来说，审美忠实最重要。西方有人说翻译即叛逆。在我看来，纵使叛逆，也要语义层服从于文体层，文体层服从于审美层，而审美层是不可叛逆的文学翻译之重。这是因为，通过语言艺术达成的文学审美功能是文学三大功能中唯一不能为其他学科、其他艺术门类所无法完全取代的功能——“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赖明珠：村上说他要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正因为他的用字和文体是那么特别，所以我非常重视忠于原文，希望译成中文后，读者还能尽量多感受到他独一无二的特色。

　　施小炜：能够带来审美愉悦固然好，但忠实原文应是准入门槛。做不到准确忠实，就是翻译不及格，审美愉悦便无从谈起，就不是翻译，是“编译”。介绍外国文学，大约可粗分为“翻译”与“编译”两种方法。日本人的所谓“翻案”，堪称编译极致。

　　新京报：翻译的过程，往往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比如：译者个人的语言风格、思维习惯、知识结构，以及本国读者的接受能力、文化习惯等。在翻译时是如何平衡这些因素的？

　　林少华：翻译有所谓异化译法和归化译法之说。前者更多地向外语靠拢——异域化、陌生化；后者更多地向母语靠拢——本土化、熟识化。完全的异化、完全的归化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好的翻译，就是要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异域陌生化和本土熟识化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张力。

　　关于取舍，村上有个说法：“翻译这东西，原本就是将一种语言‘姑且’置换为另一种语言。哪怕再认真再巧妙，也不可能原封不动。翻译当中必须舍弃什么方能留取保住什么。所谓‘取舍选择’是翻译工作的概本概念。”（《终究悲哀的外国语》）换句话说，翻译过程难免流失原作若干审美信息，同时增添某种审美信息——如何保持二者微妙的平衡，即是取舍的原则或标准。

　　施小炜：我以为译者应当压抑自己、凸显原著，这是译家美德。喧宾夺主、哗众取宠，不足取。然而译家也是活人，自家的“语言风格、思维习惯、知识结构”难免按捺不住，要影响翻译行为。因此，尽管我们将“原味再现”当做既定目标，但百分之百的“灭己扬他”实非可能，因此译文只能追求无限地接近原文，绝不可能等同于原文。我在翻译时也没有特别的诀窍，只是跟着原文的感觉走而已。他老实，咱也老实；他俏皮，咱也俏皮；他花一下，咱也花一下；他拽古文，咱也拽句古文；他撇洋文，咱也撇句洋文。如此而已。

　　新京报：和村上春树的其他中译本相比，如何评价自己译本的特点或优势？

　　林少华：别人不敢说，只夸我自己：电光石火，出神入化。

　　赖明珠：我对村上的了解比较深入，而且非常偏爱这位作者，因此长期专注地翻译他的作品。因为和他几乎生在同时代，接触同样的文化背景，呼吸相同的空气，听过不少同样的音乐，看过不少同样的电影，读过部分相同的书，很多感觉非常贴近，对他的作品更能产生共鸣。因此翻译起来感觉调性比较接近。

　　施小炜：优势不敢说，特点还是在于相对精准些吧。　来源：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