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将苏舜钦与宋诗“开山祖师”梅臣尧这两位好友并称为“苏梅”。苏舜钦诗趋向粗犷豪迈一路，而梅臣尧诗则多委婉闲淡之趣，虽然他们的诗风不一样，但在对诗歌的政治作用的认识上，他俩是一致的；在矫正“西昆体”之弊与开辟宋诗独特境界方面，两人也都起过相当的作用。
王安石注重社会现实，前期主张“不平则鸣”，退出政坛后，接受欧阳修“穷而后工”的理论。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摒弃传统词描写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的固定畛域，打破“诗庄词媚”的藩篱，将诗法引入词中，诸如怀古伤今、政治抱负、日常生活、佛语禅理等皆能收入笔下，风格瘦削雅致，尽洗脂粉尘俗，“一扫五代旧习”。他与范仲淹一道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的妻子吴氏、妹妹、女儿、侄女都能文工诗，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一群女诗人。
为士大夫们所排斥的柳永，不仅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优美的慢词，并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同时充分运用俚词俗语，以适俗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平淡无华的白描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肯定地说，此后，不论是婉约一派，还是豪放一脉，在体式和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深受柳永的影响。而在当时，因为柳永的存在，词才得以迅速平民化、大众化，从而获得了新的发展趋势。柳永堪称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之一。
苏轼是一个全能的文学天才，他在文学理论上强调“文”、“艺”并重，丰富了美学理论；他的诗继承了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传统，又矫正了在他之前宋诗流于浅率无味和生硬晦涩的弊病，形成他自己纵横开阖、收放自如、新奇警策、深刻透辟的鲜明风格；他的词独辟蹊径，高出人表，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苏轼“以文为诗”，从此诗风变唐为宋；他又“以诗为词”，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此，“自是一家”的词终于得与诗并驾齐驱了。“一洗万古凡马空”的苏轼，不仅给北宋词带来了崭新的气象，更促使了两宋豪放词派的诞生，坡翁才华真是无与伦比。
萧观音，即辽道宗皇后，她精通音律，能自制歌词，善于向欧阳修、苏轼等文化巨子学习，以填词赋诗而闻名。但她的词以婉约见长，辞藻华丽，寓意凄宛，怨而不怒，含蓄悠远，被公认为契丹诸诗人中的第一人。
黄庭坚，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诗法度严谨、说理细密、气象森严，代表了宋诗的特点。黄庭坚以诗圣杜甫为学习对象，构建并提出了“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等诗学理论，成为“江西诗派”的开派宗师和领袖。该诗派成员如陈师道、谢逸、晁冲之、曾几、陈与义等大多受黄庭坚的影响，作诗崇尚瘦硬奇拗的风格，内容以吟咏书斋生活为主，重视文字的推敲技巧。“江西诗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歌流派，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秦观虽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但却深受柳永的影响，创作了大量慢词。他采小令之法入慢词，把令词中含蓄缜密的韵味带进慢词长调，弥补了柳永以赋法填词所造成的发露有余，浅白单调的不足，从而让词变得跌宕有致，包蕴深层，达到情韵皆胜的审美效果，使得慢词的创作走向成熟。不同于苏轼的“以诗为词”，秦观反其道而行之“以词为诗”，他的诗词作品语言细腻雅致，感情深挚凄婉，风格精美纤巧、清新妩丽兼具严重高古，可谓委婉纤柔与豪放并存，在北宋文坛上独树一帜，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为后人提供了更多的启示和借鉴。
贺铸能诗文，而长于词。其词内容、风格丰富多样，善于锤炼语言并能融化前人成句，用韵极严，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他以健笔写柔情，春花秋月，深婉浓丽，近秦观、晏几道；爱国忧时，悲壮激昂，又近苏轼。两宋豪放词风，从苏轼的别开生面到辛弃疾的蔚然成风，贺铸的英姿磊落应是其间的重要过渡。
周邦彦的词仍以表现男女恋情、羁愁行役、人生哀怨等传统内容为主，但他除了继承柳永、秦观等人成就之外，又进一步以赋为词、研音炼字、精雕细琢，将词的创作逐步引导向富艳精工的道路，开格“律词派”的先河。周邦彦是北宋婉约词之集大成者，其词风对南宋的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张炎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旧时词论者称他的词为“清真词”，称他为“词家之冠”。
