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灶户终因灶课繁重难堪、总催及盐商的中间盘剥，贫困破产，挈家逃亡。“灶丁逃亡数多，盐课消乏” ① 。以正统朝为例，正统元年，山东都转运盐使司所属各场，在逃灶户 ３３５０ 余户，逋负盐引 ３０５６０ 余引 ② 。
正统八年， 山东石河场盐课司逃亡灶户 ３８３ 户， 遗下盐折布 １３２０ 匹有余。高家港盐课司逃亡灶户 ３７９ 户，遗下盐课 ３０５６ 引有余 ③ 。正统十二年，山东信阳场盐课司灶户逃去 ８１０ 余户 ④ 。同年，山东新镇等场盐课司因灶户逃故数多，遗下盐课 ２２０００ 余引 ⑤ 。灶户逃亡，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
明中叶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由于封建政府推行抑末趋本政策，实施里甲制、关津制和市籍制，人为地限制了工商规模的扩大。而更令城镇工商业困扰的一是铺行之役，一是关市之征。明中叶官府买办物料日多，光禄寺下铺行买办诸物，“不即关与物价。市廛小人，富少贫多，或典卖家资，或出息假贷，竭尽艰苦，方得完足。又经月未得价值，资本即使，无所经营，多致失所。” ⑥ 明中叶以后关市之征日渐增多，税率不断提高。店铺开张需要门摊税，驴骡车受雇装载物货，于京城九门或出或入，要征车马税。正德时又增设九门税。在交通要津设立钞关，征收船料、商税、条税、正税。正统七年，京都税、宣课司颁布的税钞则例明确规定，油房、粉房、机房、磨房、裁剪、绣作每季必须纳钞 ３６ 贯，缎子铺则要交纳 １２０ 贯，其他店铺，或按货物取息，或以工艺受值征税。官府的横征暴敛、穷极搜刮，使城镇工商业户负债贫困，被迫转徙他乡。
流民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了百姓的积贫积弱。“天下赋敛横流、徭役如山”，“收田之入不足以缓公府之追求”，“养马困于责驹、煎盐困于赔课、近王府则困于侵夺、近戚里则困于恣睢，地当孔道、祗应为之害，土产之物、贡献为之害” ① 。由此使明代流民规模越来越大。流民成分复杂，决定了其流向和存在形态各不相同，因此造成的社会影响比前代更深刻、更久远。我们从流民的职业和地域的流向来探讨这一问题。
从流民的职业流向分析：流民逃亡后转死沟壑，困顿挣扎，飘泊异乡，或“大户苞荫”，“投豪势官民为家人佃户行财行理者”；或“僧道招诱”，成为其佃客；也有的流入城镇，被“豪匠冒合”，转而从子“专于贩易佣作者”。另外还有的投充军营为“军囚牵引”或被“屯营隐占”；当然也有“船居荡浮”，甚至出海谋生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即摆脱了对国家的人身依附，成为相对独立的人。这对商品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流民的逃亡，小则影响朝廷各部的常课，大则破坏政权的经济基础和军备边防。农民的逃亡，一方面使土地荒芜，“兼并之家乘时贱市流民田”，土地兼并越来越激烈，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明宪宗实录》卷一五六。
《明英宗实录》二三。
《明英宗实录》一○二。
《明英宗实录》一五六。
《明英宗实录》一六一。
《明英宗实录》卷五三。
《明孝宗实录》卷一七二。
另一方面人口的逃亡增加了未逃户的负担，因为“粮存难办，以故丁逃而累及于户，户逃而及于甲，人不得不尽甲而逃。” ② 我们知道，封建国家赋役科差制度是以严密的人口和土地控制为基础的，百姓逃亡使国家赋役征收陷入窘境。军户的逃亡则直接威胁边疆的稳定。至于匠户、灶丁的逃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明政府的财政危机。况且，由于流民生产资料缺乏，生活异常困难，因此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不乏其例，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流民成为明王朝的“腹心之疾” ① 。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堵疏兼用，制止流民发展。正统元年，明政府造《逃户周知册》，核其丁粮，送报巡抚，无论遣返原籍或是附籍当地，俱得纳税服役，试图把流民重新纳入封建的政治经济秩序之中。正统二年颁行《挨勘流民令》，“令勘籍、编甲互保，属所在里长管辖之” ② 。正统四年，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流民出没较多的几省增设抚民佐二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 ③ 。正统五年采纳巡抚于谦建议，下令复流民复业者税，景泰二年又申“隐丁换户之禁” ④ 。但这些威逼利诱措施并没有解决流民的根本问题，只能算是权宜之策。明中晚期，因为“灾眚频仍、催科无序，数年之逋，取盈一时” ⑤ ，流民依然有增无减，甚至酿成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严重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
从流民的地域流向来讲，其主要趋势是由地少人多的狭乡向人稀地广的宽乡流；从腹内向塞外流；从土地瘠薄的地区向肥沃的地区流；从租赋较重的平原向租赋较轻或尚无租赋的山区流。人口的地域流动，在经济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可以缓解腹内、平原地区的人口压力，促进边疆和山区的开发。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流民找到了土地之外的谋生手段，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中间，流民向山区的迁徙和对山区的开发尤其值得研究。
流民向山区聚集，归因于山区地旷人稀、统治力量薄弱，即所谓“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纳粮、又不当差” ① 。以荆襄山区为例，至成化七年，已屯聚流民 ９３８０００ 余人 ② ，成为全国最大的流民聚居区。南赣山区、闽浙山区也倍受流民青睐。
