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校作家，干的是啥？

主持人

舒晋瑜（《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

观察者：

苏 童（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毕飞宇（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南京大学教授）

阿 来（四川省作协主席）

方 方（湖北省作协主席）

东 西（ 广西作协主席）

张 翎（旅加作家）

谢 冕（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吴思敬（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

孙 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背 景

在国外，驻校作家制是很多著名大学常见的文学与大学教育沟通互补的方式。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当驻校诗人时，美国有评论家说，“一个驻校诗人胜过多少个教授”。这种制度的成效颇为显著，活跃于美国当代文坛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许多都出自各大学的这种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在中国，近年来“驻校作家”在各地高校中日益增多，但是如何做得行之有效？能否对作家创作和当下文坛带来真正的影响？能否推动原有教育理念的变革、推动教育要素的结构性变化，使写作技能的培养成为一种习惯和机制，以此推动教育本身的变革？本期“非常观察”栏目特邀《中华读书报》舒晋瑜女士主持，由她邀请参与过驻校作家项目的作家和学者，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1 舒晋瑜：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听说有驻校作家一说？何时担任驻校作家？参与过驻校作家的设立吗？

苏 童：九十年代去美国访问，知道驻校作家这一说。我先后做过香港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驻校作家。我的驻校作家史可以追溯到考上北师大中文系、在校园里开始文学创作的1980年。那四年是文学的转型期，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我们的青春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文学时代。而这次以正式驻校作家身份回到学校，不论对我的创作或生活，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对于师大这片土地甚至记忆都是非常零碎、清晰，也是非常丰满的。甚至操场上夏天的气味和冬天的气味，操场的气味和水泥的气味我都有记忆。对于驻校作家，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其实我们都在探索之中，要看怎么样更适合，而不一定要效仿某一个经典、正规。

毕飞宇：我做过威尼斯大学、哥廷根大学、爱荷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东华大学的驻校作家。2006我去过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不是以驻校作家的身份去的，但和高校驻校作家设置一样。最关键的问题，和外面的作家，和高校师生接触比较多。我个人比较喜欢沙龙式的交往，不喜欢人多。我的原则，一是文学交流不要用麦克风，二是能看到对方眼神，人多就感觉像是传销。用不用麦克风，其实不是大事，我个人不喜欢罢了。文学有它的社会性，可也有它的私密性，我所感受到的文学性，是室内的，私密的，个人的，面对面的，它不是大众传播。文学一旦进入大众传播的模式我就不喜欢，这就是我不喜欢用麦克风的原因。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感受，都不值得其他人去反驳。

阿 来：很多时候到大学讲课，偶尔开研讨会，意不在研讨，多侧重新书的宣传，点到为止，没有真正深入讨论过什么。我和陈晓明参加了2015年华中科技大学的“春季讲学”，和当地作家、学者参与“2015喻家山中国当代文学春季论坛”对话讨论，面向大学生读者、市民开展公共讲座。他们有长期的规划，更多地是针对作家所有的作品，包括创作历程，公开对谈之后每次都会出书。活动和大学的科研活动联系在一起，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方 方：我曾帮助华中科技大学拿出一个讲学方案，学院为此成立了“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春秋讲学是中心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讲学过后，会将讲学内容以及后续研究文章编辑成书。我经常参加省内外的文学活动。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武汉的文学活动参与者水平比较高。其中最重要原因在于武汉市有120多万大学生，是同城在校大学生人数的世界之最。很自然，湖北有文学专业的大学也就非常多。由此，做专业文学评论的老师们也多。在这里讲学，有着最优质的资源，会场氛围会很好。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对于讲学的作家和评论家来说，专业人士多，交流自然会有很多碰撞，甚至因观点不同，引起台上台下争执，无论讲者还是听者都因这样的碰撞而兴奋。讲学活动从2012年春天开始，已经办了11季。其中一季讲学作家是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

东 西：我认为驻校作家是作家最好的归宿。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阅读福克纳的传记时就知道了驻校作家这一说。西方的一些作家喜欢呆在大学里，他们一边上课一边写作。我是2005年调入广西民族大学的，工作方式就是驻校作家的方式，带几个研究生，上一些写作课，其它时间用于写作或者举办文学活动。

