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文学和政治是两回事 不应总被想当然捆绑在一...

“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今年1月，诗人食指对余秀华的诗歌提出了批评，认为后者的诗歌过于个人化和消费化，丧失了正统诗歌规训中所包含的公共性与家国情怀。在此之前，作家阎连科也曾在一次活动上谈到，如村上春树、门罗、卡佛等人那些“充满小伤感、小确幸”的作品，注定不会成为经典，因为读者从中“只能看到一个人群在某一种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小波折，看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种种新旧文学观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文学是否需要与大时代、大叙事紧密相连？那些个人化的、注重内在经验的作品是否偏离了文学的本质？进一步追问，这一问题的核心便是：文学的本质到底是不是政治化的呢？

如今我们似乎已习惯了文学脱离大的政治背景独立存在，阎连科也提到，根据他的观察，“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盛行的西方经典文学有一个特点：写作的人物已经从社会历史转向了家庭。”如果将表针向前旋拨，我们不难发现，在上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曾存在着一种空前紧密的关联。当时的小说和诗歌担负起了宣传和教化的功能，始终站在政治生活和社会议题的最前列。与今日的文学主题对比来看，彼时文学和政治紧密相连的现象是反常还是正常？今天“去政治化”的文学是回归了还是远离了文学的本质？

这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和文艺评论家李云雷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洪子诚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过程中，对50-80年代“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的兴盛进行了一系列反思，李云雷则从更加当代的视角出发，聚焦于当代左翼或底层文学，将市场机制与网络时代的碎片化、娱乐化对文学的影响也纳入了思考范畴。日前，在北京大学一场以“文学阅读与我们的时代”为主题的对谈活动上，洪子诚与李云雷二人结合他们自身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以及对当下文学发展的观察体悟，探讨了在这个文学“去政治化”的时代，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恢复文学之责任的问题。

笼罩在政治阴影下的文学

洪子诚曾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指出，肇始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期的“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在经过了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的“改造”后，演变为一种“工农兵文学”的形态，成为了50-70年代中国大陆唯一的文学现象。这种形态虽然在40年代初期才确立，但从1949年开始，左翼革命文学的传统通过政治体制化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形成了一种具有统一性的文学规范建制，在文坛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

在2017年底出版的《读作品记》一书中，洪子诚展开论述了这一体制的产物——“样板戏”。他认为，首先，“样板”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已经经过了自我确认、自我验证，并且具有封闭和不容质疑的特性。其次，“样板”带有某种可以仿效、复制的含义。样板戏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文艺和大众（“工农兵”）的紧密联系、动员大众的政治激情和参与，这些都根源于当时“创造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的理念。

与样板戏产生的方式相似，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许多由革命历史叙事视角展开的文学作品。例如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叙述了一名打铁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在1919-1949年之间的经历，通过人物经历串联起了现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为这些事件赋予了鲜明的、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类似这种价值判断，在50年代至70年代产生的主流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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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界面文化（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63865121/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革命文学的余波散去，洪子诚认为，这一阶段文学世界的高度组织化出现了断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被看做是“新时期”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新时期文学”的口号是“回到文学自身”，即要求文学脱离政治的绑架、发挥文学对时代的反思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时期文学”恢复的正是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在他看来，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在新时期回到了文坛的主体地位，将5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逐步排除在了当代文学之外”，是一场文学史上的“拨乱反正”。

同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李杨不同意洪子诚的“断裂论”，他认为这两个时代的文学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断裂，不如说是继承。李杨认为，80年代秉承五四精神建构起来的新文学史秩序，同样是一种排斥性的制度。例如，在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新时期文学”以“伤痕文学”为标志拉开序幕，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作家刘心武发表于1977年的小说《班主任》。在《班主任》中，知识分子变成了启蒙者，革命小将重新变成了受教育者——这是对文革政治秩序的全面颠覆。

