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均六筦”的国营化改革，剥夺了民间工商业的所有利润，却没有带来国库的充盈。王莽效法汉武帝，任用了一批商人来经营“五均六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孙卿为主管市场的京师市师、汉司东市令，任命洛阳城里有“十千万”资产的富商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在各地设置专营事务的官吏时，大多用的是当地的商人，让他们当交易丞、钱府丞等。由于缺乏铁腕的监督机制，这些穿着官服的商贾乘机与行政官员沆瀣一气，虚设账簿，掏空国库，大肆牟取私利，最终的结局是，官府的钱库没有充实多少，却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七年四次的币制变动让金融秩序大乱，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史载，“每次变动，都造成民间的一次大破产，监狱里因此人满为患”。
土地国有化引起中产以上利益集团的集体反抗。早在西汉时期，土地就成了财富的主要承载形式，具有“类货币”的性质，王莽在缺乏任何民意基础的前提下贸然推行王田，自然得罪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
在执行层面上，行政官吏的懈怠及不配合也是造成改革凝滞的重要原因。王莽是一个特别多疑和迷信的人，常常借口地震或日食裁撤官吏，在执政的十多年里竟然换了八任大司马。
因此，王莽变法既得罪了世族和有产者，又得不到无产者支持，而中央又没有增加收入，可谓疲劳天下，一无所得。改革进行到第十四个年头，已经无法寸进，公元22年，王莽不得不下诏书，废止即位以来的所有改制政策。可是，天下事已不可为，第二年的10月，叛军攻进长安城，王莽逃至未央宫的渐台，被人砍下了脑袋。
王莽变法的失败，既是一次古典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又是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很可惜的是，他的真实面目一直被“篡汉者”的形象所遮掩，而从未被认真地讨论过。胡适、柏杨为他翻案，也都是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肯定其善良或者说天真的改革动机，却没有回答失败的原因。
如果我们将王莽变法与之前的汉武帝变法相对比，便可以得出如下的技术性差异——
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上，两场改革都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标，而经济集权的前提正是政治集权。武帝启动改革之时，“七国之乱”已然平息，削藩取得成功，在政治上，中央已形成不容对抗的集权能力。可是，王莽以外戚身份取汉而代之，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激进的经济改革势必遭遇重大阻力。
在改革与民心的关系上，从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博弈来看，中央集权改革将侵蚀地方政权和有产阶层的利益，所以改革成功的前提是，务必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也就是必须“把人民发动起来”。一般而言，集权者用以鼓噪民心的理由大抵有四个：抵御外国侵略、防止地方割据、反贪反腐、反对贫富不均。汉武帝搞改革的口号是保家卫国，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顺乎当时的民心，为改革争取到了强大的舆论支持。王莽在政权未稳、未取得社会共识之际，就匆匆变法，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且他推行的众多改革措施——特别是币制改革从一开始就让基层民众受损。
在集权式改革与民间财富的关系上，任何集权式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来说都不是为了促进生产力，而是通过财富的重新分配，使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的经济权益。汉武帝变法建立在七十年“文景之治”的厚实基础之上，长期的休养生息为国营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敛财空间，而且财富藏于民间商人之家，易于剥夺。王莽则没有这样的社会条件，西汉末期财经疲弱，天灾不断，而且，庞大财富握于官商一体的世族集团之手，收刮的难度自然大增。
在改革与官僚执行能力的关系上，刘彻是一代雄主，心狠无情，手段霹雳，他在改革中有效地发挥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官吏，用之深宠，过之则弃，绝无拖沓。而他与桑弘羊的合作关系长达四十余年，如同一对政治伙伴。王莽用人多疑，好换将帅，没有一支忠心高效的执行团队。
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如同空间重构，疏处应可跑马，密处必不容针，王莽变法缺乏系统思考和风险预警，鲁莽激进，漏洞百出，失败乃题中之义。
再顶楼主，楼主大才
!