张 翎：我最早是在张爱玲的生平介绍里听说了“驻校作家”这个词，那应该是在二三十年前了。当时对这个系统并不了解，隐隐觉得这是一项给作家提供生活基地、支持作家完成某些写作项目的措施。

陈晓明：驻校作家怎么定义？严格说，不是工作关系归属这个大学，作家也不是以讲授文学课程为义务，大学提供经费支持和空间，让作家自由写作，大学不给作家提出创作成果的要求。欧美很多著名大学都有驻校作家制度，大多基金会支持作家写作。聂华苓在爱荷华大学主持“国际写作计划”，也和驻校作家大致一样，大学有学术交流的氛围，对作家也没有要求，中国很多著名作家都参加了“国际写作计划”。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2010年成立后，成功举办四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评奖活动，举办二十余场诗创研讨会，并开创设立北京大学“驻校诗人”，邀请了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叶维廉、台湾诗人余光中等到校开展讲座，让校园内的诗歌爱好者得以和大师进行深入沟通。

吴思敬：进入新世纪以后，各地涌现出很多优秀的青年诗人，如何采取一种形式为青年诗人提供有利的创作环境，首都师范大学与《诗刊》社共同酝酿了这种驻校诗人的制度。当初酝酿驻校诗人制度，是从《诗刊》“华文青年诗歌奖”的获奖诗人中遴选，基本都是优秀的青年诗人。之所以不选择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原因是我们觉得不必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设立任何奖项和制度，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面向更多的年轻诗人。

孙 郁：中国人民大学有较好的作家任教的传统。前身延安鲁艺就集结了许多知名作家，丁玲、艾青、孙犁、何其芳等人给文学教育带来了许多有趣的经验。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院多名老师有文学创作背景，像王家新、王以培都有不错的实绩。2009年后随着阎连科、刘震云、张悦然、梁鸿等人的到来，人民大学重新恢复了过去的传统。建立作家驻校制度，其实是为了丰富学校的文学教育，给日趋单一化的教学体系带来一种鲜活的气息。

王家新：驻校诗人的选择应该体现一种比较高的、严肃的文学标准，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要能被认可。我们选择的驻校诗人，比如多多，是一个对中国诗歌做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诗人，蓝蓝也很优秀，且具有很大的创作发展潜力，并且善于和学生交流，她的讲学很受学生欢迎。在大众文化的时代，诗歌是边缘化的，不为时代所注意，我们请这些优秀诗人来做驻校诗人，即体现了我们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对文学价值和标准的坚持。当下的文坛已成为一个炒作的市场，那些流行性、时尚性、通俗性的作家，再有名我们也不会请。在这样的标准下，德国诗人、学者顾彬是第三位人民大学驻校诗人。

张清华：驻校作家只是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职能之一。中心自2012年的秋冬筹划，到2013年5月13日成立时，已设置了比较系统的章程，并仿照国际通例为国际写作中心设计了四大功能：一是文学交流，北师大成立写作中心的目的，是提供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高端交流的平台，借助莫言的感召力，邀请世界优秀的作家和中国作家进行创作方面的交流，当然也包括学者之间、出版界之间的交流，推动中国文学更多更快地走出去；二是文学创作，定期邀请国内重要作家或诗人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驻校作家”来中心开展写作、研究、讲学与交流工作，聚拢浓厚的文学氛围，和学生广泛接触，给青年作家的成长提供助推；三是文学教育；四是文学研究。即加强北师大作家群的研究，推出“北师大师群”作家专论、北师大诗群等四套书系。其中，大学的文学教育引起较大的争论。关于大学是否应该培养作家，一直有很多说法。原来很多著名高校有不成文的规则，认为大学不培养作家。但文学教育缺失，是多年以来严重的通病。五四时期很多学者就是作家，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宗白华……他们既是学者同时也是作家诗人，钱锺书不在大学任教，却是科研人员，同时也是作家；古代更不用说，古代的“诗教”即是“文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成功的，每位读书人提笔即能写诗作文，而现在的大学教育则完全“知识化”，使得专业的技能被搁置，受教育者知道一堆文学知识，却不会写作，这是最大的缺陷。

