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大侠”到底算不算“大师”？

◎唐山
“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这是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对金庸的评价。

金庸“大侠”到底算不算“大师”？

辞藻之下，隐含着两个巨大的焦虑：
其一，为什么这么多的读者热爱金庸小说，它究竟好在哪？
其二，严肃文学的评判体系该如何接纳金庸小说？
由此方能理解这段措辞的巧妙：原来，金庸小说也是严肃小说下的“蛋”，而金庸的价值就在于，他把通俗小说提升到了严肃小说的高度，这算是一场“文学革命”。
于是，“大侠”被成功收编为“大师”，可以摆进“文学的宫殿”里了。
戴着“大师”的光环，金庸先生离开了人间。但“大侠”与“大师”之间的裂痕并未弥平，相关争议将长期存在。
严肃文学为何非拉金庸入伙
不能同意严家炎先生的判断。
金庸始终将自己的小说创作视为“生意”，而非“文学革命”。与其说影响金庸创作的是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市场需求。金庸本人恐怕从没想过“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至于“改造通俗文学”这么宏伟的工程，更非金庸一人所能承担。
金庸曾多次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但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金庸自己不愿站到严肃文学的队伍中，为何非要拉他入伙呢？因为不如此，就不足以掩盖严肃文学的解释困境。
严肃文学之所以把持着文学史的书写权，在于它有一套成熟的解释体系，按它的标准，金庸小说根本不合格。用王朔的话说，就是：“80年代初，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
首先，文本上不够成熟。金庸小说多是服务于报刊连载的急就章，语言欠洗练。
其次，结构随意。几乎是想到哪就写到哪，情节单线条平面发展，全靠偶然性驱动。正如王朔所说：“金庸的小说人物骨子里全是‘牵线术’，跟着作者的主观意图跑，什么不合理的事，只要情节需要就硬干。”
其三，真实性不足。王朔对此批评道：“我不相信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
其四，人物性格简单，多是类型人物。
可问题是：金庸小说如此不堪，为何却有这么多读者喜欢？
文学的基础是读者，固然不能用读者多寡来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可当时大陆所有作家加起来，出版量也无法与金庸一人相匹敌，则人们必然会追问：严肃文学的解释体系真的公允吗？
“大侠”终于成了“大师”
面对金庸小说的热销，严肃文学不断调整对策。
初期以拒斥为主，认为金庸小说是“消遣品”“低幼读物”“精神毒品”“毒害青少年”，乃至怪罪年轻人审美水平太低、盲目跟风，甚至引申到对民族未来的担忧。租书摊、录像厅、奇装异服、流行音乐、不良少年……严肃文学描绘出这样一幅末世图景。
拒斥无效后，严肃文学转向漠视，所有文学活动都将金庸排斥在外，文学青年以“不看金庸的书”达成身份认同。
然而，随着曾经阅读金庸小说的一代人逐渐成长、成为社会中坚，掩耳盗铃的把戏已无法持续，“收编金庸”成了唯一的理性选择。
于是，严肃文学开始礼赞金庸小说：一方面，将金庸小说的思想境界拔高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另一方面，将其形式标榜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这种提拔真的符合事实吗？不妨参看1966年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对金庸小说提出的批评：
在内容方面，梁羽生的批评是：“人性虽然复杂，正邪的界限总还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宗旨。”梁羽生认为，金庸小说脱离了“文以载道”“匡时济世”的正途，正滑向“正邪不分”，这在《鹿鼎记》中体现最鲜明。
在写法方面，梁羽生的批评是：“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金庸小说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多从俗书中抄来，贴片般夹杂在他的文本中，只是当作补白来使用。表明金庸本人对它们亦兴趣有限、了解不多。
梁羽生的批评有可议处，但更接近事实，即金庸小说更偏娱乐性、市场化，并无太多寄托。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严肃文学的收编，金庸足够凑趣地积极回应：他反复修改小说文本，以使它们看上去更庄重，更像经典。双方主动靠拢，“大侠”终于成了“大师”。
人人都想写一部武侠小说
