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要“忍住不说”

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70后”作家张惠雯的短篇小说集《在南方》。书中所谓的“南方”，是指美国南方，以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为中心的地区。自2013年年底随先生迁居美国后，张惠雯一直住在这里。书中记录了张惠雯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虽然是移民小说，但重点又回归到“个人”身上。她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写道：“当人不再需要和饥寒作斗争，那他的敌人就变成了生活的庸俗和麻木，对于移民来说，还有孤独感和自我身份的认知。”她在邮件中告诉记者，这正是她写作的主题。

慢慢明白除了写小说

我并不想干别的

我出生在河南省的西华县城，我小时候，母亲在物资供应机构当干部，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女强人”。但我没有遗传她的干练作风，我像我父亲一样与世无争。他在县政府做会计，一做几十年。我觉得母亲教给我最好的东西是慷慨。她喜欢帮助别人，总是周济乡下的亲戚，而我父亲则不善于和人交往，比较沉默寡言。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有姐姐、哥哥，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叫“商业局家属院”的大院子里，院子里的小孩儿不少，但都比我大。我和哥哥、姐姐年龄差距较大，又没有同龄小孩儿一起玩儿，所以父母虽然宠我，但我童年时还是比较孤独的。那时我经常蹲在树下看蚂蚁搬家，喜欢偷偷爬到房顶上，和我家的猫坐在那儿往下眺望。从小我就不爱上学，但在学校里，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的成绩还不错。我以此换得老师对我逃学、迟到、早退的容忍，换句话说，也就是从极其沉闷古板的学校生活里换一点儿自由。

我读了很多书，都是我哥哥买的书。最早我爱读古典诗词，上到初二以后，开始喜欢读外国文学，泰戈尔、波德莱尔、卢梭……随便什么都读。我想是这样比较孤独的状态以及阅读，慢慢形成了我的脾性。不熟悉我的人会觉得我傲慢，沉默寡言，但我只是怯于社交。我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叛逆，其实我很少顶撞父母或老师，但我会温和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想法。

我高考成绩不错，高中毕业后拿到新加坡教育部的奖学金，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读书。1995年到2010年，我住在新加坡，2010年后迁居美国。我前不久出版的散文集《惘然少年时》里有许多我的成长故事的细节。

在新加坡读大学时，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中央图书馆，我迷上了读小说，这习惯一直持续到毕业后。那时我接触了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些现代作家，譬如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昆德拉……和以往的随意阅读不一样，这一时期读的大量小说，重塑了我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认识。毕业后我留校当研究员，工作了两年，但我慢慢明白除了写小说，我并不想干别的。就像我说的，我温和但很固执，所以我不愿再继续我的稻粱谋，我需要更多阅读、写作的自由。

2003年，我辞去一份收入很不错的工作。当时也没想太多，我觉得可以一边写小说、一边靠打零工养活自己。这是我的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不久后，我和我现在的先生在一起了，婚后就再没有工作过。

这三四年来，一年我只是写两个短篇，写作状态基本是停滞的，因为我是全职妈妈，在家照顾儿子，他现在3岁半。我很想写，但当务之急是把孩子带好、陪伴他。没有孩子之前我也写得很慢。我比较懒散，不是那种有计划、有纪律的作者，有时很多天我都不写一个字。但我爱读书，阅读的习惯比写作来得顽固。我不能准时起床、打开电脑直接写多少字，我总会先读些东西。我又是个严重的拖延症患者，所以，即便我决定某天坐下来写点儿东西，也总会在一天将尽时才能写上几段。

小说的故事性不一定充满悬念

而是某种不甘于被遗忘的气质

写小说的技巧太多了，每个小说家大概都可以就这个话题写一本书。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语言技巧，譬如，不能写俗套、陈腐的语言；不能堆砌自以为华美的词藻，因为它们往往矫枉过正、词不达意；不能玩儿文字游戏……你得把握好语言的本色。语言有维度，有色彩，有气味，可以形成氛围、节奏、色调。福楼拜说过，一句好的散文和一句好的诗一样，是不可更改的，是有节奏的。

小说和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绘画一样，它首先是一门技术。写小说不是你自己想随便怎么抒发的问题，而是通过小说这个媒介，让另一个人真切地“看见”什么。当你试着建立这个媒介，以便使你心中的“像”能恰好地显现出来的时候，你有一套工具和方法可用，你学习、沿袭了前人的经验，这当然是技术。我们称那些文学大师是巨匠，这里面有个“匠”字，就因为它是门技艺。但艺术家和工匠又是不同的，他得有思想，得有对这世界的独特感知，最后，这种独特的感知会和他的技术结合起来。思想贫乏、价值混乱、感觉愚钝的人，即便技术娴熟，也不会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品。小说家的技巧好到一定程度反而会看不出技巧的痕迹，是一种大巧若拙，但它会形成“风格”这种东西。

