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读过《活着》，但并不知《活着》创造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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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余华的名字取自于母亲和父亲的姓余和华，低调的如同他本人。


　　父亲一辈子只念过六年书，三年是小学，另外三年是大学，中间的课程都是他在部队当卫生员时自学的。


　　父亲在余华1岁的时候，离开杭州到一个叫海盐的县城，从而实现了他最大的愿望，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父亲迫不及待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哥哥华旭和余华来到了海盐，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


　　“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从此，余华在这个江南小城开始了漫长的童年生活。


　　每当余华犯了错，并根据自我判断有可能招致父母的责骂和惩罚时，他通常的首选方式便是逃跑。


　　跑到一个自认为安全而隐秘的地方，然后等待父母焦急的寻找和反省，使自己获得逃脱的可能。


　　父亲来找他的时候，他会发出哭声，哭声是故意给父亲一个信号弹。要不找不到他，就没得台阶下了。


　　有时候躺在稻田里一直躺到睡着，有时候父亲也不来找，因为他在动手术，所以只好自己灰溜溜地回家了。


　　父亲经常在余华睡着以后才回家，醒来之前又被叫走了。在余华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几乎每个晚上，他都会在睡梦里听到楼下有人喊叫：“华医生，华医生……有急诊。”


　　02


　　1967年，余华在海盐县向阳小学上学，同时对医院环境越来越熟悉，人们都觉得医院里气味难闻，余华却很喜欢闻酒精和弗尔马林的气味。


　　余华和哥哥去医院找父亲的时候，推门进去，父亲正动手术，然后父亲看到他们说‘滚出去！’


　　余华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医院的职工宿舍，他家对面就是太平间。


　　差不多隔几个晚上余华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各种不同的哭声，男女老少都听了不少。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听到两三次。


　　他常常在睡梦里被吵醒；有时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亲属在太平间门口嚎啕大哭的情景。


　　小余华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门口，看着他们一边哭一边互相安慰。


　　家里没有卫生间，只能去医院上卫生间。每次上厕所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太平间，太平间没有门，男女厕所也没有门。一旦装上木门，就被人半夜里扛走，回去做家具了。


　　余华还常常跑去太平间睡午觉，一觉醒来，异常凉爽。后来他读到海涅一句诗：死亡是凉爽的夜晚。惊觉酷像自个在太平间睡午觉的感受。


　　那时候，余华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


　　童年余华早已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习以为常。


　　父亲给童年余华最突出的印象，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文革开始之后，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脾肿大病人，医院在手术室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了一座很大的草棚，作为临时病房，有时也会用它来召开一些单位内部的批斗会。


　　这座大草棚让余华兄弟俩充满了好奇，他们常常在棚里棚外钻进钻出。


　　有一次，不知是谁突然来了灵感，兄弟俩决定来一场消防演习的游戏：哥哥华旭负责点火，余华则负责用小便充当消防龙头，及时将火扑灭。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小便不可能成为源源不断冲出水来的消防龙头。结果哥哥点燃了一堆枯草，而余华的小便无论如何也灭不了它，反而火借风势，眨眼间就烧到了草棚。


　　兄弟俩一看势头不对，立即“三十六计，走为上”，溜得不见踪影。


　　这次“纵火”事件的后果是，兄弟俩被母亲当即送到一个同事家里，关了整整一个月，并且在回家的那天，各自的屁股又被父亲狠狠地揍得像天上的七色彩虹。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公安局调查的结束，兄弟俩的照片还像模像样地贴在了大街的墙上，以此告诫孩子们不要玩火。


　　03


　　余华小学时和一位同学有过一个争论：太阳什么时候离地球最近？


　　两个人不知疲惫地开始了马拉松式的争论，每天见面时，都是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驳斥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废话说了不知道有多少遍后，他们开始寻求其他人的支持。


　　余华拉着他去找哥哥，哥哥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弟弟，他向同学挥了两下拳头，威胁他：“你再敢说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余华对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他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


　　余华和同学又去找了其他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同学的，也有赞成余华的，始终难分胜负。


　　他们之间的争论竟长达一年，小镇上年龄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拉出来当过几次裁判，都厌烦了，只要看到他们两个争吵，就会吼叫：“滚开！”


　　他们两个人继续争论不休，直到有一天余华在情急之中突然编造了鲁迅的话，冲着这个同学喊叫：“鲁迅先生说过，太阳中午的时候离地球最近！”


　　他哑口无言地看了余华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鲁迅先生真的说过这话？”


　　余华小学毕业时，适逢海盐县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父亲为他办了借书证，从那时起，余华开始阅读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


　　他几乎将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都读了一遍。


　　余华上中学的时候，开始读到一些被称之为毒草的小说。


　　那些逃脱了销毁的幸存者，开始悄悄流传。每一本书都经过了上千个人的手，传到余华时已破旧不堪，前面少了十多页，后面也少了十多页。


　　当时阅读的那些毒草小说，没有一本的模样是完整的。没有开头没有结尾，不知道故事的开始余华还可以忍受，不知道故事是怎么结束的实在是太痛苦了。


　　每次读完一本没头没尾的小说，余华都像是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找人打听这个故事后来的结局。


