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在小说家中，金庸是最有学问的

2001年11月，陈平原（右）与金庸在日本横滨合影

　　报人、读书人、商人

　　羊城晚报：盖棺论定，您怎么定位金庸？

　　陈平原：很多人把金庸当作武侠小说家来看待，这当然没错。但他同时还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有历史眼光的报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香港主持办《明报》，亲自写社论，社会影响极大。他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很有政治智慧的，目光也很敏锐。其实，这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能看得出来。他的小说对中国历史及现实有很强的观照，在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某些重要节点上，屡屡可以见到金庸的影子。这也是他的成就超越梁羽生、古龙的原因。

　　我不止一次提及，应该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同时期发表的《明报》社论对照着读，那样会有很好的发现的。另外，他的媒体事业应该作一个专题来考察。新闻事业是他的立足点，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借助报纸来记录乃至影响香港的历史与现实，这是理解金庸的重要角度。

　　在小说家中，可以说金庸是最有学问的。他真的是一个“读书人”，在如此专业化的时代，拥有广博的知识，贯通古今与中外。武侠小说作为一个类型，有很难跨越的界限，但金庸以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造诣，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的范式，为武侠小说开创了新的天地。在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上，很少有小说家能达到金庸的水平。

　　一个小说家能红火一段时间，很不容易；而一个小说家红火四五十年，那是个奇迹。无可讳言，金庸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单纯的小说家走不到他这样的高度，比如，在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中，他的掌控、授权、宣传，体现了非同一般的商业眼光、能力和趣味。在商业化的时代，如何经营好自己，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本事。他了解信息时代读者的阅读兴趣所在，不时在重要关节点“制造”新闻，扩大小说的传播。一般来说，文人容易清高、空想，但金庸先生有足够的想象力写小说，也有足够的智慧掌控商业运作。

　　羊城晚报：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里，金庸可不可以说是“百年一人”？

　　陈平原：在通俗文学里可以这么说，至于整个文学史，还有待论证。另外，这“百年一人”的说法，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太好。

　　羊城晚报：不能和鲁迅、张爱玲等人用同一个标准？

　　陈平原：请记得，二十年前金庸的一个嘱托或抱怨：“我是一个小说家，不是一个武侠小说家。”我们必须正视他的这句话。说他是一个武侠小说家，是不是就意味着把他的小说成绩放低了一个档次？为什么鲁迅、茅盾等人写的小说，我们一般不会再加一个前缀？这涉及对现代中国小说的看法。金庸的“抗议”是值得注意的，他曾经说过:很多人是用中文写西洋小说，我是用中文写中国小说。他英文很好，读西洋小说，但某种意义上，他的笔墨、结构、审美，和传统中国小说联系更加密切。我们曾经认为章回体的写法是落伍的，出不了大作家；但现在看来，这种小说观念必须调整。先不要忙着下结论，而是从文学类型如何运作、读者趣味的形成、金庸小说的超越性等入手，逐渐逼近小说观念的调整。

　　接受武侠小说的“江湖规矩”

　　羊城晚报：金庸小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平原：个人才华是一个方面，香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香港给金庸的写作提供了方便。香港的大众文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非常兴盛的，小说、电影、音乐是一个整体，有巨大的影响力。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香港的商业土壤与文化基因促成了金庸的成功。

　　羊城晚报：为什么大陆会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时间点出现“金庸热”？

　　陈平原：赶得早，不如赶得巧。金庸小说进入中国大陆时，恰逢改革开放，过去僵硬的文学观开始调整，娱乐文化勃然兴起。而在各种小说类型中，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最具有娱乐性的。在娱乐正当化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金庸的小说及影视。另外，那个时候的娱乐方式比较单调，放在今天，影响不可能那么大。金庸小说被接受的过程，本身也是一面时代变迁的镜子。

　　羊城晚报：武侠小说被人称为“成人童话”，有些部分的写作似乎有其不合常理处。金庸的小说主要是在报纸上连载的，据说有一次出差的时候，让古龙代写，古龙问有什么要求，金庸说：“不要把主要人物写死了就行。”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陈平原：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因为赶时间，不能停，必定有这样的问题。但金庸小说在结集出版时，都做了认真修订，把太不合理的部分修正了。至于江湖、游侠、武功等，属于武侠小说的基本假设，不能动。不是所有小说都讲究“真实性”的，就像现代派小说里也有倾向于寓言或象征的。京剧表演有各种程式，不能用“写实”的眼光来审视，武侠小说也是这个样子。你必须接受这种程式，或者说“江湖规矩”，否则你读不下去。这与读者的阅读趣味有关，有人非常喜欢，有人深恶痛绝，但没有高低之分。

　　一个时代的结束

　　羊城晚报：对于金庸的去世，您感到突然吗？

　　陈平原：对于金庸的去世，大家其实都有心理准备。这些年，不时传来金庸病危的消息。五年前，电视台找我做专访，已经预录了关于金庸的访谈，估计很多媒体也提前做了资料准备。

　　两年前，香港举办“我与金庸”全球华文征文比赛，收到近万篇来稿，有商人，有官员，有教授，也有大学生、中学生。换句话说，武侠小说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的读者至今仍有吸引力。某种意义上，这与当下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提倡也有关系。当然不能只从武侠小说去了解中国历史，但金庸的小说确实比其他类型小说隐含了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谈历史、说宗教、讲古琴、聊围棋，很少有小说能达到金庸小说的高度。这也是很多海外华人在引诱后代学习中国文化时，往往让他们先从看金庸小说或影视开始的原因。

　　羊城晚报：金庸的去世对于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平原：金庸的去世，或许可看作一个时代的结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香港文化在大陆引领风骚，而作为其标志性人物的饶宗颐、金庸恰好都在今年去世，一学者一作家，一雅一俗，都是香港特别精彩的文化人。这两个人的去世，很让人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