小说里的故事，很多是我听来的，有些是我阅读时、听音乐时想到某个场景、某个人物，然后把它逐渐发展成一个故事。我在休斯敦有个朋友叫陈瑞琳，她是一位海外文学评论家，我们认识不久之后，她就发现我是个深居简出、生活平淡得一塌糊涂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缺乏的是故事。她在休斯敦华人圈交游很广，经常把她的见闻讲给我听。渐渐地，一个完整的故事或是故事主人公那特殊、曲折的经历在我记忆里淡化了，但其中的某一片段却奇特地存留下来，催生出不少移民题材的小说。

故事这个词太大。譬如，我们有《故事会》那样的故事，有各类网络连载的故事，有韩剧，但这些未必是小说需要的故事。我觉得对小说来说重要的是某一种故事，或者说重要的是“故事性”。有时候一篇小说的语言风格甚至结构都类似散文，但你明白那不是散文，而是小说，因为它有故事性。小说的故事性并不一定是精彩起伏、充满悬念的情节，而是某种东西所具有的那种不甘于被遗忘、不肯在意识里暗淡熄灭、引发你回忆和想象的气质。这种故事性甚至不一定和故事有关。

我举契诃夫的《大学生》做个例子，这是个很短的短篇，写一个大学生在某个寒冬的傍晚回家路遇在菜园里烤火的母女俩，他停下来和她们一起烤火，在闲聊中给他们讲了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看起来愚笨呆滞的母女听到这故事流泪了……它没有讲述什么一般意义上的精彩故事，但这篇小说却是契诃夫最好的短篇之一。在极短小的篇幅之内，他用彼得的故事跨越了时间，写了一个永恒的主题：人性的脆弱和高尚。你难以忘怀它所描写的寒冬肃杀、凋零的氛围，它仿佛象征着人类充满绝望的困境；你难以忘记这篇小说里的三个人在菜地边烤火的那个场景，它是另一个象征，带有宗教的预示意义却又超越宗教。这些会一直留在你的记忆里，这就是故事性，真正高超的故事性。

希望人们能读我的小说

但永远不要注意我这个人

我写了十五年，刚开始很勇敢，会尝试很多题材和写法，但越写越怯惧、越敬畏，也形成了自己的喜好。会明白很多东西不是不好，而是不适合自己。关于自己的小说美学，我写过一篇小随笔《沉默的美学》。在短篇小说中，除去基本的文学技巧，也许最该掌握的技巧就是“节制”，是“适时沉默”，是“忍住不说”。短篇小说不追求意尽，它同时是显与藏的艺术。在短篇小说里没有写出来的东西不是不存在的，而很可能是作者有意藏起来的，这个空白或沉默之中是有丰富意蕴的。在说与不说之间、表达与掩饰之间、描述与暗示和隐喻之间，存在着那么一个点，作为短篇小说的作者，我们的绝大多数努力似乎就是寻找这个点，尽我们所能去接近它，从而使小说呈现出恰好的明暗度、匀称而又有血肉感的美。否则，小说就会面临粗鄙露骨或干瘪乏味的危险。

我当然希望我的小说有更多的人读，我不排斥畅销，但我也不强求。一些读者欣赏我的小说，我会很受鼓舞，这是被理解的那种感觉，而不是别的。我的小说一直比较冷门，我并不太为此困扰。我不会在写作时去考虑销量或争取更多读者，我不能为迎合某种口味改变我自己的标准。我只是个写小说的人，我只能尽量依照自己的标准把小说写好，我觉得这是对读者的尊重。

我不会写市场化的畅销书，也不会特意为电影或电视剧写小说。我当初辞去工作，就是要写我喜欢的小说。写小说对我来说是非常纯粹的个人嗜好，不会是换取什么东西、改善生活状况的手段。写符合市场趣味的畅销书或是适合影视用的东西，这可能会让我多挣点儿钱或者更有名些，但这对我来说都没多大意义。如果我想挣钱，我当初商学院毕业进投资银行好了，干嘛通过写作这个最远的途径呢？至于出名，不是我清高，我真的觉得有名会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这意味着生活不断被打扰。我希望人们能读我的小说，但永远不要注意我这个人。

这个时代能静下心阅读的人毕竟会越来越少，如果你不打算去迎合什么，作家这个职业会非常寂寞。所以，选择真正的写作要能甘于寂寞和冷遇，不被时代和人群裹挟而去。但作家如果不能冷眼旁观、独立于这时代，那他的作品里面又怎么可能有独立的精神呢？作家最大的精神支撑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管这时代充满哪些骚动与喧嚣，你觉得写作让你精神自由、欢愉，你需要它，那就够了。这样的话，还有什么好哀叹的？

我觉得能写作非常幸福，不只是幸运。写小说就像一场艰难而持久的恋爱，焦虑、失望、自我怀疑和快乐的眩晕、期待的美好并存。不同的是，你永远都在求之而不得的过程中，你永远不可能到达那篇“完美的小说”。所以，写小说的激情绝不会消退。保罗·策兰曾说过：“一个诗人若放弃写作，这世界就什么都没有……”同样，我觉得如果让我放弃写小说，那么这世界也什么都没有。我想我从25岁开始，就明白文学在我生命中是这样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