2 舒晋瑜：对于驻校作家，校方和作家应该也是一种双向选择。您的标准是什么？

谢 冕：北京大学的“驻校诗人”强调的是资深，为期一月，其间举行三场讲座。自2010年起，我们先后邀请到叶维廉、余光中到北大担任驻校诗人，大学生能得到诗歌的营养和熏陶，大学氛围对诗人创作也有帮助，这是双赢的举措。

阿 来：国外有一些驻校作家活动，如果时间成本太高，我一般不太想去；也要是看他们的活动主题。有一些在设计问题时就有很大误读了，去了效果反而不好。如果是非常政治化的议题，隔文学太远，我也会保持严谨。比较好的还是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他们成立的时间比较久，主要时间都用于写作，去写作班讲一两次课，和写作中心的人进行一两次对话，偶尔会有外校文学专业的人来邀请你参加他们的活动，也会组织你去美国感兴趣的地方走一走。

毕飞宇：这个选择的标准很简单，我会选择有文学院或中文系的大学，如果是海外，中文系就更重要了。这个主要是我外语不好，如果学生会汉语，我就简单了。

东 西：首先是时间要有保障，这几乎是我惟一的选择标准。有了时间，作家就可以安心创作，就有可能写出好作品。

陈晓明：北大驻校诗人的标准定得比较高，必须是国际国内声誉较高的诗人。

孙 郁：中国人民大学驻校作家所选择的标准是国内一流的有影响的作家。这样可以带动学术研究与创作的对话，使淡出人们视野的写作成为新的可能。由于驻校作家的影响力，也吸引了许多作家来学校交流。比如诺贝尔奖获奖者略萨和索因卡，茅盾文学奖获奖者陈忠实、贾平凹、格非等，他们的到来给文艺学、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诸多新话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驻校作家还有一种是阶段性的。比如驻校诗人多多、蓝蓝、陈黎（台湾）等。他们都短时间在学校参加各类活动，如举行诗歌朗诵和诗歌研究等。这给驻校作家体制带来了灵活性和便捷性。

3 舒晋瑜：在具体参与过程中，您做了哪些事情？有何争议？会如何看待这一身份？ 在担任驻校作家的过程中，有何印象深刻的事情吗？一般会要求驻校作家完成哪些工作？

毕飞宇：从理论上说，每个大学都希望一个作家能在他的大学里写出好作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我没有在外面写作的习惯，我情愿把别人写小说的时间都用在喝咖啡上。我要玩的，到处游荡，瞎混。我喜欢这个状态。驻校作家是一种身份么？也许不是。实际上，海外的大学选择住校作家，也许不全是考虑身份，还有资助，尤其是经济资助。作家有一个创作选题，由大学给你生活费，这个对海外作家很重要。在海外，作家可不是一种职业，很艰难的。

苏 童：在岭南大学与新加坡，有每周一次的课程。关于文学创作的系列课程。去异地小住体验，与青年人充分交流，是其最大好处。

方 方：据华中科技大学的驻校作家们反映，该校的活动是最多的，开始都“叫苦连天”。两周内的规定动作：一是必须给本科生讲一次课；必须在学校人文基地作一次演讲；必须参与一次作家自己的作品朗读会及无主题对话，这个活动是湖北省作协“我们爱”读书会主持的。最重要的活动则是两周中的一个周日全天的“喻家山论坛”。这个论坛面向全省的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有外省评论家参与。除此外，还有两项“自选动作”，一是到省图书馆去做一场演讲，二是与专业老师和在校博士和硕士做一次对话。这些都在讲学前即与讲学嘉宾事先沟通，不愿意去则不强求，但大多作家和评论家也都接受了这些活动。

