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宗开成元年至哀帝天佑四年，唐朝诗歌进入晚唐时期。这一时期，牛李党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又爆发了最终令唐王朝轰然坍塌的黄巢大起义，面对这种情况，诗人们大都忧时嗟生、消极悲观，关注对象从社会转入自身情感，吟诵男女之情蔚成风气，艺术格调上，一方面继承中唐精工雕琢的“人工之美”诗风，另一方面也推重天真隽永、平淡的诗风。晚唐诗坛依风格大致可分为五类：贾岛、姚合代表苦吟诗风；司空图、陆龟蒙代表隐逸诗风；郑谷、韦庄、罗隐、杜荀鹤、聂夷中、皮日休代表政治讽喻诗风；杜牧、许浑代表清丽感伤诗风；李商隐、温庭筠代表深婉绮艳诗风。
杜牧七言绝句成就颇高，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多切经世之物，风格英发俊爽。他主张“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兵卫”，所以，他的作品不以辞彩取胜，不以怪峭取胜，而是用清丽的笔触描绘各种动人的景色事物，抒发豪迈健康的感情，造成一种风流高雅而又绰约含蓄的意境，在晚唐可谓神韵独高。
李商隐的诗秾丽而时带沉郁，摇拽而不失厚重。丰富深厚的思想内容与曲折见意的表现形式达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形成深情绵邈、典丽精工、意境深远的独特风格。李商隐作品既有咏史佳作，亦有咏物名篇，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所独创的无题诗。李商隐以其善感的内心和细腻的感情，将男女爱情相思写得朦胧迷幻、优美动人、缠绵悱恻、荡气回肠。他为抒情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堪称“朦胧诗”的始祖。
古体诗和近体诗在唐朝走向辉煌顶点的同时，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词。按乐填词现象在隋唐以前就出现了，或许可以算是词的滥觞。但论者普遍认为词大约在初盛唐产生，从中唐以后开始渐渐流行起来。词即歌词，它跟乐府歌辞的辞是一个字，本指一切可以合乐歌唱的诗体。唐代称当时流行的杂曲歌词为“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这就是我们今天用以跟诗或曲并称的词。
最开始，古体诗和近体诗大多是先作诗，后配乐；而词则基本是先有曲调，再按调谱填词。配合词调的音乐主要是周、隋以来从西北各民族传入的燕乐，同时包含有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清商乐。燕乐的乐器以琵琶为主，琵琶有二十八调，音律变化繁多，五七言诗体不容易跟它配合，长短句的歌词就应运而生。《旧唐书·音乐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所谓里巷之曲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俚曲小调，如《渔歌子》、《望江南》等；所谓胡夷之曲则是当时外国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乐曲，如《菩萨蛮》、《苏幕遮》等。这些胡夷里巷之曲在城市流传过程中既不免渗入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在乐工、歌伎的传唱过程中，音乐上也不断得到加工和丰富，这就使词在情调上初步具备了自己的特征。
唐代的近体诗本来是可以合乐歌唱的，当它们不能很好配合时，就不免增减诗的字句来合乐。因此象《浪淘沙》、《雨霖铃》、《抛球乐》等曲词原来都是七言绝句体，后来却演变为长短句的词调。同时，在文人撰写那些胡夷里巷之曲的歌词时，又往往依照近体诗的声律要求来写。这样，词在内容、手法和声律上都显著地受到近体诗的影响，从中晚唐开始就是如此。
词由于要配合曲调歌唱，音律、字句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比之篇幅长短、字声平仄都较少限制的五七言古体诗，它特别不适宜于曲折叙事或倾泻诗人的深哀积愤之作，尤其是初期流行的小令词。于是词在配合乐曲歌唱的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近体诗的声律成就，因此音乐性比较强，虽然今天它已不能合乐歌唱，但读时仍容易琅琅上口；而词调的上下分阕、反复吟唱的形式，又比较适合于一些触景生情或今昔对比的抒情小诗的写作。这些又进一步形成了词调的特征，使它成为在五七言诗以外另辟蹊径的一种新诗体。
唐代这种新体诗最早出现于民间，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就是证据。文人填词之风始于唐中叶。在唐代文人填词，李白、刘长卿、张志和、韦应物是较早的一批；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刘禹锡则是词作的推动者；晚唐填词之风渐盛，所用词调有所增加，艺术上也较成熟，代表作家为温庭筠；五代十国时期，词作适应女乐声伎，畸形发展，作家作品大量出现，成就远远超过同时期的诗文。
五代后蜀赵崇祚收录了晚唐五代时温庭筠、韦庄、皇甫松等十八位词人的作品，是为《花间集》。这十八位词人的作品大多写旅愁闺怨、合欢离恨，词风轻盈婉约。而温庭筠、韦庄、皇甫松等人也因此被后世称为花间词人。《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词集。在花间词人中，主要以晚唐的温庭筠和前蜀的韦庄为代表。
温庭筠诗词风格上承南北朝齐、梁、陈宫体的余风，下启花间派的艳体，是民间词转为文人词的重要标志。其诗以“秾艳精丽”为主，不乏“清寂淡远”；其词则以“隐曲密丽”为主，兼有“清新明朗”。但温庭筠诗、词共有的特色还是“绮艳”。温庭筠是第一位专力于“倚声填词”的诗人，其词多写花间月下、闺情绮怨，形成了以绮艳香软为特征的花间词风，被称为“花间派”鼻祖，对五代以后词的大发展起了很强的推动作用。