“‘新时期文学’一方面被视为文学摆脱权威钳制、回归自身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些在政治反思和政治批判中拉开帷幕的文学作品，依然是作为政治象征出现的。”在《重返八十年代》一书中，李杨在回应洪子诚的“一体化”理论时说道：“如果‘一体化’指出的是政治社会对文学的干预、文字生产的社会化机构的建立以及对作家、艺术家的社会组织方式，这一概念用于描述‘新时期文学’似乎依然有效。”

溢满了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是否还能够被称作文学？昆德拉曾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在共产主义俄国，小说依然被成千上万地发行，并且非常受欢迎，但这是因为小说已经不再延续对“存在的探讨”，它们的作用只是确证人们所说的东西。因此，“小说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小说的消失，而是在重复制造着已经失去了小说精神的形式，这是一种隐蔽的死亡。昆德拉说：“在一个建于不可侵犯的确定性之上的世界里，小说死去了。极权主义世界，不论建立在什么之上，都是一个答案而非问题的世界。那里，小说没有位置。”

不应再问文学应亲近还是远离政治

在对谈活动现场，洪子诚提到，从1990年代以来，“文学边缘化”的说法变得原来越流行，这种说法认为文学已经退出了公众社会生活空间，失去了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文学的教育和塑造功能似乎正在渐渐退场。此外，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消费社会，人们亦不再关心文学的政治功能，甚至也不再像八十年代一样关心政治了。

李云雷回应道，所谓“文学边缘化”的现象是由几方面合力共同导致的。首先，大众对于文学的理解越来越偏向其娱乐和消遣性，严肃文学的价值正在被消解；其次，五四以来形成的对文学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进而引导文化界甚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机制，在九十年代以后已经逐渐解体了；最后，网络，特别是移动网络的迅速发展，让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当我们重新回看50-80年代的文学作品，会发现那种充满政治性和教化意义的文学反而是特殊情况，是把基于市场机制产生的通俗文学压制下去之后的产物。

与这种观点相似，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也曾在与洪子诚的对谈中提出，赋予文学某种深刻内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像上世纪80年代那种文学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提出重大社会问题、成为时代先导的历史阶段，可能反而才是文学的某种“非典型状态”。

在当下，回归“正常”的文学的唯一出路，就是成为一种纯粹的消遣方式吗？洪子诚认为，介入政治和公共生活都是文学需要做的努力，但并不是以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种方式。他说，我们不应该再问“文学应该和政治紧密关联，还是远离政治？”这样的问题，而是应该寻求新的提问方式——“文学和政治是两回事，他们不应该总被想当然地捆绑在一起。”他表示，学者们在80年代所谈论的文学的“超越性”，也并不是说文学要远离现实、远离政治，而是要思考作家与文学创作如何建立一种和各种权力保持距离的独立文学传统，维持作家独立的精神地位，摆脱对政治权力乃至金钱权力的攀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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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也认为，当下所谓去政治化的文学作品依然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这个时代新的经验和思考，反映出这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在网络发展导致阅读方式和内容同时变得碎片化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非互联网时代，余秀华的诗歌也难以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

洪子诚在《读作品记》中也提到了网络时代诗歌界的“兴旺”，他认为，无论是被何种目的、何种力量推动，更多人在关心诗的写作和传播依然是一件好事。网络、微信这样的互联网手段，改变了诗的发表、传播、阅读方式，挑战了既往诗歌“守门人”的权力格局，让诗歌伦理意义上的民主得以实现。但同时，这也同样会导致诗歌门槛的降低，影响诗的公信力。

问题在于，依托在网络技术上的文学，会不会动摇我们对语言和文字的信心？过载的图像和信息是否会削弱和降低我们对语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在当下，获得并保持与消费社会、与喧嚣躁动之间拉开距离而形成的孤独感，越来越非易事。在洪子诚看来，诗歌依然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礼物，而文学依然“内涵着社会承担的意识，担负着建构反思性历史主体的重任”。作者：李辛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