东 西：这一身份远不比其他身份有优势。但真正热爱写作的人，一定会喜欢这一身份。因为，他可以安静地写作，又可以把写作知识传授给更年轻的写作者。一个作家的欣喜除了自己能写出作品之外，那就是看到自己的弟子们茁壮成长。我在学校除了写作，还带研究生，还上写作课，之外还做一些文学活动，比如大学生作文大赛，比如名家名刊走进大学讲座等等。有的活动不是学校的要求，但我还是主动去做。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大学里组织了十四届全省大学生作文大赛。一些获奖者现在已经是作家了。

张 翎：我自己并没有太丰富的经验，只在温州大学和台湾的东华大学以及英国的东安吉利（East Anglia） 大学做过短期的驻校作家。邀请我驻校的这三所大学，在具体要求上，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东安吉利大学希望我以有译作的作家的身份，和文学翻译课程的学生们沟通交流如何应对文化、社会理念以及文字表达上的差异所造成的翻译障碍。而温州大学则希望我能和人文学院、尤其是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作一些文学和专业写作方面的沟通，并参与策划了温大的首届文学周。而东华大学的驻校计划是和洪建全基金会联合创办的，是台湾铜钟经典作家系列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台湾驻校期间，做了五六场阅读和文学创作方面的讲座，有些是针对大学生的，有些是针对普通读者的。由于在台湾的驻校时间略微长一些，我有机会在那里完成了《流年物语》一书的最后修改。

陈晓明：2015年，我和阿来在华中科技大学有过两周的驻校作家经历，主办方每次请一个作家和一个批评家参加，王安忆、格非、刘震云等都参加过。两周之内，我和阿来各自做过四五场讲座，我还和教师有过对话。每次演讲，听众非常踊跃，坐得满满当当。刘震云、苏童他们演讲更应该爆棚。最后两个人的对话和讲座出了一本书。那段时间，我每天和阿来在校园里散步，听他谈过去的故事，对我个人来说非常受益，对作家的了解更透彻更全面，另外对华中科技大学也有更全面的了解，感受到不同的学风，学生们对文学的热情。

孙 郁：人大文学院的作家一部分不以上课为主，一部分和普通老师一样参加各类考评。这两种方式给作家提供了不同的工作空间，使他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在此愉快地工作。我们对于阎连科、刘震云没有规定动作，也没有什么具体要求。主要是因他们的存在而使学生感受到创造性写作的价值。他们会有一些讲座，和学生有一些互动。近来他们招收了创造性写作专业的研究生，像阎连科老师等还兼一点课程。他们还带领学生参加各类实践活动，比如到国外名校访学，和域外翻译家、作家对话等。前不久还与台湾作家群进行了有趣的对话活动。人大的课程设计不同，分两个部分，一是请专业作家授课，集中讨论一些写作的问题。另一部分是讲授文史哲课程，带有学术的因素。这些课程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扩大视野，使学生在多维空间里建立理解世界的理念。

张清华：我们再也不能大言不惭地说：大学不培养作家——作家当然不是培养出来的。科学家能培养吗？任何杰出人才能定制吗？大学是为杰出人才的成长提供教育的条件，任何法学家、教育家都不是大学定制培养的，哪个大学也不可以说培养什么家。但文学教育是必须的，我们要重新恢复文学的本体性理念，在知识化的同时也要保有作为技能的品质。这关乎大学教育理念的变革和整个中文学科教育理念的变革。这是结构性的调整。我们愿意推动这样的变革。

4 舒晋瑜：您如何看待这一制度对高校的意义？

苏 童：这对于学校方面一定是有好处的，因为每个作家的声音都有别于其他教授。

阿 来：古代文学只能从文本到文本，但是当代文学除文本外可以直接面对创作。现在很多学科建设自觉和创作隔离了，从文本到文本的游戏，难免和作家的想法南辕北辙。面对面的沟通，对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对当代文学的健康成长有好处。

毕飞宇：老实说，在中国，因为我们体制的特殊性，作家的生计问题大多是由作协解决的，如果作协的功能降低了，作家的住校制度就会很有意义。可是我还是认为，有理想、有情怀的大学能够建立起有效的作家住校计划，是好事。这个制度不一定就是把作家包养起来，而是阶段式的，雪中送炭式的。反过来，如果大学不这么做，也没有任何谴责的理由。

