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悬疑小说家尤·奈斯博：我如何改写莎翁经典《麦克白》

【编者按】


2016年，为了纪念莎翁逝世400周年，企鹅兰登集团旗下著名文学出版社英国霍加斯出版社联手全球知名小说家，开启了改写莎士比亚经典剧作的计划，“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首批包括7部作品，由英国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改写自莎翁晚年作品《冬天的故事》的《时间之间》，英国犹太裔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改写自《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是我的名字》，美国作家安·泰勒改写自《驯悍记》的《凯特的选择》，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改写自《暴风雨》的《女巫的子孙》等。


近日，该系列中改写自《麦克白》的小说《黑城》推出了中文版，该小说由挪威悬疑小说家、有“北欧罪案天王”之称的尤·奈斯博改写，本文是奈斯博关于《黑城》的创作手记，澎湃新闻经小说中文版出版方“未读”授权发布。

北欧悬疑小说家尤·奈斯博：我如何改写莎翁经典《麦克白》

《黑城：现代版麦克白》，[挪]尤·奈斯博著，沈希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9月


我九岁那年，由理查德·伯顿、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血染雪山堡》（Where Eagles Dare）在我生长的小城莫尔德上映。那部电影被定为15级，所以我和弟弟克努特只好待在家里，眼巴巴地瞅着哥哥佩尔去看大片。回家后，他把我们叫进他的房间，关上门，把灯光调暗，然后把电影从头到尾向我们复述了一遍。影片是关于一名被纳粹俘虏的盟军将领，他是事关诺曼底登陆成功与否的关键角色，所以必须被营救。影片展现了髙居险山的城堡，惊心动魄的营救计划，还有史密斯少校铲除内奸的斗争。佩尔还描述了伊斯特伍德抽烟的模样和他在缆车顶上与敌人的打斗，以及其他全部一百五十六分钟的内容。当我离开房间时，我知道刚才在我脑海中放映的电影比我之前看过的任何一部“人猿泰山”电影都引人入胜。


影片的成功当然要归功于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原著小说和电影剧本都是他创作的。导演布莱恩·赫顿和演员们的表演也是电影成功的原因之一。还有我哥哥，他一直是讲故事的高手。不过当时我没想到的是，这里其实也有我一份功劳。作为作家，同时也是读者的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作家的故事只有在和读者、听众和观众相遇时，才算真正有了生命。读到和听到的文字只能带你到达有限的情境，它给予你必要的联想空间，但你必须依靠自己导演完电影剩余的部分。故事正是在读者无意识地将文本戏剧化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文本在每一位读者眼里都是新的故事，也都略有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故事——不管作者是否天赋异禀——都永远比不上被读者的经历、想象、创造力和欲望所二次创作的版本，更不必说他们还有耐心进行阐释了。我们不妨接受“被误解的作家”这个标签，因为它只有在读者认为自己终于理解某位作家时才被严肃地使用，并且有力地阐明了我的观点：这位新读者借助相同的原材料，导演了一出和此前版本都截然不同且更为优秀的大戏。事实上，即便是本质中庸的作家，其作品现在读起来也可能比在他自身所处的时代读起来更优秀，因为时代更迭、知识更新或是文化好奇心，都可能使一部作品从此前的垃圾堆里被重新发掘出来。所以不客气地说，读者比作家更优秀。保罗·麦卡特尼曾提到他灵感迸发时的一句歌词：“她穿进浴室的窗户，那窗被一只银勺守护”。他觉得这句词既酷又有神秘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读者的我就不能用这句话和相关情境创造出一个比麦卡特尼脑海里更好的故事（或者他根本没想出什么故事）。读者是他自己的作者，这并不是说作家没有好坏之分。最好的导演也需要好的编剧。

北欧悬疑小说家尤·奈斯博：我如何改写莎翁经典《麦克白》

尤·奈斯博（Jo Nesbø）


许多作家，包括我在内，都喜欢幻想我们写的书能够赋予我们不朽的生命。但书架上摆放那些印出的故事毫无生命，不管它们有多精彩。唯一存活的是同一个故事在读者记忆里留存的不同版本，或是当他们从书架上取下书、开始阅读时所产生的那个版本。


于是不难理解，那些毫无生命、已被遗忘的故事间接获得了更长久——尽管是一种隐秘的——生命，就像产卵一样，一代又一代，繁衍出新的故事。之后，这些生机勃勃的故事汇聚成谱系。讲到这里，我们便从伊斯特伍德和我哥哥，聊到了莎士比亚。