王莽被杀后，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政权。刘秀是南阳的远裔刘姓宗族，他这一脉宗族正是王莽想要削弱的地方世族势力，跟随刘秀创建东汉政权的“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是豪强世族，战争时期，地方势力乘机广占田园，营建坞堡，拥兵自重。
刘秀披上帝袍之后，马上转换角色，仍然要削弱世族势力。政策的动刀之处，还是土地兼并和人口兼并。
东汉政权延续了西汉的名田制度和户籍制度。《资治通鉴》中多处提及，朝廷下令“吏民不得田宅踰制”、“商者不农”等，刘秀也数次下诏释放奴婢，可是成效却非常微小。到了公元39年，在执政十五年之后，刘秀终于痛下决心，下达了著名的“度田令”，要求全国严格检核垦田顷亩和清查户田，以彻底杜绝兼并之势。可是，“度田令”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刘秀为了杀一儆百，处死带头闹事的大司徒欧阳歙，其弟子千余人集体上书求情，刘秀不准。为了对抗，各地豪强纷纷武装暴乱，刘秀四处弹压，恩威并施，总算把叛乱平息了下来，可是，豪强势力实在太大，顽疾始终不能彻底根除。到了后来，刘秀一声叹息，只好与之妥协，他留下了八个字，曰“苟非其时，不如息人”，也就是自认时机不到，不如息事宁人。
中国自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之后，历朝新建，首要任务必是“削藩”，“削藩”成功，中央集权可得，“削藩”不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与财阀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必永无宁日。东汉初建，豪强除而不尽，光武帝就学不成汉武帝了。
东汉一朝再没有出现强权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渐增强，史家唐长孺认为：“州郡僚佐中所谓大吏右职照例由本地大姓垄断。大姓冠族每郡只此数姓，所以州郡大吏就带有世袭性。……我们认为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在庄园经济之下，自由的民间工商业者显然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各地方豪强一方面握有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专营政策，形成了无与竞争的世族经济。
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而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及财富聚集在少数家族的手中，又会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
在这个意义上，由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历史的事实证明，缺乏集权的地方分裂或自治模式，同样找不到与之相匹配的、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及物质文明发展的经济制度。与中央集权相比，分权自治所可能——或者说必然带来的战争等暴力威胁，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在这样的逻辑下，中国的国家治理深深地陷入集权与分权的两难境地。
公元184年，河北爆发黄巾军起义，继而引发公元189年的“董卓之乱”，从这一时间开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混乱和分裂时期，是为三国、魏晋南北朝。
这数百年间，出现了两大极致景象，一是国民思想的大解放，二是工商经济的大倒退。
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时期，一是春秋战国，二是魏晋南北朝，三是20世纪初的民国初期，其共同的特征是，全数出现在中央集权瓦解或丧失的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思想禁锢被打开，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现奇葩争艳的绚烂景象，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军事家、绘画家、文学家、宗教家。
与思想解放同时发生的是经济的惊人大倒退。自战国之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让位于商品经济，到了西汉，商贸越来越发达，职业分工趋于专业。然而东汉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践踏破坏，主要表现有三：一是货币无法正常发行。董卓之后“钱货不行”，老百姓以谷物和布帛为货币，市场机能严重退化。二是地方割据，坞堡林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遭到破坏。据邹纪万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的统计，永嘉之乱后，坞堡组织发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顿丘有五十余，冀州有百余，雁门、太原等地有三百余，关中地区最多，有三千余，各地豪强纷纷结坞自保。三是城市文明屡兴屡毁。以洛阳为例，三百多年间六兴六毁，繁荣转眼成空，与洛阳齐名的长安至少遭过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则三次被夷为平地。
更为惊心的是人口的锐减。东汉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国已有人口7200万，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晋朝时竟锐减至2400万，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复到3380万，可是“八王之乱”爆发后，人口死亡过半，西晋南迁时，汉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万。翻开这段史书，到处是残酷杀伐、屠城流血、阴谋政变。
长期的分裂战乱，在中华民族的国民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而根植下两个传统价值观：其一，“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在政治上，呼唤大一统的独裁和集权统治；其二，在经济上，向往避世无争的小农社会。这是两个看上去似有矛盾的诉求，最终却在明清两朝得以“完美”实现。
东晋文人陶渊明曾写《桃花源记》，讲一个武陵渔民误入桃花源，此地与外世完全隔绝，阡陌交错，鸡犬相闻，居民甚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渔民告知外部世界发生的战乱，“皆叹惋”。这篇散文写得十分优美，被列入后代的每一种教科书中，几乎人人读过，并以之为最理想的社会形态。