　　他读到的第一本外国小说也是一样的没头没尾，文革结束以后，文学回来了。那期间余华买了很多外国小说，其中有一本莫泊桑的小说《一生》。


　　有一天，他开始阅读这本《一生》，读到三分之一时，余华惊叫了起来：“原来是它！”多年前阅读的第一本没头没尾的外国小说。


　　余华是在文革期间读完小学和中学的，十年里他没有好好学习。


　　1983年余华开始写小说时，认识的汉字也就是四千个左右，几年以后中国的批评家们纷纷赞扬他的语言简洁，余华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


　　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除了学工学农之外，余华和大多数学生一样，经常在下课铃响时匆匆地冲进教室，或者在上课铃响时，却依然满校园的闲逛。


　　百无聊赖，集体躁动。


　　有段时间，余华迷上了音乐简谱，并试图将鲁迅的《狂人日记》谱写成音乐。


　　青少年时期余华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三个火枪手》，三十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一口气读完了。


　　后来看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太好看了，比《三个火枪手》更看得如痴如醉、废寝忘食。


　　只要描写谈恋爱的部分余华就跳过了，“我看金庸就是看打架的啊。”


　　04


　　1977年，余华中学毕业，参加了文革恢复的第一次高考，但是落榜了。


　　便由父母安排，进入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当牙科医生。


　　余华上班第一天就给人拔牙了，他的师傅是没有上过医学院的，师傅上来就让余华看拔牙，说你看一遍，下一个就你干了。


　　等到余华上场的时候他很紧张，好在病人主要是农民，农民是到牙齿已经不得不拔的时候才会来，所以一看就知道是哪颗牙，很顺利地拔下来。


　　拔了整整五年，大概拔了一万颗牙，实在是不想再拔了。


　　余华每天看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从来不用正常上班，非常羡慕，“觉得他们的工作对我倒是很合适的”。


　　余华对自己一番掂量之后，认为文学最有可能使自己进入文化馆。


　　于是余华开始写作了，而且很勤奋。


　　他并没有写小说的基础，先找了一本杂志《人民文学》看，看什么时候应该是引号，什么时候应该是逗号，什么时候应该是句号。


　　大概看了两页，余华觉得好了行了，自己可以写小说了。


　　开始写小说，然后往所有的杂志寄，所有退回来的小说在中国旅行过的城市，比他现在去过的地方还要多。


　　他们家里边有一个院子，每次邮递员总把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父亲一听到啪嗒一声，就说退稿来了。


　　上世纪80年代，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突然感到原来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谎话，有了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当时余华成了一个愤怒的青年。


　　所以那时候余华的作品里充满了愤怒，从1986年到1989年，余华的写作处于一种疯狂状态，就是无论写什么，都是很极端的事物，特喜欢钻牛角尖。


　　那个时期余华写下了很多暴力和死亡的故事，洪治纲在《余华评传》里列举了他的八个中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数高达28人。


　　列出来以后，余华自己看了也是吓了一跳。“那四年的写作里，我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我白天一写作就是杀人，到了晚上睡着后，全是自己被别人追杀的噩梦，常常从睡梦中吓醒，一身冷汗”。


　　到了1989年底，余华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在小说里杀人了。


　　当时梦中的他被五花大绑，听到有人在控诉他的罪行，然后就是童年熟悉的一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杆长枪伸过来对准他的脑门‘砰’地一枪。


　　梦里的他摇摇晃晃站起来，对着开枪的那个人破口大骂：‘他妈的还没有到沙滩呢！’


　　从此以后十五年没有写杀人的故事。


　　05


　　1985年冬天，余华赴北京西直门的上园饭店参加《北京文学》的笔会，遇见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李陀。


　　余华将自己的新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交给李陀审读，李陀看完后说：“你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


　　后来余华说：“李陀的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就是他这句话使我后来越写胆子越大。”


　　1988年某一天，余华正在鲁迅文学院上学，被叫去吴滨家看电影。


　　当时吴滨刚刚发表了一组《城市独白》的小说，意气风发地和王塑他们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马的影视创作公司。


　　看完第一部录像带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时，余华震惊了。


　　那天晚上余华走了超过三十公里的路，走回十里堡宿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平静下来。


　　终于活到了二十七岁以后，看到了第一部电影，以前看过的都不是电影。


　　这是余华有关八十年代美好记忆的开始，他此后两年的生活，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去距离更近的朋友朱伟在白家庄的家。


　　那时候余华住在鲁迅文学院的四楼，电话就在楼梯旁，朱伟打来电话时经常是这样一句话：“有好片子。”


　　余华和朱伟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录像带电影，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等现代主义的影片。


　　这些电影被不断转录以后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电影还没有翻译，他们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说些什么，模糊的画面上还经常出现录像带破损后的闪亮条纹。


