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词承继周邦彦，仍写恋情与咏物。但在引诗济词方面则和苏辛是相通的，其词具有“清空”和“骚雅”的特色，清空出自苏轼，骚雅脱胎于辛弃疾。和苏辛不同的是，姜夔主动将词的音律、创作风格和审美理想纳入一定的法度之中，使原本表现恋情的婉约词脱去缠绵悱恻的意味，远离男女恋情的细节，而变得更高雅纯洁，超凡脱俗，从此原来并无必然联系的清空、骚雅联成一体，形成一种意境清空、格调骚雅、音律严整的新词风，在艺术上冠绝一时。后人把以姜夔为典范，包括吴文英、史达祖、高观国、张炎、王沂孙、周密等风格相近的南宋词人合称为“骚雅派”，这是继辛弃疾之后所形成的又一个词派。“骚雅派”，又称南宋江湖词派，此派词人加强了词的表现自我的能力，丰富了词的抒情手段，在词史上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为了追求骚雅，又走上了过于隐晦、细小、破碎、缺少开阔意境与开阔手段的道路，将词带入一个狭小的天地，这对词的发展又起到了不利的限制作用。
史达祖是南宋中期“骚雅派”的代表人物，其词“清新闲婉”，以咏物为长。他善于客观地观照“物”这一生命体，再借物之表象特征含蓄表达自己蓄积于心底深处的感受，其咏物词精雕细琢，刻意研炼，分析入微，引人入胜，在当时极负盛名。
诗词至南宋末期逐渐衰落下去，开禧北伐失败之后，宋室再次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和议，宋、金之间再次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阶段，而陆游式的慷慨悲歌已无嗣响，代之而起的是以流连光景、咏叹人生为主的两个诗人流派，一是“永嘉四灵”，二是“江湖诗人”。
赵师秀与徐照、徐玑、翁卷一起合称“永嘉四灵”，他们主张诗应“自吐性情”，以五律为写作的主要载体，苦心雕琢推敲，锤炼字句，以表现一种凄清冷漠的心境和自然淡泊的高逸情怀。赵师秀“名冠四灵”，他总结了同仁的艺术主张，公开打出宗法晚唐的旗帜，以“姚贾诗法”相号召，直接影响了一大批江湖诗人，打破了“资书为诗”生硬晦涩的“江西诗派”横霸南宋末诗坛的局面。
“江湖诗派”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他们在这方面受到“四灵”的影响，字句精丽，长于白描，境界较为开阔，又稍胜于“四灵”。刘克庄早年与四灵派翁卷、赵师秀等人交往，诗歌创作学晚唐，刻琢精丽。后受陆游、辛弃疾的影响使他在题材取向上与“四灵”分道扬镳，并与江湖派戴复古、敖陶孙相友善。刘克庄诗属“江湖诗派”，作品数量丰富，内容开阔，多言谈时政，反应民生；其词则以爱国思想内容与豪放的艺术风格见称于世，但散文化、议论化倾向也较突出。
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其诗继承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规模李、杜，语言朴实无华，意境悲怆沉郁，气势磅礴壮丽，风骨遒劲凛然，毫无雕琢痕迹，其“丧乱诗”不仅将诗与史奇妙结合，更创新采用联章绝句、律诗的手法，把悲壮慷慨的感情表现于苍莽雄阔的意境之中，足以奠定他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其词学苏轼，气象雄浑苍莽，境界博大壮阔，但又不乏摧刚为柔、幽婉深挚之作，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用俗为雅，变故作新，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其诗论相当全面地评论了自汉魏下迄宋季这一千馀年间的重要诗人及诗派，表达出重视自然天成的意境和雄放壮伟的风格之诗学主张，一直为后代的诗论家所重视。元好问，巨手开先，冠绝于时。
完颜璹，元好问誉之为“百年以来宗室中第一流人”。他的词多抒写随缘忘机、萧散淡泊的意绪；其诗则多表达对富贵功名的鄙弃和对生活的超脱，用语清淡雅致，色调散淡疏朗，气象清远蕴藉，意境萧逸清新，风格平淡自然。后期，随着金朝国势的衰落，加之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得志，他的作品中有了抱负难伸乃至嗟老叹贫的感慨。