不过，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诠释，结论却大有不同：桃花源村小民寡，是一个没有工商产业的农耕社会，物质条件非常贫瘠，而且，与外界没有任何的交通、资讯以及商品流通往来，因而，经济和文化发展彻底停滞。陶渊明没有记载桃花源中是否有盐井，如果没有，则必须求诸外世，否则从生活饮食上无法解释。因此，对桃花源的向往，实质上是一种心理上的“返祖”现象，若国民经济退回到桃花源的状态，则无疑是一次难以置信的反动，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消极放弃。
然而，对桃花源式的、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向往，在魏晋时期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并影响深远。比陶渊明晚一百多年的北朝儒生颜之推写过一部流传甚广的《颜氏家训》，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孙们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也就是说：“人民生活的根本就是自己栽种庄稼以收获食物，亲手种桑织麻，所有的生活用品，从一只鸡到一头猪，从一把锄头到一根蜡烛，都是能自给自足的，所求于外部世界的，只有盐而已。”自宋明之后，《颜氏家训》成为很多家族家训的蓝本。若从国史而论，从道家《道德经》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到儒家孔孟对井田制的痴迷，乃至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朱元璋对男耕女织的刻意追求，最近溯及毛泽东的“免费吃饭”的人民公社，一路延溯，可见小农经济在国民中的吸引力。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过“世界时间”的概念。按他的观点，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均衡地发生在地球的每一个地方，相反，它只出现在少数的两到三个地方，这些地方所呈现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在一张简化了的世界地图上，很多地点是无声无息的空白，它们完全地处在轰轰烈烈的历史之外。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应该警惕地寻找自己的方位，去判断自己到底是身处“世界时间”之中，还是置身事外，是与“世界时间”同步前行，还是被远远地抛弃在外面。
若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放置于世界文明史中，我们或可以发现，两汉时期，“世界时间”确乎是在西方的罗马城和东方的西安、洛阳。公元6世纪之后，中国独享“世界时间”长达一千年之久。从13世纪开始，西方的进步声浪越来越响，到18世纪，“世界时间”的钟摆彻底离开了中国。直至我写作本书的2013年前后，中国与美国并称为G2，“世界时间”重新回来。
在千年鼎盛时期，唐朝无疑是其中最显赫的一个阶段。中国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杨坚在长安建立隋朝。29年后，李渊代隋，创建唐朝。后人好以一字定义历朝，譬如暴秦、强汉、弱宋，唐朝是唯一被冠之以“盛”的。唐朝前后290余年，治国者在军政及经济政策上的创新颇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处。
唐朝在四大制度建设上的最大贡献是推行科举制。
科举始创于隋，奠型于唐。政府通过定期考试来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是研习儒家经典——有人计算过，它们的总字数在90万字左右。这种定期考试从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开始实行，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为止，整整实行了1300年，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是对军爵制的演进，从此，文武二士都拥有了公平地进入体制内的通道，不再成为反对的力量。早在唐代，就有人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赵嘏曾赋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由“规定动作”组成的考试行动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曾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社会精英中的第三个集团——商人阶层，则仍然被排斥在外。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紧闭商贾从政之门。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也主张将商人排斥在主流社会，特别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嘱咐重臣房玄龄：“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本国策。此外，唐太宗还在服饰上对各种身份的国民进行区别，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绯绿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穿白色的，军士穿黄色的，而商贾则必须穿黑色的。
在政治经济史的意义上，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过去数百年间，世族模式和庄园经济困扰着历代治国者，几乎鲜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刘秀“度田”，不了了之，东汉政权的羸弱以及魏晋南北朝的纷乱，莫不与此有关。直到科举制出现，才从制度上切断了世族繁衍的根源。
唐太宗对世族力量的打击可谓不留情面。有一次，礼部修编《氏族志》，以传统的世家大族崔家为第一等，太宗大为光火，他说：“我跟山东的崔家、卢家也没有什么旧嫌，可是他们已经世代衰微，没有出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现在定氏族，是要推崇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么能以崔家为第一等!”于是，他亲笔朱批，提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在他的干预下，天下姓氏合二百九十三个，共分九等，崔家降为第三等。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评论道：“尽管太宗这种公开羞辱的做法有点牵强，不过其宗旨正在于打击世族势力，否定血缘阶级。”
正是在制度和公众观念的双重催动下，世族门阀的力量逐渐蜕化，中国社会自此完成了从世族形态到士绅形态的转型。所谓的“富贵不过三代”，确实是唐宋之后的景象，乃对平民社会的一种另类描述。
现代西方经济学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唐朝似乎是一个古代版本。