“靖康之乱”，北宋灭亡，政权由北方转到南方。李清照、朱敦儒、向子諲、张元干、叶梦得、李纲、陈与义这些被迫随衣冠南渡的词人，被统称为“南渡词人”。他们的前半生，是在徽宗朝畸形的和平环境中度过，生活比较安定舒适，大多数词人是在绮罗丛中吟风弄月，创作上虽已初露锋芒，但被当时还健在的前辈词人贺铸、周邦彦等的光芒所遮掩，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靖康之难后，金人的铁蹄改变了他们后半生的生活和创作倾向。政局剧变，国破家亡，漂泊流落，使他们颇多家国之感和身世之悲，发而为词，多有凄苦的哀叹和深沉的感伤。而此后的南宋小朝廷屈膝求和、不思进取、偏安江南，加之岳飞等抗敌爱国英雄的被害，更激起了广大百姓和富有正义感、有民族自尊心的士大夫的爱国热情。诗人们也从此逐渐放弃了“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取古人成言”的条条框框，使诗词创作面向社会人生，反映多灾多难的时代生活，抒发爱国情思，诗词风格由是发生明显的变化。
吕本中是南北宋之交重要的诗论家与诗人，提出“活法”和“悟入”理论。他的作品，前期浑厚平夷，中期沉着深稳，晚期老健枯淡。虽然吕本中传江西衣钵，不少作品确有“江西诗派”理胜于情的共性，但他亦深知江西末流枯涩呆滞的弊端，所以，他的作品逐渐有了变化，就整体面貌而言，呈现出语言平易流转、构思深致新巧、气势波澜宏阔、器局开豁疏朗的风格。吕本中对南宋前期的诗歌发展和诗风的变革产生过很深的影响。
李清照是“南渡词人”中成就最卓著的一位，她工诗善文，尤擅长词。在李清照之前，婉约词人多以男子之笔墨状女子之口吻写艳情幽怀，而李清照则是以女性本位写自我爱情悲欢和亲历的家国巨变，虽只是用白描手法，熔炼家常用语，但感情真挚、语言清丽、韵律优美、意境深厚、格调清冷，感人心魄。李清照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主张词“别是一家”之说，在群花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被称为“红艳诗人”的朱淑真，精晓音律，能文善画，尤工诗词。其作品多抒写个人爱情生活，艺术成就颇高，早期笔调明快，文词清婉，情致缠绵；后期忧愁郁闷，流于感伤，多幽怨之音。后世常将她与李清照相提并论。
陆游工词善文，但尤擅长诗，这与李清照相反。南宋初年，局势危急，士气颇盛，诗坛风气也为之一振，但随着偏安局面的形成，士大夫们日趋消极，诗坛风气也变得日益萎靡，吟风弄月的题材走向和琐细卑弱的风格日益明显。这时陆游继吕本中之后再度昂扬振作起来。陆游的诗词语言平易晓畅，章法整饬谨严，气势豪健悲壮，感情真挚动人，虽然风格丰富多样，但忧国、爱民、誓死抗敌始终是陆游诗词最大的特色。陆游将浓厚的浪漫气息与强烈的现实思想融于一身，创作出有如黄钟大吕般的爱国主义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当国势倾危之时，陆游诗词中的爱国情怀都会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坚决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精神力量。
陆游诗词虽然昂扬，但同时期敌国完颜亮的作品却更有一股雄霸之气。完颜亮是金国成就比较突出的诗人，他的诗词笔力遒劲质朴，文思奇诡卓异，风格雄毅豪放，气象恢弘高古，其不欲为人下的英武豪迈之姿，每每跃然纸上。完颜亮的诗词创作，不但影响了大金国的一代文风，也给南宋文学溶入了刚建朴质的活性因素。
范成大与尤袤、杨万里、陆游一起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他从“江西诗派”入手，却又不囿于其篱笆。他的诗题材选取十分广泛，但以田园诗歌造诣最高。范成大的新体田园诗，将农事诗、悯农诗与传统田园诗结合起来，描写自然的风光景色、农村的世俗人情和农家的劳作生活，作品大多节奏明快流畅，语言浅显平易，韵味妩媚清新。范成大以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使金纪行诗，内容主要是描写沦陷区山河破碎的景象，但贯穿其中的中心主题，还是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感，在当时的爱国主题诗歌中尤为真切感人。
同为“中兴四大诗人”的杨万里，初学“江西诗派”，重在字句韵律上着意，五十岁以后诗风转变，由师法前人到师法自然，创造了他独具特色的“诚斋体”。“诚斋体”的最大特点：以“活法”为诗，善于摄取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凡的景物，用清新活泼、雅俗共赏的语言，融入作者自己的真实感受，形成别致新颖、生趣盎然的意境。�创作，不但影响了大金国的一代文风，也给南宋文学溶入了刚建朴质的活性因素。
辛弃疾与陆游一样，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但他不像陆游一般喜欢写作诗歌，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继承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融传统的豪放和婉约于一体，深于寄托，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如果说东坡是“以诗为词”，那稼轩则是“以文为词”，语言愈发自由解放起来，他不仅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兼且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稼轩词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堪称“一代词雄”。与陆游、辛弃疾同时驰突于当时词林，在抗金问题上主张一致，同作壮词感愤时事的，还有陈亮、刘过、岳珂、戴复古、韩元吉、杨炎正诸家，他们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彼此相近，遂自然形成了一个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在南宋前期，辛派词成为词坛的主要流派。
陈亮，一方面借鉴比兴寄托的手法，以婉约词呈现出词体的本色风格；而另一方面，做为辛派豪放词人，他又用词慷慨激昂地阐述政治见解，抒发抗金北伐的宏志大愿，表达炽烈的爱国情感，充满了激昂的雄辩和政论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