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的诗以山水田园风光和隐逸生活为主要题材，语言洗脱凡俗，诗意单纯明净，风格冲淡自然，彻底摆脱了初唐应制咏物的狭隘境界，更多地抒发了个人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博得时人的倾慕。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位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是王维的先行者。
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使山水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咏物、闺怨、赠别、行旅、边塞等类作品也都有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摩诘多才多艺，学庄信道，参禅悟理，精通音律，擅长绘画，各方面的艺术相互渗透对其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表现手法上，他的作品语言含蓄、清新明快，句式、节奏富于变化，音韵响亮、和谐，具有音乐美；在风格意趣上，他的作品诗渗禅意、流动空灵，绘影绘形、神形兼备，淡远脱俗、静谧自然，情景交融、浑然天成，极具艺术之美；在思想内容上，他创造出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禅”的崭新境界。王维被后人誉为“诗佛”，此称谓表达了人们对王维在唐朝诗坛崇高地位的一致肯定。
除王、孟外，储光羲、裴迪、丘为等亦是著名山水田园诗人。
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则是高适和岑参，其派诗歌主要描写边塞及与之相关的题材。
高适直到四十多岁，才开始关注诗歌和文章。其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但皆不落前人窠臼，赋送别，荒渺而不凄切，写边塞，苍茫而不凄凉。他的边塞诗成就非常高，开一代诗风，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是边塞诗派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岑参青壮年时怀着到塞外建功立业的志向曾两次出塞。他的边塞诗以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其基本特征，这和高适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更多地描写边塞生活的丰富多彩，而缺乏高适诗中那种对士卒的同情。总体而言，他的作品风格造意新奇，想象丰富，夸张大胆，热情奔放，气势雄伟，色彩瑰丽，使他的边塞诗显出奇情异采的艺术魅力。
边塞诗派除高、岑之外，还有王昌龄、王之涣、李欣等，其中王昌龄的《出塞》、《芙蓉楼送辛渐》，王之涣的《凉州词》、《登鹳雀楼》等亦是不朽的名作。
李白的诗歌，无疑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诗歌领域他几乎无所不能，五、七言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其歌行和乐府往往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大开大合，笔法多端，达到了变幻莫测、随心所欲而无迹可寻的神奇境界；其词作，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已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存在。李白的作品立意清晰、语言轻快、想象丰富、意境奇妙，时而清新飘逸，时而豪迈奔放，但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而完全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诗歌艺术在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手中无疑已臻于极境，“诗仙”之誉，名副其实。
杜甫以古体、律诗见长，诗艺精湛，堪称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他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格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没有拼凑的痕迹，完全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他不仅用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而且用律诗写时事，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为后来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杜甫诗歌一贯的主题思想，是忠君忧国悯民，其内容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惨痛，记录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民间疾苦，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他的作品风格显得格外的沉郁顿挫。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影响深远，他的诗被誉为“诗史”，而他个人则被尊为“诗圣”。
中唐，一般指代宗元年至文宗二年太和年间。唐诗发展到中唐，流派众多，风格多样，是唐诗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元结创作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在杜甫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乐府的创作理论，重视诗歌对现实的反映和规讽作用。他的理论也成了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先声。同时期与他的诗歌主张相似的还有顾况。
而刘长卿则受到王维的影响，作品多写山水隐逸闲情和贬谪飘零之感慨。他的诗驰名上元、天宝年间，尤善五言，权德舆曾称其为“五言长城”。与刘长卿的五言近体诗并称中唐诗中二绝的是韦应物的五言古体。韦应物的创作深受陶渊明的影响，冲和平淡，气貌高占。
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耿湋、夏侯审他们十人也大都以王维为宗，虽然作品艺术和思想深度不高，但都擅长五言近体，善写自然景物及乡情旅思等，语词优美，音律协和。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审美趣味，遵循着共同的创作原则，又交往密切，相互唱和，所以被并称为“大历十才子”。以“大历十才子”及刘长卿、韦应物为代表的诗人所形成的创作风格，就被称为“大历诗风”。
《夜上受降城闻笛》的作者李益，与“大历十才子”及刘、韦不同，他曾居边塞十余年，故其诗多描写戍边战士的思乡之情，表现对深受戍边之苦的战士的同情。李益因其边塞诗而在大历诗坛上别具一格。
大历之后的诗坛以“韩孟诗派”为代表，这是包括李贺、卢仝、马异、刘叉等诗人在内的一个诗歌流派。此派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特点，提出三点诗歌主张：一是“不平则鸣”；二是“笔补造化”，这指的是诗歌创作既要有创造性思维，又要在选择物象时力避流俗；三是重神尚骨，推崇雄奇怪异之美。
精思苦吟的孟郊接过元结一派手中的复古旗帜，其诗以中下层文士对穷愁困苦的怨怼情绪为主旋律，风格情深婉致、古朴凝重。贾岛因诗风孤峭瘦硬，故北宋苏轼将他与孟郊并称，曰——郊寒岛瘦。
“韩孟诗派”的领袖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好“以文为诗”，作品虽然佶屈聱牙、穷形尽相、奇崛险怪，但因为重视“养气”，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也为其诗歌作品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
“诗鬼”李贺，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而且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一个代表者。他的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杜、韩愈等多方面影响，经自己熔铸、苦吟，形成构思独特、色彩浓丽、想象夸张、情调幽冷的风格，于唐朝中期诗坛独树一帜。这类瑰丽浪漫、虚荒诞幻、奇崛冷艳的诗歌作品，通常被称为“长吉体”。
与“韩孟诗派”的缒幽凿险不同，稍后崛起的“元白诗派”是一个以浅切顺畅的语言直接反映现实的新诗歌流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发起新乐府运动，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故又被称为“新乐府派”。除元、白外，此派较重要的诗人还有张籍、王建、李绅等。
白居易的闲适诗浅切淡泊、平和闲逸，屡屡为人称道，广泛流传于当时社会的各阶层甚至国外。但他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以在他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还是以讽谕诗所取得的成就最高。白居易继承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即“新乐府运动”。他的现实主义的诗论和创作直接对这一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的作用。而“新乐府运动”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经宋代王禹称、梅尧臣、张耒、陆游诸人以至晚清黄遵宪，一直有所继承，可谓影响深远。“诗王”白居易在中国诗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亦可见一斑。
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他认为诗歌与现实关系密切，诗歌必须关注现实，但对待现实既要“刺”，也要“美”。在当时，他匠心独运的次韵排律与颇具特色的艳诗及悼亡诗虽然流传甚广，但显然没有他感物寓意、意切言激的乐府诗地位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那些哀艳缠绵的爱情诗与疼痛心扉的悼亡诗，反而越来越为人们所喜爱。
刘禹锡善咏史，喜山水，而且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并进行诗歌创作。他的作品大多简洁明快、自然流畅、雄直劲健，他开创了通过咏物来寄托讽喻的先例。因为深信道教，他将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其作品极富艺术张力。他的好友白居易誉其为“诗豪”。
柳宗元与挚交刘禹锡一样，入仕后接连被贬。于是他放浪山水间，以诗文自娱，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但同中又有异，他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柳宗元与孟浩然、王维、韦应物四人合称“王孟韦柳”，为唐代继承陶渊明田园诗而发展成独特的唐代山水田园诗歌流派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