李渊开国之后，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五十分之一，远低于西汉的三十分之一，徭役则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颁布诏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流通。有唐一代，还停止了商税的课征。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唐宋两朝对商品交易的征税一直非常少，唐朝全免，宋朝征收过税和住税两种，税率分别为2%和3%，这一方面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繁荣，培养了国民的贸易精神，另一方面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和专营收入。
中国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可是随着时日推衍，各种赋税便叠床累架地增加起来，人们归之于统治者的贪婪或挥霍。其实，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最刚性者，一为养官成本，二为养兵成本，是为“吏政之患”和“兵政之患”。唐朝的宽松政策持续了120余年，与李世民在这两项的制度创新有关。
唐朝的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全国仅7000余人，这应该是历朝人数最少的政府了。据明末学者朱国桢的统计，有唐一代需财政负担的官员总数最多时约为1.8万人。
唐朝的官员按官职高低都可以领到一块“职份田”，此外还有永业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业田二顷。此外，则可以领到一份年薪。即便是养那几百个官员，李世民竟还舍不得由财政出钱，他想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公廨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以此养官。
早在高祖李渊时期，朝廷就对天下的富商进行了一次资产清查，按资产多少定为三等——后来改成九等，并规定“每岁一造册，三年一造籍”。在把人数基本摸清楚的前提下，到了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达诏书，容许长安七十多所衙门，每所可选“身能估贩、家足资财”的商人九名，号称“捉钱令史”，每人贷予“公廨钱”5万钱，用于商业活动，每月纳利息4千钱，一年4.8万钱，以单利计算，年利率约为百分之一百。这一政策，相当于让长安城里最有钱的七百个富豪家庭，每年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特别税”。很可能的情况是，政府贷出的“公廨钱”仅仅是名义上的，而缴纳的利息则是真金白银。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各州普遍实行。为了鼓励商人接受公廨钱制度，唐太宗在全国特别设立了七千个基层官员岗位（“防阁”），只要纳满一年，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当官，不过任期只有两年，之后由其他纳税的“上户”取代。
公廨钱制度在唐代执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到70%，继而再降到60%、50%，每笔强迫贷款金额也有降低，被选中的商人所获权益，早期是当官吏，后来则改为免除徭役。唐太宗发明的这个制度，在后世的学界引起过很大的争议。褒之者认为，这一制度虽然“粗糙”却很直接，政府养活了官员又巧妙地避免了广征税赋。贬之者则认为，这是对富有家庭的一次强制性的制度盘剥，它虽然比汉武帝的算缗令温和一些，不过本质却是一致的，另外，百分之一百的高利率亦是对全国金融市场的破坏，富户很可能以类似利率放贷给一般平民，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流通成本的抬高，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其结果是“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不管怎样，唐太宗想出的“公廨钱”的办法确实起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唐初吏治为历代最好。
在军费开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唐朝实行的制度是“兵在藩镇”，即由地方财政支出养驻军。李世民任用将帅执行了“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以防止他们拥兵坐大。
由此可见，李世民算得上是史上最精明的治国者之一，他让富人出钱养官，让地方出钱养兵，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就变得很少，“小政府”因此而生。
从公元618年开国到742年（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政权对工商业的宽松政策衍续百余年，其中也颇多反复与争议。
《新唐书》记载一事：公元703年，当时执政的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有关部门要求重新课征关市之税。一位叫崔融的大臣当即上书制止，洋洋洒洒地提出了“六不可”，其核心意思是，若征了关税，必然增加民间负担，阻碍商品交易，最终会造成社会动荡，政府得不偿失。武则天采纳其意，打消了课征的念头。
对于盐铁之利的争论则更大。
白寿彝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一文中细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制度衍变：在北魏初期，河东郡的盐池原归官府所有，以收税利，后来罢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拥有；孝文帝延兴年间（471—476年），朝廷复立监司，再收税利；到了宣武帝时期（499—515年），再次解禁；神龟年间（518—520年）又归国有，“其后，更罢更立”，数次反复。隋文帝立国，宣布罢禁之令，唐朝则衍续隋制，达一百多年之久。
到了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大臣刘彤上《论盐铁表》，重新拾起专营之议。在他看来，把山海之利放于民间，只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所以应该收归国有，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跟历代所有主张国营化政策的人士一样，刘彤的立论之本是“夺富济贫”，而实质还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玄宗令朝臣讨论刘彤之议，大家都觉得“盐铁之利甚益国用”，于是设立机构，“检校海内盐铁之课”，不过这一专营政策只执行了十年左右，到开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盐池之外，其余盐铁产地“无须巡检”，再度放还民间。