吴文英主要师承周邦彦，重视格律，重视声情，讲究修辞，善于用典。在表现手法上，其词具有打破传统的层次结构方式、转换自由、跳跃性强、现实与想象杂糅的特点。就题材而言，多为酬答、伤时与忆悼之作，风格柔婉雅致、密丽深幽，但雕绘过甚，时有堆砌之病、晦涩之失。吴文英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南宋婉约词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号称“词中李商隐”。
宋元易代后，在异族政治统治和中原文化沦丧的双重失落之下，忠贞高洁的遗民诗人们倍感愤恨悲痛，他们对故国产生了浓重的依恋情怀，并通过文学创作及行动做法等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此群体独有的“临安情结”，在遗民史上具有其特殊性。此情结在历史、文化及心理诸多内外力综合作用下而形成，逐步成为“遗民诗派”自我灵魂和创作灵魂的主宰，他们表现出宋末文学的强烈正义感，一扫宋诗标榜宗派的恶习，而形成一种新精神新力量。当日如文天祥、谢翱、方凤、林景熙、汪元量、谢枋得、许月卿、郑思肖、真山民诸人，或身死殉国，或遁身世外，他们所发为诗，大都以愤恨哀怨之笔，抒写其亡国之痛，离乱之情，表现宋代最后一点爱国精神与气节。
文天祥，初学“江西诗派”技巧，常常搬弄典故，堆垛辞藻，写些平庸的应酬诗。后期标举杜甫，诗风大为改变，不仅内容变得充实丰富，情感变得深沉厚重，而且诗歌语言也沉着凝练起来。他将个人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以诗记录当时坚苦卓绝的斗争，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晚年在燕京狱中，文天祥将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成《集杜诗》一卷，共五言绝句两百首，把历来被视为文字游戏的集句诗，变成了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创作。
文天祥兵败被俘后，汪元量曾多次到囚所探望，并以诗勉励文天祥尽节。汪元量早期创作受“江湖派”的影响，意境幽窄。“德祐之变”后，他继承并发扬了陆游、辛弃疾、陈亮爱国诗词的传统，用七绝组诗来纪国亡前后事，多故宫禾黍之悲，景真情挚，凄怆哀婉，时人比之杜甫，称其作品为“宋亡之诗史”。
谢翱是宋末遗民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家，诗、文、词俱工，而诗的成就尤为突出。其诗沉痛悲凉，意旨深密，深刻地反映了在异族统治下人们哀痛的心情。在艺术手法和章法格局上，谢翱博采众长，而又时造新境，他打破绝句独立自守的藩篱，采用绝句组诗来曲折叙事和倾诉积愤哀思，手法独具一格，深得时人称颂。
4、元朝诗歌
词本起于民间，流传于歌女伶工之口，原是一种通俗文学。五代、两宋、文人学士作者日多，体裁日益严格，对于音律修辞，亦日益精求，这种情形发展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人的时候，算是达到了顶点。这样一来，原起于民间、流传于歌人口中的词，变为专业词人们的禁脔，通俗的歌词，变为雅正典丽的美文，不仅民众看不懂，唱不来，甚至连一些非精于词学的文人，也很难染指了。于是，词逐渐同民众隔离，活泼的生机是愈来愈少。
但是，处在词的僵化与形式化的局面下的都市歌女伶工们并不会就此闭住了口，因为她们仍旧要卖唱谋生，要歌唱以寄抒情意。歌女伶工们播于管弦出于歌喉的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又十分密切，从北宋末年开始，金人进入中原，接着又是蒙古人的南下，在这一过程中，大批的新乐器与新歌曲输入中原，乐器不同，音调节拍各异，旧词自然无法合奏，制作新声新词势在必然。而元入主中国之后，汉人受到残酷压迫，汉族文人地位低微，部分人从旧的思想和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在旧的歌曲中求变化，在新起于民间的小调中求资料，接着乐师来正谱。后来作者渐多，曲调日富，前人所视为卑不足道的市民文学，又大大地发展起来，逐渐代替了正统文学的地位，于是，一种继词而起的便于歌唱的新兴文学“曲”诞生了。
“诗庄、词媚、曲滑”，元曲在格律上比诗词更灵活，语言表达更接近民间口语，情调多带戏谑之风，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另外，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元曲其实包括杂剧与散曲两部分，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文学；而散曲才是金元时期我国北方兴起的一种合乐歌唱的诗歌新体式，包括小令和套数。元曲声韵使用北方语音系，没有入声韵，这与通常用在诗词中的吴语为中心的南方语音系四声有较大差别。