韦庄诗作多以伤时、感旧、离情、怀古为主题，其律诗圆稳整赡、音调浏亮；绝句情致深婉、包蕴丰厚，发人深思。韦庄诗虽然清词俪句，情致婉曲，极富画意，但其词成就更高。世人评价说：温秾丽，韦清新。因为温词主要供歌伎演唱，而韦词却注重于情感抒发，个性鲜明，故韦庄能于“花间派”的浓艳雕琢之外，别开疏淡清扬之风，一扫前花间词人缜丽浮文之习。
冯延巳的词继承了花间词的传统，创作目的还是“娱宾遣兴”，题材内容上也没有超越“花间词”的相思恨别、男欢女爱、伤春悲秋的范围。但他的词在表现爱情相思苦闷的同时，还渗透着一种对时间和生命的忧患意识。从此以后，对于时光易逝、生命有限、人生短暂的感叹开始逐渐成为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之一。所以，因循出新，可谓是冯延巳词的特点。
李煜通音晓律，能诗擅词。他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用语自然、感情真挚、意境优美、内蕴深沉。虽然整体风格依然没有摆脱“花间派”绮丽柔靡的积习，但在人物、场景的描写上较花间词人无疑已有了更大的艺术概括力量，特别是其后期反映亡国之痛的作品，哀怨凄绝，意境深远，极富艺术感染力，可谓空前绝后。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高度评价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3、宋辽金诗歌
经历过唐诗的辉煌，诗的光芒有所黯淡。但宋代文豪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另辟蹊径，将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开启了好议论、重理趣的诗风。与此同时，诗和音乐的关系也开始日渐疏远。而词在经历晚唐五代词人的铺垫后，开始迎来它的顶峰，最终使宋词也和唐诗、元曲一样，足以代表着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宋初诗风有“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之分，王禹偁推崇杜甫和白居易，诗风平易流畅、简雅古淡，被宋人看作是重要的“白体”诗人。其词即事即目，登览抒怀，寓情于景，格调深沉，雄浑有力，艺术上完全臻至成熟，在宋初小令中是别开生面的。
而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十七位宋初馆阁文臣互相唱和、点缀升平，他们把在编书之余所写的酬唱诗结集为《西昆酬唱集》，其作品沿续晚唐五代的诗风，片面发展李商隐追求形式美的倾向，表面上看确实对仗工整、声律和谐、辞藻华丽、音调铿锵、雕润密丽，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但从总体上看，“西昆体”诗歌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真情实感，思想内容贫乏空虚。然而，这部诗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子们纷纷效法，号为“西昆体”，在宋初风靡了数十年。
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他率先以唐人边塞诗入词，境界开阔、格调苍凉，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和爱国词的创作，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诗歌上，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其作品以清为美、意淳语真，但“以文为诗”、议论化的倾向也非常明显，与当时流行的“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范仲淹的提携之人是“宰相词人”晏殊。晏殊词吸收了南唐“花间派”和冯延巳的典雅流丽词风，但他抖落“花间”的艳气，出现了真正的淡丽。晏殊圆融旷达，故能以清婉理性的心态写着气象富贵的作品，语言凝练明净，构思曲折精巧，风格雍容闲雅，开北宋婉约词风之先。晏殊不仅是“江西词派”的领袖，更是导宋词先路的一代词宗。晏殊第七子晏几道可谓纯情词人，他揉合了其父词典雅富贵与柳永词旖旎流俗的特性，创作出既雅又俗的歌词合乐的典型音乐形象，使词这种艺术形式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并取得扭转雅歌尽废的历史性作用。
晏殊对张先亦有知遇之恩。张先能诗及乐府，擅长小令，亦作慢词，其词主要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风格情韵浓郁、含蓄工巧。被后世视为“古今一大转移”的张先对词的改革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用词来赠别酬唱；二是率先使用题序。
文坛盟主欧阳修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主张，认为诗歌应该有重视生活内容的精神，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理论。而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历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文艺论著，开创了诗歌理论著作的新体裁，大体上奠定了北宋诗话既有漫笔琐记、逸闻趣事，也有诗歌考证、点评阐发这样的体例。在词方面，欧阳修虽然与恩师晏殊同样主要走五代词人的老路，但也有所革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