方 方：驻校作家的到来，在大学里掀起的热潮令人欣喜而振奋。作家来的第一天，就要给本科生讲课。十点钟的课，有时候学生八点去教室，都只能坐在地上，还有专程从外地大学赶来听课的人。而晚上的演讲，学生们从中午就开始排队，校园里排着长长的队伍，长时间的等待，只是为了晚上听一个作家的演讲。驻校作家的讲学，从一开始就不少人参加，现在人越来越多。演讲时，会场永远嫌小，周边大学的学生们都会赶来听讲。所以，学生们很早就会去排队，真可谓盛况呀！而相对专业层次高的论坛，我们只选择小型会场，最多容三百人。所以对于踊跃的学生和文学爱好者来说，只能采用网上报名制。很多人都进不来。看到这样的状况，自己一则是高兴，同时也很难过。高兴的是还是有这么多的文学热爱者，难过的是，会场太小，他们也没办法。有人建议说，不妨找一个大会场，但会场太大，现场台上台下相互争执的氛围就会没有了。在图书馆的演讲，也大多是挤满了人，台阶上坐的都是人。一句空话都不用说，你就会感觉到这件事的意义。学生们非常希望见到作家本人和亲耳听到作家的声音，还不仅仅只是出于热爱文学。他们还想知道得更多，想知道作家是怎样理解这个世界的。想了解作家看问题的方式，想探究作家思考人生的角度。同时，他们还想知道这世上更多的事情，以让自己更好地去认识和理解世界，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诸如此类。

东 西：如果把写作比喻为做木工，那作家就是木匠。过去是研究木工的人在讲怎么做木工，现在是木匠亲自讲如何做木工。木匠讲的是直接经验，学生们更容易听得懂。好的作家在学生中就是一个写作榜样，而榜样是可以模仿的。所以驻校作家制度学生是直接受益者。学生受益，高校就受益。另外，作家呆在大学里相对要安静一些，这种安静有利于作家出作品。作家授课时会不断地充实和更新知识，这使作家的思维不至于那么快板结。而在与学生的交往中，也能让作家保持初心。如果有思想的激荡，那是这一制度最大的收获。

张 翎：对高校来说，作家的参与对增强学校的整体人文气息，引导学生产生经典阅读和文字创意的兴趣，鼓励学生开发专业知识之外的广博文化情趣，都是极为有利的。这些学生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成为阅读者、书写者和知识传授者的主体，他们的知识面和人文情怀，对引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来说，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而对作家本人来说，进入高校是接近生活的一大渠道。高校里聚集了一批思想极为活跃、表达方式更为多元的群体，与这个群体产生碰撞，有助于作家将原有的知识系统化，并产生新的灵感。

陈晓明：驻校作家给大学教育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我们不断地请作家来演讲。大学能感受到作家的思想和情怀。这是非常需要的。前些年我组织过十几期“中国作家北大行”活动，邀请王蒙、莫言、刘震云、蒋子龙等在北大英杰中心报告厅做演讲，学生也非常踊跃。后因经费原因停了。作家来到大学校园，也可以感受到大学氛围，学生也感受到作家的话语思考方式。很多大学重理轻文——哪怕今天重视理工科的作用，也应强调人文素养——爱因斯坦还会拉小提琴呢！中国老一代的科学家也有非常好的文学修养。

吴思敬：一方面，驻校诗人给学校带来当下诗坛鲜活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北京特殊的文化氛围，对驻校诗人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首师大给驻校诗人提供住房，使诗人保持独立的写作空间，不干涉其创作自由，但没有报酬。

孙 郁：文学院的作家的存在，使学科的结构出现变化。许多学生有机会亲近国内外一流的作家。文学院后来引进的作家张悦然、梁鸿等很有人气，她们的课很受欢迎，许多学生因之而喜欢上了写作。至于创造性写作的课程，目前人大尚没有形成系统化的课程体系，如何培养写作习惯的养成和提升诗意的表达，还有许多探索的空间。另外，大学的评价体系不利于创造性写作课的发展，作家的成果不被教育部的考核所承认。做好这项工作非有超功利的意识不可。这项工作看似没有实际价值，但却有根本的意义。缺乏感性体验和诗心的中文专业学生，是不合格的学生。同样，大学里缺乏有写作实践经验的老师，那样的教学生态是不完整的。