当我受邀改写莎翁戏剧时，我提出了一个条件：让我来写《麦克白》。和大多数挪威人一样，我对易卜生的感情远超莎士比亚，但我小时候看过《麦克白》，也看过罗曼·波兰斯基拍的电影，它促使我阅读了这部戏剧的挪威语译本。后来我看到布莱恩·德·帕尔玛的《疤面煞星》（Scarface），其灵感来源如此明显，连我都能看出来，而且我意识到《麦克白》身后有包括流浪乐手在内的各种翻版。就像一个乐手既能纯粹翻唱流行经典，也能对其稍加改编一样，作家既受惠于前人，也得益于当代。文学学者喜欢主张书籍之间存在对话，但他们的视野如此狭窄的原因也许在于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书。只要举目四望，我们便能发现所有类型的故事都与彼此产生交流：书籍、电影、戏剧作品、歌词、单口相声、视觉艺术、新闻报道、历史、政治辞令，以及非虚构作品。


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存在的意义是去完成只有小说才能完成的任务。这话说得不错，但我恐怕难以赞同。举例来说，我看不出科马克·麦卡锡创作的小说《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和科恩兄弟翻拍的同名电影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抛开这点不论，小说和电影效果都非常好。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代人是大量消费故事的一代人，对此我们太习以为常，成天被故事填鸭，所以我们对任何形式上的创新都来者不拒。于是，当一部电影被拍得像是一本书，或是一本书被写得像一部电影时，我们都能消化和接受。也许我们会问，这是为什么？如果新的形式不提供新的内容，这种新形式岂不多余吗？这似乎是明摆的道理。


然而，无论是《老无所依》的电影版还是小说，都没有让人觉得多余。就像好书读第二遍时，你也很少觉得多余。同样，听乔·科克翻唱的《来自我朋友的一点帮助》（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和瑞安·亚当斯版的《迷墙》（Wonderwall）也不感觉多余 。究其原因，也许是故事在重复中得到了更新，它们不仅和读者相遇，还与一个讲述故事的新的声音产生了碰撞。


于是，你发现手中有了这本《麦克白》的改写版，而此时的你已经同意创作一本基于这部世界级经典戏剧的小说版本了。你需要的不过是新的创作手法，个性化的解读，以及对读者会自行完成剩余部分的信心。这能有多难？我不知道，但“这能有多难”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我从小就有眼高手低的毛病，这导致我有时小有成就，有时一败涂地。鉴于忘记失败要比忘记成功快得多，我的座右铭和这种幼稚的想法至今未变。好吧，就这样。我决定采用小说的框架，看它将我引向何方。我不想陷入对莎翁角色的经典解读之中，而是想追随自己的直觉——是什么在驱使他们？他们深层或相对浅显的动机可能是什么？我想抛开所有莎翁的诗行和脍炙人口的台词，将时间、地点和语境从十一世纪的苏格兰换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座腐败的黑城，这里陷入了一片犯罪、工业污染、冷战思维和毒瘾的泥潭，还有围绕警察局局长一职的权力斗争。三女巫熬制毒药的情节代表了莎翁剧中的超自然元素（各路专家在解读女巫的隐喻和她们与女神赫卡忒之间的关系时可谓千差万别），但她们在我的小说里是非常现实的存在：她们是制毒的药剂师，为城里的大毒枭、幕后黑手赫卡忒服务。


在我的小说里，麦克白夫人曾做过妓女和老鸨，她的人生目标是成为一个万众敬仰或至少受人尊敬的女人。于是她开了一家赌场，城中的政客名流经常到此光顾，让她有了结识权贵的机会。她的情人麦克白比她年轻许多，是打击贩毒集团的特警队队长。他们拥有炽烈的爱情，可惜是一对错配的情侣。麦克白是警局英雄，支持新任局长邓肯打击腐败，而夫人则更加实际，她在乎的不过是一些政治上的影响力。可后来，麦克白以及夫人意识到自己可以取代邓肯成为警察局局长，只要他们肯对邓肯下毒手。


忠诚与操守。对你爱的人忠诚，却因此难以对你效忠的社会忠诚。个人的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望使你难以维护正直、道德和公众利益。以及，情感如何占据主导，替我们做决定，并在事后为这些决定寻找借口。对权力的饥渴造就了一位君主，但同样是这种毒药——女巫的“精酿”——驱使他们的内心愈发阴暗和耻辱。大概这一类吧。我可以动笔了。


我冲我的兄弟们喊道，他们可以进来了。我关上门，调暗灯光，开始讲故事。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莎士比亚或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脑中的情节，但在这一刻，这是属于我的故事，一切由我作主。此刻，我能想象自己正像莎士比亚那样尝试塑造麦克白的形象。当他们走出房门、灯光再次亮起时，我自然会清醒过来。我会谦卑地向这位大师致敬，放开我的幻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作家要花如此多的时间写作，为了使自己坐在那间屋子里，沉浸在传奇中，想象这里便是他们的归属。有一份童年记忆总是挥之不去。我在回家路上，终于达到年龄限制、观赏了整部《血染雪山堡》。我发现，尽管伯顿、伊斯特伍德和这部传奇制作很精彩，却不如我哥哥的口述引人入胜。因为当年的我让它变得更精彩了。同样，我也希望我的读者朋友能将《麦克白》打造成世上最好的版本——一段并不完全多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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