因为诗名远播，元灭金后，元好问得到了耶律楚材的保护，可见耶律楚材确实酷爱诗歌。耶律楚材的诗应酬之作颇多，往往流于率易，缺少锤炼；较理想的是边塞诗，因为曾随军西征，熟悉边疆的风土人情、山川景物，西域奇瑰壮丽的风光故也在他的诗中得到了生动真实地描绘。耶律楚材的诗自然为文，不假雕琢，境界开阔豪放，风格清健飘逸。由于散曲的异军突起，元代诗词没落，耶律楚材仅中等之资，但已堪称是元初最优秀的诗人了。
元初诗坛，续耶律楚材之后，戴表元“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戴表元是鼓吹学习唐诗、力矫宋诗弊端的主要人物。他的诗以伤时悯乱、同情民间疾苦、吟咏家乡名山秀水为主，格调清新，形象鲜明，雅韵秀丽。
元初，曲能取代诗词的地位，关汉卿可谓是深具影响的第一人。关汉卿有“曲圣”之称，他虽然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但也擅长散曲。他的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其内容丰富多彩，但以写男女恋情的作品最多，对妇女心理的刻划细致入微，写离愁别恨则真切动人。整体上来看，关汉卿散曲喜用白描手法，语言通俗而口语化，生动自然，泼辣风趣，很能表现曲的本色。关汉卿以其不朽的文笔，与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
“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不仅精于度曲，而且善于填词。其词承袭元好问格调，内容以应酬赠答、伤时感怀、田园山水为题材，风格兼有豪放、清逸的特点；其散曲大多是叹世、咏景和闺怨之作，曲词清秀雅丽、华美婉妍，风格端庄儒雅、俊逸有神，部分小令颇有民歌特点，尤为活泼自然。白朴“以诗入曲”，开一崭新境界。
马致远是撰写散曲的高手，他熔诗词与口语为一炉，创造出散曲的独特意境，作品有写景、叹世、闺情、世象四大类，曲风声调和谐优美、语言疏宕豪爽、词采清朗俊雅、意境高妙深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不仅名列“元曲四大家”之中，更有“曲状元”之称。在元代散曲作家中，他制曲艺术精湛，虽也有清逸的作品，但以疏宕宏放为主，被看做是元散曲豪放派的代表人物。
“元曲四大家”之中，郑光祖散曲最少，但他的作品词曲精美，情景交融，风格婉转妩媚与含蓄旷达兼具。他用自己的实践将北方的刚劲和南方的清雅相揉合，成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标志着元散曲的发展逐渐趋向于成熟。
诗歌简史。写的很好。
赵孟頫与戴表元一样，同为南宋遗民，却推崇唐诗。他才气英迈，擅书法，精绘艺，懂金石，通律吕，工散曲，亦善诗歌。其诗以五言古体和七律最为著名，五古有汉魏六朝诗的风味；七律一般以风流儒雅，清奇俊逸见长。其妻管道昇亦是历史上著名的女诗人，善于因物寓志，借事抒情，清丽婉约，音韵流畅。
如果说元散曲豪放派的代表是马致远，那么清丽派的代表就非张可久莫属。张可久的散曲内容多为欣赏山光水色，抒写个人情怀或应酬怀古之作。在艺术上，他讲究格律音韵，着力于锻字炼句，对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诗词作法，籍以入于典雅，从而形成一种清丽而不失自然的风格。元散曲前期创作崇尚自然真率，后期则追求清丽雅正，可以说正是张可久完成了元曲文人化的历程。张可久做为元曲的集大成者之一，被誉为“词林之宗匠”。
张养浩是继马致远之后散曲豪放派最重要的作家，他诗文俱佳，而尤擅散曲。其诗有中唐诗风，或雄放奇崛、或平淡秀美、或质朴悲慨、或寄兴深微，多姿多彩；其散曲有警世讽世、怀古、哀民、山水、隐逸五大类，在继承元散曲豪辣灏烂的直陈白描手法之后，张养浩又将绘画遗貌取神的表现技巧引入散曲创作，其作品于奔放浩荡中完美熔入清逸明丽的风格，可谓独树一帜。张养浩的创作是对唐宋以来那种“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创作精神的继承，在元代曲界普遍沉浸在个人哀怨忧叹和愤世嫉俗中难以自拔时，他“第一次将同情民生疾苦的内容引进散曲创作的领域”，在题材开掘的深广度上堪称典范。