钱穆尝言，“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乡村，并不安放在都市。”此论只合适明清，从西汉至宋元，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城市，其中尤以唐宋最为强盛。
东西方在两千多年的城市发展上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也是比较研究中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欧洲在古希腊和西罗马时期是城邦制，城市化率很高，在日耳曼人入侵后，大小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庄园制度成主流，城市化率持续下滑，到14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有四个“巨型城市”，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和热那亚，但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人。欧洲城市化率的重新提高，则与工业革命有关。而中国，从西周到宋元，一直处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状态中。根据赵冈的研究，战国时的城市化率就达到了15.9%，西汉时为17.5%，唐时为20.8%，这一数据已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相当。中华早期文明的发达与人口大量聚集于城市有关。到了唐朝，城市管理的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西汉时，首都长安的人口约为25万人，到了唐朝，常住居民62.6万人，如果加上驻军、僧尼以及往来客商，其人口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100万，其旧址面积约80多平方公里，大于明清时的北京城，是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城市（到清末，西安人口只有11万）。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赞曰：“全城坊市，棋罗星布，街衢宽直，制度弘伟，自古帝京，曾未之有。”从流传至今的图册可见，宫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东半部设万年县，有东市，西半部设长安县，有西市。
《唐律》规定，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须在政府划定的“令市”中进行，县城之下不得有“草市”。这一方面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长安城的商业交易中心为东西两市——后世的“东西”一词由此而来。东西两市的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构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九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称之为行。东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荣，除了店铺，还有平准局、衣肆、典当行等。
政府对两市的交易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训，中午时分，催鼓而聚，一到黄昏，击钲（一种与钟形似的铜制乐器，可执柄敲击）而散；商贾带进两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经过市场管理机构（市司）的评定，分为上、中、下三等，规定价格，然后方可出售。政府还特别对店铺租金进行了规定，唐玄宗曾特别下令限定月租不得超过五百文。从这些规定中可见，长安城里的商品交易，与其城市规划一样，完全在政府的控制、干预之下，是一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以长安为起点，朝廷修筑了七条驿道，通往帝国的各个城乡，沿途每15公里设立一个驿站，全国共有1639处之多。这些驿站均在交通要道，有长期性的建筑及常驻的管理人员，在一片旷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标志，于是，它们很自然地成为当地交易的最好场所。
首都长安还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公元640年，唐军攻灭西域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由长安向西，可自由横穿整个欧亚大陆，直驱地中海东岸的安都奥克，全长约7100公里。正是通过这条漫长的贸易走廊，东西方文明进行了一次大沟通，中国的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贩销到欧洲市场。当时，罗马城里的多斯克斯地区有专售中国丝绸的市场，其价值约与黄金等重，造纸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东地区。而西方的动植物和新技术也传入中土。《唐六典》记载，唐王朝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唐王朝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罗马）、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大小国家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长安，他们大多住在西市，几乎垄断了珠宝行业，长安城里有专门的波斯邸（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之处）、波斯酒店等。
除了长安，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样十分繁荣。东都洛阳的城市规模仅次于长安，人口也超过了50万。在南方，最繁华的城市是扬州、成都、苏州和杭州，长江中游则是益州（今四川成都），时称“扬一益二”。杜甫有诗说“城中十万户”，益州市井之盛仅次于扬州。
盛唐气象就是这样被营造出来的。前所未见的轻税简政，促进了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更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商人在国境之内经商，数十里便有酒肆客栈，每个店铺均备有代足的驴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铁自卫，这当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
公元755年，镇守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一手终结盛唐，史称“安史之乱”。
