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研究：“雅化”与“俗化”并行

10月30日，金庸驾鹤西去，享年94岁。文曲星归天，精神彩虹横贯天穹。金庸是新武侠小说一代宗师，著作等身，1955年至1972年17年间写就15部、38册作品，书名化作长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作为防伪标志。1970年至1980年其花十年时间增删修订。1994年5月三联出版金庸全集，与香港明河版、台湾远流版成为经典收藏。自20世纪60年代起，金庸热席卷香港、台湾、大陆、东南亚、乃至全球华人。20世纪末《亚洲周刊》《中华读书报》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经典”，其《射雕英雄传》《鹿鼎记》《天龙八部》榜上有名，金庸成为“20世纪知名度最高的华人小说家之一”。

金庸研究早已蔚为大观，相关论著论文丰硕，金学网站蓬勃兴盛。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洋大学学者研究《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打出了“雕学”旗号。1980年6月，倪匡先出论著《我看金庸小说》，后有《再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直写至1984年10月，历时5年，5本书均由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出版。倪匡不仅自己写专论，而且领衔出版了18种“金学研究丛书”，由远景出版公司出版。1984年，远景出版公司还出过《诸子百家看金庸》，由舒国治等人编写。倪匡认为，金庸作品博大精深，涉及史学、军事学、伦理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应该建立一门“金学”。金庸小说不是成人童话，而是有现实意义乃至预言功效。倪匡还深研过金庸笔下的男女错综复杂的感情。古远清认为倪匡的研究理论性较差，但有开创之功，为系统研究金庸带了好头。宋淇也写过《细读金庸武侠小说书后》发表于1984年第9期《明报月刊》。1987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这是金学研究史上的盛会。其中刘绍铭的论文《平心静气读金庸》在《信报》连载6天，影响最大。除此之外，香港出版的金学论著还有杨兴安的《金庸小说十谈》，吴霭仪的《金庸小说的女子》《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的情》《金庸小说看人生》，潘国森的《总论金庸》《杂论金庸》《武论金庸》，项庄的《金庸小说评弹》，均由明窗出版社出版。

严家炎认为，鲁迅是雅文学的顶峰，金庸是俗文学的顶峰，其《金庸小说论稿》中，探讨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联系，并从文学雅俗对峙中衡定了金庸小说的地位。陈平原论著《千古文人侠客梦》，梳理千年来的游侠小说传统，199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刊以来，共出版了6个版本。在浩浩荡荡的“金学”著作中，大陆学者陈墨占据重要位置，其“金庸小说研究系列”有7册：《金庸小说论》《金庸小说情爱论》《金庸小说之武学》《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艺术论》《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 1999和2000两年，陈墨又出版了《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和《浪漫之旅——金庸小说神游》。此外还有1998年出版的温瑞安等所著《金庸茶馆》6册，2000年出版的海宁市金庸学术研究会会长王敬三任主编《名人名家谈金庸》和《阅读金庸世界》；金庸传记有冷夏的《文坛侠圣——金庸传》、傅国涌的《金庸传》以及钟晓毅、费勇的《金庸传奇》等。

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将金庸小说列入一般武侠小说，是学术研究的失误。马国明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与香港社会》考察金庸的文本和潜文本，关注其政治意识和文化执著，认为金庸小说反映出新移民的心境，贯穿着殖民主义主题，其作品对于外族入侵或统治的态度是从适应改良到不妥协到妥协。李陀认为，把金庸的研究只放在武侠小说的文类框架内，既束缚研究者的手脚，又会不自觉地贬低金庸写作的意义，应该从更大的批评和历史视野去研究金庸小说，将汉语发展带进新境界。