王家新：驻校诗人的到来，不仅给校园带来一种诗歌的氛围，还有助于学生走近诗歌、理解诗歌，在多多诗歌读诗会上，很多学生的发言和作业就很出色，他们对诗的敏感性被唤醒了。古今中外，文学都是以诗为核心的，但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号称是学文学，其实离文学越来越远，学到的是一些空洞的文学知识和理论，大学毕业后还不知诗为何物。在这种情形下，驻校诗人会对改变大学的文学教育产生一些作用。多多驻校诗人朗诵会上就曾有两三百名学生和社会上的诗歌爱好者参加，气氛庄重而热烈，一些学生很激动地说，他们第一次在这里感受到诗歌的魅力和诗歌的尊严。

张清华：驻校作家制度在北师大有很多优势。一是学校的人文传统比较深远。从鲁迅先生到钟敬文、钱玄同、黄药眠、郑敏、童庆炳……北师大人文氛围十分浓厚；二是培养了很多作家，当代作家中从北师大走出去的可谓占据了半壁江山，莫言、余华、苏童……这批作家不仅在中国文坛有很高地位，在国外也享有盛誉；三是有同行同仁的支持。他们选择驻校作家的标准，既具有思想高度，又具有艺术品质，是国内公认的一流作家。驻校作家进驻北师大后，要开展一些演讲、讲课以及对话。自名作家进驻校园，我最深切的感受是，北师大的学生们创作热情比过去高得多，每天下课都有同学塞给我新写的作品请教。与此同时，北师大在国内外中文学科的影响力美誉度不断攀升，学生受教育的环境也有了结构性的改善，大学整个场域发生了变化。

5 舒晋瑜：您认为驻校作家制度会给在校学生以及大学教育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于作家本人来说有何意义？

阿 来：小说的创作内容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我自己也在思考一些问题，通过深入的讨论，提升档次，改弦更张不可能，只是深化一点对问题的认识。西方有的学校长期有驻校作家。所以有人说外国不养作家也不对，只是养的方式不同而已。

方 方：华中科技大学邀请驻校作家有自己的优势，即“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是华科大与湖北作协联合成立，中心主要领导，既有学校老师，也有作协的工作人员。双方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校内专业活动，以学校师生为主体；校外社会活动，以省作协为主体；每次活动，除了学生受惠，同时还有湖北省内的市州基层作者。每一季的讲学，基层作家都是抢着报名。为了控制人数，只能让他们轮流参与。五六年做下来，双方合作得特别默契，彼此相处得也非常好。作家们之所以愿意来武汉、来华中科技大学这个文科并非强项的学校，除了他们对我本人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心的口碑很好。中心的老师们既专业，又相当认真。但凡来后的作家都会有一份感动，因为他面对的是读了他很多作品的人。他出现的地方，都挤满了学生或是读者。在作家来之前，我们就号召大家读作家的作品。当作家与听众互动时，他会发现，大多数人都读过他的作品。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作家心动的了。

张清华：作家到大学里，最根本的是推动文学教育的深化和普及。文学教育的核心理念不只是知识教育，还要培养人文主义的情怀，写作是不可或缺的能力。文学教育在古代就是人文教育的基本形式，孔夫子的教材就是《诗经》，而《诗经》就是百科全书，孔子分析的“兴观群怨”是非常综合的目标功能，让学生有意兴的抒发，还能够表情达意。从文学的专业教育生长出人格教育，古代人文主义精神都包含其中了。

