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词新书《棘》：女性书写的艰难突围

作家左小词在其新作《棘》中建构了一个女性为主体的、诗意化的村落——雾云村。文中最主要的八位女性各具鲜明特点：看似痴傻却能通灵的映山，将骟猪作为事业的葵哑巴，独居的裁缝于秋茧，半仙儿画四娘，貌美的、最后飞下悬崖的电影放映员姜玉玉，肥胖到的大多数时间只能在床上度过的精神恍惚的唱戏的柳叶黄……
村落、乡土写作看似必然要和耕作、劳动发生联系，塑造女性也看似必然要写作其身边的男性。《棘》中所写的雾云却像是一个架空历史和剥离了寻常衣食住行的桃花源，由可通灵的映山牵出一群与庸常者大有不同的女性，且在不写故事来龙去脉和男性的情况下让一众女性的故事有趣又自洽。
3月底，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文学课堂的第27次课程，以《棘》为主要对象，人民大学教师杨庆祥与来自北京大学、鲁迅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的教师共同探讨了女性叙事的新空间。

对女性的书写的想象是否有新的空间
北京联合大学的教师王德领对于女性作家的写作进行了回顾，他谈道：“女性作家如张洁，她的写作是自传式的写作，她出版了《无字》以后，中国作协好多人都把这个小说买来读，因为他们对张洁的经历很感兴趣，张洁是用自己的经历来写小说。但是我觉得，一个女作家应该超越性别写作。比如萧红，她的那种散文化、诗化的，特别有灵气的东西，就是超越了性别、走向更加深入开阔的写作。”
中国人民大学的谢尚发也谈到，新时代以来很多人都强调女性自我经验的加入，“张洁是如此，还比如戴厚英，她几乎是把自己的生活实录加以虚构写成小说。而把自己的私人经验写成小说处理得比较好的是铁凝和王安忆，王安忆的女性写作高度站得比较好，铁凝处理得比较好的是跟历史勾连的比较多。”
“《棘》中，外来城市的人走到了被架空的乡村里，他们并没有参与到故事之中，没有承担叙事的功能，他们只是一个符号。《棘》中，作者把自己的私人经验进行了陌生化的处理，把自我的经验抛洒在当下乡村的现实处境当中，并用通灵、巫术等稀释。”中国人民大学的邰部谈道。
另外，大家也谈及《棘》的写作中呈现出的一些鲜明的风格，如八个主人公的命运几乎都是自洽，“与现实的疏离感很强，时代的压制没有呈现，她们的行为都是放在了一个封闭的境遇当中，自身的处境和行为，更多的是和自己内心密切联系。”河北师范大学的李浩谈道。
此外，大家也关注到《棘》中，作者在尝试不写其对立面来塑造人物。之前所有写女性的故事、小说，女性都是有对立面的，比如说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女性的对立面是礼教、父母、消费社会、男权、男上司，但是《棘》中，对于“对立面”的写作很少。“另外，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词，如等待、失踪。自从有了等待戈多的意象，大家往往关注那个等待者，以及等待的行为本身。超现实主义也好、先锋性也好，没有人去追问这个等待的对象。左小词的这个叙述恰恰是把等待的对象问题化。不是在追究我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我被植入了一个等待的悲惨的处境，而是这个等待本身，这个状态就构成了她自身。”北京大学的陈若谷说。
棘：女性的艰难突围
小说《棘》中的荆棘是画四娘体罚映山的工具。映山智力先天有缺陷，为了保护她，画四娘让她打扮成男孩子，而且从来不许她在外面撒尿，以防她的女儿身被人识破，如果她不回家大小解，画四娘就会用荆棘抽打她。
研讨会上有学者指出，映山的女扮男装，是小说中独特的一笔。女扮男装这个主题在中国和西方都是有传统的，西方文学中，以莎士比亚中《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最为经典。中国传统文学中，各种艺术形式的《花木兰》故事，梁祝故事，到清代陈端生的弹词小说《再生缘》及其改编的戏剧等，都是如此。在这些小说戏曲中，女扮男装的情节往往出现在生活常态被打破，无奈，女主人公只好改装为男性，闯入另一个性别的世界，故事也因此有了转机。女性进入男性社会后，在男性社会中展示了女性的天资和才华，清代弹词则注重表现女性怪状后的生活，特别是性别角色的反串而产生的各种尴尬和矛盾。
易装也关系到社会的既定秩序与政治、文化的意识积淀。小说中映山女扮男装的设置，写出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生存空间被挤压，只有借由男性身份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谢尚发谈到：“还比如在映山身上用到通灵，因为在历史上，让男人不敢侵犯的办法只有这样：你成为一个神圣的所在，比如说你是观音菩萨，男人就连邪念都不敢动。如果你是普通的平凡的女人，不像画四娘把映山塑造成那样，她的命运肯定会受到糟蹋。她用这样一个障眼法，是为了给女性披一件神圣的外衣。反过来说，这个小说在呼唤，女人身上为什么不能有这样一件神圣外衣。女人身上神圣外衣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去建构这样一件神圣外衣。”
乡村书写的诗意化可能
如学者王德领指出的，《棘》将故事放置在了一个极致的环境中，“很多作品，如《尘埃落定》《边城》等，都是将村落写成静止的、原始的、与世隔绝的地方，这个地方最容易考察人性，最容易让时间停滞下来，和外界切断按照自己的理想来书写。”
《棘》中的雾云村就是一个诗情画意的所在。如人物的名字于秋茧、于喜楼。他们在村里吟诗、自己动手做精致衣服，吃得也很精致。他们日常做的事情，很大一部分的篇幅是谈论神明，谈论恶灵、报应、传说，作为乡土小说，它没有传统写作里要下地干活儿的、贴近乡土的部分。有学者指出，人物的语言和形象，如映山的语言和个性都很像《楚辞》里面的山鬼，是不可被污染的、神圣化的。
也有学者认为，《棘》中的浪漫想象还是无法把现实因素彻底覆盖掉，虽然乡土性试图勉强撑住场面，保住尊严，但是其实这种乡土性对外面的世界非常无力，并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算是没有外面的现代文明入侵，这种环境本身也充满了悲惨与残酷，从任何角度来讲也很难说是一种特别好的状态。
这里也引出一个问题，即关于乡土的书写是否一定要反映社会和时代，故事中的人物可否在只是关切自身命运的情况下能很好地成立。杨庆祥说：“当我们以小说的方式观察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自动的把人类社会归置化了，实际上人的生活本身是没有办法被归置的。很多乡村女性可能就是跟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往往再后来才意识到人和时代的关系。但是现在的很多写作强行把人过早的归置到这个时代里面去，造成了人物本身的浮夸化，这是有问题的。”
“我们更多情况下忽略了乡村本身以及乡村中的男女老少的主体性问题。我们在以我们的主观意愿为他们创造一种生活。这个问题是作家自己的写作义务和责任使然，也许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值得认真去探讨。”北京大学的樊迎春谈道。
“像张承志，他写西海固，他真得像西海固的人那样生活吗？还不是，他依然是代言者。所以代言者与被代言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现代写作特别大的困境。被代言者的主体如何才能被呈现出来？并没有一个最后的完整的呈现，只能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最大程度上呈现出那个被代言者，召唤出主体性，主体本身就无法言说。”杨庆祥说。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