　　但他们仍然全神贯注，猜测着里面的情节，对某些画面赞叹不已。


　　后来写出《江南三部曲》的格非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06


　　1993年，余华辞职，去了北京。


　　不再担心退稿的小说家余华，和妻子挤在北京一间平房的单人床上，只能从《收获》领取稿费400元。


　　当张艺谋把《活着》的改编费预先支付了2万元给他，他竟然担心张艺谋会不会赖掉那剩下的5000元。


　　25000元“巨款”压在单人床的枕头下好几天，夫妻俩甚至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发愁了。


　　《活着》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


　　并在1998年，获得文化影响力第一国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活着》甚至打破了纯文学的销量记录。


　　《活着》在台湾出版了二十多年来畅销不止，刷新台湾记录；在美国出版10年后，每年依旧可以卖出4000册，一个中国作家的书能够卖1000册就极难的了；在西班牙， 第一年出版就印刷了4次。


　　余华曾被称为“中国残酷写作的代表人物”。


　　《兄弟》在出版前因为对当下现实讽刺过于尖锐，一度有封杀传闻流出。


　　余华说自己和那家出版社定了“霸王”条款，即：如果删改我一个字，这个非独家出版合同立刻作废，我立刻找另一个出版社印刷新的版本。


　　余华笑称，自己的书印出来后，他立刻检查敏感的地方还在不在，一看都在，这下才放了心。


　　《兄弟》（上部）出版后，销量很大，“当当网”等售书网站一度脱销。


　　不为人知的是李健也特别喜欢余华的作品，余华称评论家们也没有李健那么了解他。


　　李健不仅读余华的作品，甚至连采访他都读。只要李健一出唱片就会送给余华，《贝尔加湖畔》是令余华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歌。


　　余华有一天在手机上看新闻，突然看到李健闯关还是什么踢馆成功，心想哪个“李健”啊，是不是我的朋友李健？


　　点开一看，果然是他，那次余华开始看湖南卫视，一直看到李健没有为止。


　　有次他们在春节前吃饭，李健说他要上春晚，后来春节前第二次吃饭的时候，李健又说他决定不上了。


　　余华说：你当时决定要上春晚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觉得你不应该去的，但是你已经决定要去了，我也就不说别的话了。


　　李健拒绝上春晚的一个原因是他不愿意唱那样的歌，那种违背内心的歌，而且要把歌词改过来，改过来后他们又不同意，又要改回去，他就不乐意唱了。


　　余华深知李健是一个有自我的人，不随波逐流，这也是余华很喜欢他的一个方面。


　　余华第一次读到巴金的作品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重新出版，求大于供。


　　余华所在的海盐县新华书店进的书不多，余华一早就去书店门口排长队领书票，领到书票以后才能买书，他买了巴金的《家》。


　　少年时期的余华曾经在连环画上读过《家》，读完后伤心了很长时间。当他读完真正的《家》以后，再一次感动了。


　　余华大概超过3/4的小说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而《收获》创办者正是巴金。


　　1995年余华在《收获》上发表的《许三观卖血记》，那时，巴金已经不能下床了，他在床上躺着，从头到尾读完了《许三观卖血记》的手稿。


　　巴金说：“发表。”


　　1987年，《收获》推出“先锋文学”专号，上面是“一伙来历不明”的家伙，分别是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等。


　　他们被《收获》的编辑们顶着“胡闹”的“罪名”推上了1987年第五期第六期《收获》。


　　余华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1987年的那个秋天：“收到第五期的《收获》，打开后看见自己的名字，还看见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收获》每期都是名家聚集……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集中一伙来历不明的名字。”


　　余华说：“《收获》在我心目中是中国最好的杂志，很多小说其它杂志根本不可能发，别说《许三观卖血记》，《活着》都不可能。《收获》的地位确实有原因的，感谢巴金，因为他的庇护，我们这一代作家才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


　　在那些年代里，那一群来历不明的家伙，白天坐着公交车去《收获》编辑部，被人戏称“好像《收获》是他们的家”。


　　晚上，他们在招待所里聊天、打牌，深夜饥饿时，一起爬过紧锁的摇晃的华东师范大学铁栅栏门去觅食，再饱食归来。


　　2005年10月17日，余华正在参加瑞典驻华大使馆的晚宴，突然传来了巴金去世的消息。


　　余华得到巴金去世的消息后很难受，他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就是从未见过巴金。


　　其实他是有机会的，只要对李小林说：我想见见巴金。李小林肯定会带余华去她家，可是余华一直不好意思说，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他每年次去上海，都有这样的愿望，可是一直没有说。


　　后来巴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以后，余华就更不能向李小林提这样的要求了。


　　得知巴金去世后，余华一个人坐到了角落里的沙发上，拿出手机，犹豫了一分钟，还是没有给李小林打电话，心想她现在可能不接听电话了。


　　余华后来打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郏宗培，证实了巴金去世的消息。


　　他沉默了一会，不知道应该对李小林说些什么，最后请郏宗培找到机会转告李小林：”我问候她。”


　　那时余华的心情是否像极了自己曾在《活着》中所写的一句话：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