6 舒晋瑜：对于驻校作家如何才能不流于形式、进一步完善，可否提些建议？

苏 童：不是特别清楚。

方 方：目前大学和作家协会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作家们既有学校的专业层面的研讨（喻家山论坛），又面向社会，做一些普及性的公益活动（图书馆演讲），还有与文学爱好者的互动（作品朗读会及无主题对话），内容很丰富。各层次活动都有，更多的普通读者都能听到他们的想法。持续组织驻校作家的讲学活动，也有一些阻碍。像中心这样的项目，如果想要做得长久，仅靠老师和作协员工们的理想和情怀这一类空洞口号支撑，是不可能的。而让大家长期打义工，自己作为中心领导，仅从心理上就承受不下去，所以，今年秋季的讲学中止一期。一则让大家休息一下，二来，也是等待明年政策是否能稍好一点。当然，如果现状仍然像现在这样，或许就永远停下去了。繁荣发展文化需要相应的政策和规定扶持，否则障碍重重，人人都会没有动力。一旦没有了做事的热情和动力，效果就会越做越差。停止便是唯一的办法。

东 西：最重要的是驻校作家要给学生讲课，否则作家进大学和作家在作协做专业作家没有区别。不讲课的驻校作家都不是真正意义的驻校作家。我的建议是驻校作家一定要抽出时间来传授写作知识。

张 翎：据我所知，国外一些高校的驻校作家制度仅仅是为一些他们认为有才华、而经济上需要帮助的作家提供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帮助他们完成手头的创作计划而创立的。张爱玲和她的第二位丈夫赖雅，就得到过这样的资助。驻校作家制度现在已经被很多高校采纳，相信将来会更加普及。高校可以考虑给驻校作家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不一定把他们纳入固定的教学计划之中，而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在高校的环境里从事写作。用“成本回收”这样的短视思维模式，是很难衡量驻校作家带给高校的具体收益的。一个作家在版权页上写下的“本作品是在××大学驻校期间完成”的字眼，从长远来说，带给这所高校的，也许是更为深远的回报。与张爱玲生平密不可分的那几家美国高校的名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陈晓明：从我个人来说，作家驻校制度首先要摆脱功利思想。有些大学比较功利，认为没有必要平白无故请作家来创作，有那些经费还不如支持老师们科研。如果大学有人文情怀，有责任支持好的作家写作，这是大学对社会、对人类应当承担的责任。其次要有人力物力承担这件事情，尤其是要有领导支持。比如北师大设置驻校诗人制度，从上到下各方面共识比较鲜明。主要是也请到了莫言主持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比较有号召力。国内驻校作家制度的设立，大大加强了作家、高校和文学的密切关系。驻校制度是大学人文情怀的一种体现，能够从中看到对人类文化的支持和热爱。提升到这样的层面，驻校制度才会更加健全。如果大学有这种情怀和气质，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学生就不会功利地去做一些事情。国外的驻校制度有持续性，计划非常规范，我们做事有一些虎头蛇尾。

王家新：驻校诗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它能够促进大学教育与诗歌的结合，诗人在高校可以获得更全面的知识，改进自己的思维方式，同时大学也可以与当下的创作者沟通，为研究者与创作者的全面交流提供机会。驻校制度会给诗人创作带来深远影响，身份的转换有助于诗人收起局域的棱角，充分吸收诗学营养。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毕竟真正特别优秀的诗人终归很少，也很难请到，比如我们想邀请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这是继米沃什之后最优秀的具有世界影响的诗人，却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不但需要机制、资金的到位，也要时间上以及精力的大量支出。目前中国的“驻校诗人”还处在“游离”状态，一个是学术机制，二是对诗歌的重视程度不够，总之，需要和文学教育结合起来，重要的是把驻校诗人制度坚持下去，并把它有机地纳入到国内的文学教育机制之中。

张清华：关键是学校要有完备的机制和配套的条件，为驻校作家提供好的创作环境和与学生互动的条件，而且要有合理细致的安排。驻校作家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走形式，更不是让驻校作家为高校脸上贴金，而是要推动原有教育理念的变革、推动教育要素的结构性变化，使写作技能的培养成为一种习惯和机制，以此推动教育本身的变革。希望驻校作家的到来，能够使中文学科的学生在教育和成长过程中意识到，阅读研究和写作是同步的；希望他们从中文系毕业后，不仅拥有知识，还应该能够拿起笔来，写出像样的文字。

（选自《江南》2018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