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继承庄子、屈原、李白的文学风格，将性灵派“主真性情”的观点予以提炼加工，提出了尊情、主逆、真风骨的诗学主张。他的诗词作品多咏怀和讽喻之作，最大的特色，就是想像奇特，语言奔放，文辞瑰伟，感情浓烈，寓意鲜明，含义深远，从而使诗歌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透过乾嘉盛世的外表，深刻地看到整个社会潜伏着的严重危机。因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关注，龚自珍以诗歌为“武器”，主张“更法”、“改图”，他的诗除表现出个性解放和同情人民的思想倾向之外，更充满反对僵化、渴求变革、反对保守、追求创新的革命意味，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一新诗坛面貌，成为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首位大诗人，赢得了“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称誉。
诗歌到了黄遵宪这里，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黄遵宪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等人用诗歌反映现实斗争的传统，反帝爱国、变法图强是他诗歌的两大重要主题。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从他投身政界到他死前为止，晚清近三十年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几乎无一不在他的诗歌里得到反映。除了“独辟异境”的将当时重大政治事件与旧体诗结合起来之外，他还喜欢开“未辟之境”，将社会理想、时代风貌、异域风情、新名词、新事物统统入诗。因此，黄遵宪虽然对于诗歌的革新做出很大的尝试，但不足也是明显的，他的不少诗歌有意为史，叙事和议论过多，抒情则流于简单的夸张；反映国外风情的诗，偏重于介绍新事物，而并没有把西方文化中深层的内涵引入到诗歌中来。尽管如此，依然不得不承认，是黄遵宪第一个清楚地认识到，传统的古典诗歌已经难以充分地反映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知识了，诗歌必须与时为变，在题材、风格、语汇等方面需要不断的创新，这对于推动诗歌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古典诗歌内容的扩充，表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受世界的姿态；他的一些诗歌语言通俗且形式自由，虽然艺术成就不高，但已经带有向白话诗靠拢的意味。黄遵宪，无疑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诗界革命导师”。
“同光体”有三派，分别是陈三立的赣派、陈衍的闽派和沈曾植的浙派，他们实际是清代“宋诗派”的余绪，作诗师法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喜用僻典冷字、险韵拗句，风格枯涩瘦硬。这些诗人正当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期，大都倾向和支持洋务与变法，创作了不少反对外国侵略、悲愤国事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其中成就较高的是赣派的陈三立。陈三立的诗，初学韩愈，后师黄庭坚，其作品意象饱满，词采雄丽，直观性强，虽好用僻字拗句，生涩奥衍，但仍有深醇之味，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诗界革命”的旗帜是黄遵宪，但鲜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却是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广泛接触日本新文化和西方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推行文学改良，他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并具体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力图开辟诗歌语言的新源泉，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在当时确实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但其实质不过是把诗歌当作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工具而已，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不仅脱离传统、脱离群众，而且完全不顾诗歌的艺术要求，所以很快就丧失了生命力。到了后期，就连梁启超本人的诗歌，也在向古典的传统回归，向“同光体”靠拢，这更是宣告了“诗界革命”的结束。
梁启超脱离传统的“诗界革命”最终失败了，而秋瑾继承传统的爱国豪放诗词却依然光芒万丈。秋瑾的诗词从内容和主题上看，始终以表现男女平等思想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情怀为主旋律。从艺术风格上看，秋瑾诗词直抒胸臆、雄浑刚健、道劲豪放，一洗传统女性文学的脂粉之气，而多击节铿锵的时代之音。为抒发抱负和高涨的革命英雄主义理想，秋瑾诗词常常运用浪漫主义表现形式和夸张的艺术手法，造成一股喷涌而出、气壮山河的气势，让人百读不厌，慨叹不已。秋瑾作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女诗人和新时代的第一位女诗人，以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昂扬豪放的情感，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弘扬英雄爱国的情怀，开辟了我国女性文学史上的先河。
五、近现代诗歌：
近现代诗歌是指“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诗歌总称。近百年来，从“五四”开始，各种打着“文化”旗帜的运动连续不断，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挫伤和摧残，以古文和格律为主的古典诗歌受到排斥，一些人借鉴西方诗歌形式，高倡以白话文为主的现代诗，于是，一种崭新的诗歌诞生了。 由于这类诗不讲究格律，不讲究形式，没有固定体式只求内容和情调，用词组句较自由，故也称自由诗。很长一段时间内，自由诗统治着中国诗坛。除了鲁迅和毛泽东两位文豪的作品之外，古典诗歌几乎消声匿迹。
鲁迅，“新文化运动”文学界的旗手，然而从现在留存的诗歌作品来看，仅有一小部分自由诗，其余绝大部分居然是古典诗歌。先生的诗歌作品，有时含蓄蕴籍，有时奔放激昂；有的清新明快，有的沉郁悲凉；有悲愤的控诉，也有辛辣的讽刺。虽然随着内容的不同，文情笔致，灵活多样，但总体风格基本又是一贯的，只是愈到晚年愈显得博厚、深刻、沉郁、愤激。由于毛泽东“三个家五个最”的极高肯定，先生的部分作品存在着被过度解读的现象。
试图革传统文化“命”的毛泽东，偏偏自己的传统文化修养极高，其诗词在继承了建安文学苍凉刚劲和宋代“苏辛”豪放派风格的基础上，打破历代诗词创作多以反映个人生活和思想情绪为主的艺术倾向，第一次以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斗争场面为创作题材，以革命家和艺术家的独特感受，史诗般地再现了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画卷，使诗词创作进入了一个前人没有触及的新领域。他以自己独特的伟人胸襟和植根于民间的丰富语言，开创了历代作家所没有达到的磅礴开阔、雄浑霸气而又幽默洒脱的艺术风格，把中国豪放派诗词创作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峰。但一花独放不是春，直至改革开放，不仅解放了思想，也解放了传统文化，古典诗歌获得新生，诗词组织遍地开花，创作队伍日益扩大，古典诗歌和自由诗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好东西，顶一个。不过感觉你在这个版块估计要没人理了。去文学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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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胡适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其后经过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等创作主力的不断努力，自由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
随后，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自由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自由诗真正取代古典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现代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现代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而受泰戈尔《飞鸟集》影响的冰心，以其独特的“繁星体”自成一家，其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瞿秋白的“怒吼的诗”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虽然一扫当时许多自由体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也存在着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自由体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和冯雪峰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提倡格律现代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为格律现代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他的作品，善于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方法，而贯穿始终的还是爱国主义情怀。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另一位重要诗人。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憧憬光明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在面临茫然的前途时所产生的悲观情绪。
三十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以朴实、粗犷而又热情的艺术风格，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而“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的诗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富于节奏，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以政治抒情诗为主，其主要的成员为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人。在创作中，他们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