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此乱的发生正是分权过度的结果。唐玄宗在位期间，十余年不换将官，而且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安禄山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致使其胸怀异志。更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诸侯。从经济上看，一百多年以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政权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暴露出大一统体制的不足之处——因管制乏力而导致“干弱枝强”。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
“安史之乱”给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数百里州县，皆为废墟”，“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叛乱被平息后，盛唐精气已被消耗殆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述当时的景象是：“地方割据势力陡然坐大，中央财政收入锐减，边境之外的少数民族频频挑起战端，朝廷无力支付军备消耗，只好把压力都留给地方，一切都变得捉襟见肘。”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唐之后，各项专营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乱”时期，朝廷急着用钱，想出来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仿效汉武帝的“算缗令”，向富商征收财产税。肃宗登基后，即派人到财富聚集的江淮、蜀汉地区向富商大族按资产征税，“十分收二”，也就是20%的税率，称为“率贷”，各道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向商人征税以充军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处计钱收税，从此“商旅无利，多失业矣”，盛唐以来“天下关隘无一征税”、“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复出现。
除了这种极端做法之外，恢复国有专营政策是另一个便捷的方式。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朝廷重新设立了盐铁铸钱使这一职务，对全国盐业进行专营管制——“尽榷天下盐”。
专营的制度发生过改变。初期，政策与汉武帝时期的办法基本相同，政府在产盐区设置盐院，规定民间的产盐户（“亭户”）所产食盐一律卖予盐院，否则以盗卖罪论。其令一出，盐价顿时上涨十倍，盐价腾涨又造成粮食价格上扬，民间出现民众饿死的现象。后来，主管全国财政的刘晏对其进行了部分修正。首先，他把统购统销政策改为“民产—官收—商销”，这个办法大大减少了盐政机构的人员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国十三个重要产盐区设立巡院，一方面打击私盐，另一方面则保护获得政策牌照的盐商的利益。其三，他制定了“常平盐”制度，以保证非产盐地区的盐价和食盐供应，防止投机商人囤盐牟利。与之前的政策相比，刘晏的盐法是一个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营模式。这些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食盐专卖收入逐年增加，十多年增长了十五倍，以至于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也是财政史上，盐税占国库收入最大比重的时期之一。
刘晏是一位桑弘羊式的理财大师，他前后主管天下财政长达二十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长官。除了官营盐业，刘晏还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准、均输制度重新搬了出来。他在各地建立常平仓，相当于仓储和物流中心，设置了知院官，随时了解各种商品的价格动向，然后“贱增贵卖”，以获其利。据《旧唐书·刘晏传》记载，“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销动向，政府获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场波动则得到了平抑，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术。”中唐在“安史之乱”以后，没有陷入更大的乱境，与刘晏以果断的专营政策迅速改善了中央财政状况有很大关系，因此，史家对刘晏授予了一个桑弘羊式的评价：“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在财政状况稍有改善之后，中央政府试图“削藩”。公元781年，年壮气盛的德宗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的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各地节度使联合犯上对抗朝廷，中央军屡战不胜，甚至在两年后被攻破长安。德宗被迫出走，还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赦免了那些叛乱的藩镇，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从此，地方割据之势再无改观，中央对盐、铁、酒等资源的专营权被迫让渡于地方，人财物三权尽失。据《新唐书·地理志》中的统计，中晚唐时期全国共分15道，计316州，唐皇室能够实际控制的只有六分之一左右。
当政治集权丧失之后，中央财政就变成了“讨饭财政”，最后沦落到靠卖官和地方诸侯贿赂才能维持的地步。《册府元龟·将帅部·贪黩》记载，当时有个叫李泳的长安商人发财之后贿赂中央，竟然当上河阳节度使，成了一方诸侯——“贿赂交通，遂至方镇”。《太平广记·郭使君》也记载，一个目不识丁的富豪靠行贿当上了横州刺史。
所谓“向地方诸侯索贿”，就是“羡余制度”。“羡余”的意思是“地方政府收支相抵后的财政剩余”，其实就是在正常的财政上缴之外，节度使们对皇帝的特别进贡。《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各路节度使，或新列税捐，或截取户部钱财，把所得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三进献给皇帝个人，美其名曰“羡余”，其实就是公开行贿。宋代学者欧阳修对此评论说：“连天子都要干受贿的事情，那么，老百姓就更加不堪了。”
有唐一代，终于没有能够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五十多年里冒出来十多个国家，中原逐鹿，天下愁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