流民向山区的迁徙，加强了山区与外界的联系。山区交通闭塞、开发较晚、人丁稀疏、经济落后。流民徙入后山区人口密度明显上升，人口分布由河谷盆地向山地、由海拔较低地区向较高地区延伸，为山区经济开发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流民多来自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关系、教育文化水平等比较先进的地区，如荆襄流民主要来自南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四川、湖广等地，南赣流民则多是江西平原、福建、粤北的破产百姓，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劳动力，先进的耕作工具技术经验、文化生活模式等也伴随山门大开也一并涌入，推动了山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册《保定县志》。
《明宪宗实录》卷七八。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寇》。
《明神宗实录》卷四七。
梁林：《议处郧阳逋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五。
《明宪宗实录》卷九三。
另外，封建政府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理控制，在其聚居区增设行政区划，修筑道路。如明政府曾在荆襄地区增设郧阳一府并竹溪等七县。以郧阳为中心，开辟三条驿道，分抵西安、南阳、汉中，这在客观上也密切了山区与外界的联系。
流民的汇聚加速了山区的综合开发。流民入山后或结聚屯耕，或单独营生，或依附土著充当承佃户。他们辛勤劳作，开荒辟地，使山区垦植面积倍增，仅勋西一地迄成化十三年就已新辟耕地 １４３００ 多顷 ③ 。耕地面积的增加促使粮食作物的发展，明中叶勋西地区“其谷产较胜洵阳、山阳诸邑” ① 。抵明末，这里已是“山坞之中，居庐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鳞次，不似山陕间矣”。明中叶以后湖广地区经济迅猛崛起，成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全国重要粮食供应地，其重要原因就是流民的大量汇入。对山区的深入开发，不仅改变了当地的种植结构，而且推动了山区多种经营的发展。流民们以山区丰富的矿产资源，森林及其他野生植物资源为依托，因地制宜，相继开辟茶园，种植生漆、油桐、蓝靛等经济作物，采集培育菌种、药材，有的则从子矿业开发。汉中山区“成化年间以来，各省逃移人民，聚集栽植茶株数多…户口日繁，茶园加增不知几处。” ③ 南赣山区流民则“搬运谷石，砍伐树木及种靛栽杉、烧炭等项，所在有之。” ④ 尤其是蓝靛的种植，成化弘治时期自闽汀传至泰和县，正德时期推广至南赣地区，此后直至明末，该地区成为靛蓝的主要生产基地。至于矿业生产也十分发达，正统时浙江庆元人叶宗留在浙闽山区招募流民“开矿大作，官不能禁” ⑤ 。荆襄流民也“以窃矿聚，巡矿官吏莫敢谁何” ⑥ 。广东韶惠地区“无主官山产生铁矿，先年节被本土射利奸民号山主矿主名邑，招引福建上杭等县无籍流徒，每年于秋收之际，纠集凶徒百千成群，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岗创寮住扎，每山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每炉聚集二三百人，在山掘矿，煽铁取利。” ⑦ 流民数量的增多，新的经济活动的出现，带动了山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从事生漆、茶叶、桐油、药材等农副产品的再加工和贩运的人逐渐增多，在山区、平原交接地带，工商业市镇已零星出现。
但是流民对山区的开发，在统治者看来与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并无助益。中国的传统政治最讲求“固本”，即编户齐民，配户当差。而流民游离于户口编审之外在山区的发展壮大，使得僵化的地方官僚机构已经实际上失去了对这部人的有效控制，他们“始因躲避粮差，终至违背德化。食地利而不输租赋，旷丁力而不应差徭” ⑧ ，这与封建固本政策尖锐对立。激烈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正统十年叶宗留在闽浙山区率矿工流民起义，成化元年刘千介石和尚发动荆襄流民起义，六年李胡子再举义旗，极大地震荡了明王朝的统治秩序。
《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七。
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卷一（下）《游太和山日记》。
杨石综：《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一五。
周用：《乞专官分守地方疏》，《西江志》卷一四六《艺文》。
《西园闻见录》卷九二。
《项襄毅公集》卷一，《善亿十子疏》。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三○。
孙原贞：《大戒疏》，《明经世文编》卷二四。
尽管采用杀、戍、逐等血腥手段残酷地镇压了流民暴动，并企图以严刑峻法和筑堡戍守等办法堵绝农民的流徙，但实践并不成功。成化十年后晋陕豫等地不堪重负的百姓再次掀起涌入荆襄山区的浪潮，“入山就食，势不可止” ② ，迫使明政府不得不改变流民对策。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引东晋侨置郡县之法，使近者附籍，远者设州县以抚之。” ③ 周洪谟的主张就当时实际情况来看，不失为明智务实之策。同年五月，都御史李宾再次提出：“荆襄流民，必立州县卫所以控制之，可免后患。” ④ 明宪宗权衡利弊，下令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原杰前往抚治流民。原杰审时度势、恩威并施，奏请开设郧阳府并竹溪等县，允许百姓附籍占田，设立湖广行都司衙门，增设巡抚一员，并于水陆要冲立军堡、置驿站等，荆襄流民问题暂得缓解。此后河南巡抚张瑄也采取类似措施辑抚了西北流民。
但是，这种恢复和建立封建统治秩序的努力，其效果是短暂的。随着统治集团越来越腐败，财政开支越来越庞大，农民的赋役负担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了生产和生活资料，不得不四处流移乞食，加剧了社会矛盾。最终，朱明王朝被因庞大的流民潮而形成的起义大军所埋葬。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寇》。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三。
本文转自“二战吧”，出自《中国全史。》
有个说法是人自从英宗复辟后。。文臣才开始真正染指经济。。其实我一直没看出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