刘卫国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指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鹿鼎记》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鹿鼎记》是金庸的封笔之作，同时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作品。韦小宝背离了金庸此前塑造的英雄人格，其性格矛盾复杂多面。一是贪财小人而不失义气。金庸曾说：“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极少，但只要信奉，通常不敢违反。江湖惟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义气两字，从春秋战国以来，任何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敢忽视”。最后，韦小宝选择了抽身隐迹，来保全终身信奉的义气。二是不学武功却练就了上乘的“人功”：巧舌如簧，八面玲珑；深谙人性，厮混市井，将民间计谋在红白黑道中圆熟运用。韦小宝无原则的原则性，将高尚与卑微、慷慨与残酷融于一身，发挥到极致，游刃有余于“正与邪、朝与野”等领域。读者对韦小宝的接受史经历了几个阶段。《鹿鼎记》连载之初，很多人对韦小宝的形象不满，因其品性有悖于常，金庸甚至遭到了辱骂和人身攻击。从第一本开始金庸小说的主角就是不少读者能够代入的英雄侠士，读者可在幻想中虚构自己的成长，以宣泄被积压的种种欲望，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这剥夺了读者的若干乐趣。但十几年后，情况出现逆转。转变的原因在于金庸认真修改润饰，并删去了不少污言秽语；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金庸曾撰文《韦小宝这小家伙!》，谈到韦小宝是因时应势而生。首先，从时代背景来看，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随着商业社会的迅猛发展，体制的发展完善赶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各类社会问题突出，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工薪阶层为生计奔波，而韦小宝的穷人发迹史给人一夜暴富的美好幻想；韦小宝的草根幽默也是单调生活的好佐料。因此，人们开始认同韦小宝，并逐渐肯定他。其次，在国际环境方面，60年代末，世界性的青年反传统运动进入文化解构时代，武侠文化梦想失去了现实土壤，变得无以为继，金庸的武侠也随时代潮流而动，人物塑造从英雄到无赖、从大侠到反侠、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从文化颂扬到文化批判。

在对金庸的一片赞扬声中，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态度，有一批“新新人类”出版了共8册的《“颠覆”金庸丛书》，包括《超能量的金庸人物》《非常难缠的金庸爱情》《一级棒的金庸武林》《找碴的金庸谬误》《超规矩的金庸江湖规矩》《真混的金庸帮会》《旁门左道的金庸奇技》《最猛的金庸记录》。这些书名本身就表现了“新新人类”鲜明的语言特色。有人说，一些“金学”著作按照崇高和脱俗维度，解释金庸的小说题旨、创作态度，“赞扬多于批判，有歌德味道”（语出台湾学者林保淳）；还有人认为，金学研究很容易陷入泥淖，一味复述迷人的故事，被金庸作品牵着鼻子走。龚鹏程在向2000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写道：“例如《找碴的金庸谬误》，找出一大堆金庸小说中的破绽，看起来固然在从前的金庸丛书，甚或学者研究论文中也会有这种辨析，但不同之处在于：不是敬畏与商榷情节，而是瓦解神圣。”其实，早在1966年1至3月，在《海光文艺》上就有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认为金庸作品并不完美无缺，有“为情节而情节”的倾向，给人牵强附会、违背生活逻辑之感。此外，还有人认为金庸小说的不足在于情节巧合太多，有些离奇得不合情理。人物的有些性格前后不太统一；语言不够生活化，有点文言腔；对传统文化过多迷恋……

在反对声中，王朔的《我看金庸》声浪最大，最无忌。“什么速度感，就是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集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起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对于王朔的批评，金庸以四两拨千斤的办法轻轻驳回：“我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王朔的小说我看过的不多，我觉得他行文和小说中的对话风趣幽默，反映了一部分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闷。我的评价是正面的”。金庸的回复心平气和，赞人笔下留情，自认才力有限，以礼待人。王朔闻此坦言：“比起金庸来，的确让我惭愧。”

在雅化“金学”潮流中，不乏俗化“金学”的潜流，在赞美声中夹杂着反对的声音，这两者都能推进对金庸小说的研究，但不管如何，金庸开创了新武侠小说派别，独树一帜，这点难以否认。来源：文艺报　|　凌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