如今，金庸小说已被算成严肃文学，但由此带来更多疑问：为什么其他严肃文学作品无法像金庸小说这样成功？严肃文学的那些标准是否还成立？为什么其他武侠小说不算严肃文学……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思考金庸小说，从接受的角度去观照：小说受欢迎，必然是契合了读者的心理需要，则金庸小说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大作家曾想尝试武侠小说，但真正行动的人却不多。
张恨水曾说：“倘若真有人能写一部社会里层的游侠小说，这范围必定牵涉得很广，不但涉及军事政治，并会涉及社会经济，这要写出来，一定是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大著作，岂但震撼文坛而已哉？”
想尝试，说明在“近世之变”的压力下，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想以“英雄主义叙事”来自我抚慰。不敢尝试，因为“英雄主义叙事”容易写单调，无法呈现出人性的复杂。
所谓“近世之变”，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心灵革命：此前，人们生活在一个个小圈子（家族、同乡、同门等）中，自我和小圈子高度融合。可“近世之变”改变了这一切，自我从小圈子中被剥离出来，随着孤独、惶惑、恐惧、不安等扑面而来，现代人突然发现，我们与世界、与传统间的血脉联系已经断裂，终我们一生，都在试图修复这种联系。
于是，我们会像抓救命稻草一样，向过去攫取，则传统的“英雄主义叙事”常被征用，毕竟每个民族的创生神话都是“英雄主义叙事”，它是我们最熟悉的声音。
然而，在高度世俗的现代社会中，“英雄主义叙事”与现实经验相距太远，我们找不到信任它的理由，因此很难从中得到深层愉悦。金庸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体察到在“近世之变”中，人们的感觉结构发生了巨变。
唐人元稹在《莺莺传》中，刻意安排张生始乱终弃，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愉悦当时的读者。后代改编者直接将故事改成大团圆结尾，因为读者认为，这才是最合理、最真实的。甚至对于爱情，不同时代的人们都有完全不同感受，何况其他？而因应感觉结构的改变，是写作者的天职。
读者在延续金庸的创作
金庸小说的成就，源于它对传统的“英雄主义叙事”的创造性改造，使之变成私人版的英雄主义。在金庸笔下，每个重要角色都充斥着个人英雄主义的光辉，与传统英雄迥然不同。
在《金庸小说的意识形态解读》一文中，学者徐秀明、范钦林提出：“金庸小说的精神实质，恰恰是通俗文化中最粗鄙恶俗的功利思维对精英文化的轻蔑征服与为我所用”。并具体列出三点表现。
其实反过来看，这三点恰恰是金庸小说的创造性改造。
其一，用知识替代文化：金庸抛弃了玄而又玄的超越维度，用知识堆砌，满足了读者的文化猎奇欲，这与现代教育相契合。
其二，用思想替代信仰：金庸世界中的英雄均无信仰，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等全凭世俗法则行事，他们从不追求形而上的目标。
其三，用底线替代操守。金庸笔下的英雄介于正邪之间，他们拒绝成为人格典范，甚至用我行我素来嘲笑传统理想。
通过改写，金庸将“英雄主义叙事”中圣人式英雄转化为个人英雄，满足了当代人的感觉结构。
有此接引，读者们找到了信任“英雄主义叙事”的理由，他们沿着金庸进入那个超现实世界，让疲惫的心灵得到抚慰。
金庸不断修改自己的小说，他的文本长期处于未定型状态，却丝毫不影响读者的喜爱。人们热衷于讨论哪个英雄武功更高、哪种毒药更厉害……事实上，读者所关心的东西与金庸小说已无太多关联。
读者用自己的方式延伸了金庸的创作，这让他们感到安心：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居然还有一个可以撒野的港湾。这，其实已超越了文学的领地。
还是做个“大侠”更好
“有井水处有金庸”。从金庸被接受的过程中，不难读出两层意味：
首先，金庸的成功带有偶然性，他对“英雄主义叙事”的改造是被动而成的，是根据市场波动而进行的投机。这是一个试错过程，无数人失败了，却留下了金庸。如果没有市场这个高效机制，只靠作家个人努力，根本无法深入体察这一微妙变化。事实上，即使取得成功，金庸对此也未必有清醒的认识，他后来的改写本让不少读者失望。
其次，文学是否永恒，这是一个无法实证的命题，当我们带着“文学必然永恒”的偏执进入其中，很可能会沉浸在不断发现近似证据的快感中，从而忽略了还有反面证据。则不知觉间，与真相越来越远。如果入魅与信仰不分、迷信与坚守混杂，反而不如回归世俗角度去看问题，可能更扎实。
现代世界的前行，必然伴以神圣事物不断跌落尘埃的过程，与其追远，不如因应。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金庸究竟该算“大侠”，还是该算是“大师”？结论不难下：既然已占据了江湖，则进不进庙堂，又有什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